保姆忆江青：在上海时常“武斗” 曾暴打前夫唐纳

陈浩海

2011-07-07
       核心提示：在蓝苹跟唐纳分居，唐纳搬走之后，那亭子间里的闹剧仍不时“演出”。因为唐纳仍常来，他俩仍吵仍闹。最使秦桂贞吃惊的是，蓝小姐常常“动武”——她“武斗”。“一个电影演员会这么凶，比我这个不识字的佣人还不如！”凭她的直感，秦桂贞这么感慨道。

本文摘自《叶永烈独家披露不为人知的内幕：出没风波里》，作者：叶永烈，出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今日的秦桂贞，依然一人独居。她已搬到一幢花园洋房的底楼居住。她告诉我，这是老东家许小姐的房产，免费给她居住。她说，许小姐和丈夫郑先生对她极好。她指着屋里的电话对我说，这电话就是他们给我装的。许小姐、郑先生现在香港，每隔些日子，总是给她打电话，问寒问暖。她生病，他们汇钱来给她。她指着屋里的微波炉说，那是许小姐和郑先生的孩子宝宝送的。宝宝如今在美国学有成就，很有出息。她感叹地说：“这才叫好人有好报！”

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江青的时候，从上海前往北京的出庭者有郑君里夫人黄晨和秦桂贞。

秦桂贞常常被说成是蓝苹(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保姆。其实，那时候蓝苹很穷，还雇不起保姆。秦桂贞是蓝苹借住的房东家的保姆。

秦桂贞是江青30年代在上海时的好友。江青在当时发表的《一封公开信》中，便曾两处提到她……

那是在1936年4月，当时叫蓝苹的江青，在上海和影评人、演员唐纳结婚。这是江青第二次结婚。婚礼在上海青年会及杭州六和塔举行。上海各报纷纷报道。才过了两个月，就发生婚变。唐纳为此两度自杀(未遂)。一时间，上海各报竞相刊载唐纳两度为蓝苹自杀的新闻，闹得满城风雨，称之为“唐蓝事件”。

不久，蓝苹又与有妻、有子女的导演章泯同居，舆论更是一片哗然。

面对舆论的强大压力，蓝苹在1937年6月5日上海出版的九卷四期《联华画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为自己辩解。她这样写及唐纳：

“他又来了，进门就骂我，我请他出去，他不出去，于是我叫阿妈上来，但是他竟把房门锁了，急得我那个善良的阿妈在外边哭，可是我呢？我却平静得很，我知道他很痛苦，让他骂骂出出气也是好的。可是天哪!他骂的是什么呢?我生平没受过的侮辱，他骂我玩弄男性，意志薄弱，利用男人抬高自己的地位，欺骗他……”

蓝苹还写道：

“在一个夜里，他又来了，就这样我打了他，他也打了我，我们关着房门，阿妈和朋友都敲不开。我疯了，我从没有那样大声地嚷过，这一次他拿走了他写给我的所有的信，他又说登报脱离关系，但是他并没有登……”

蓝苹一再提到的那位“阿妈”，便是秦桂贞。

我在1986年7月前去采访秦桂贞。记得，那一回，我到了上海南京路她的寓所，她却强调必须办好手续才能接受采访。无奈，我只得再去她的单位，请党支部书记写了同意采访的条子。她虽不识字，但是认得党支部书记的笔迹，见了条子，这才跟我谈她和江青的往事。

后来我才知道，秦桂贞是一位组织性很强的老人。凡是在她看来重要的事，她都要向党支部书记请示，尽管她并不是中共党员。

秦桂贞一头银灰色短发，常州口音，说话有条有理。

那一回，她谈了许多当年与蓝苹交往的情况，但是有的情况她没有谈。

自从《江青传》出版以后，我送书给她。她请别人给她读了《江青传》。她以为那本书为她出了心中的冤气，所以对我有了信任感。

我再度采访她的时候，她毫无保留地谈了她所知道的一切……

从此，我与她建立了很好的友谊。有时候在春节，有时候在中秋节，我和妻一起去看望她——我们并不仅仅是采访者与被采访者的关系，而是很好的朋友了。

秦桂贞和江青同龄，都属虎，生于1914年。

1995年，我和妻曾用车接她到上海环龙路，去寻找蓝苹、唐纳当年的住处。

我们一起来到了当年的“上海别墅”。她拄着拐杖，旧地重游，不胜感慨。她告诉我，已经四十多年没有去那里了。她熟门熟路，带着我们来到弄堂底的一座三层楼房。那房子仍保持原貌。

她来到底楼的灶间，说她当年当佣人，每天在这里烧菜，而蓝苹住在二楼的亭子间，进进出出都要经过这底楼的灶间。

秦桂贞说，她是许家的女佣。许家住在三楼。许家是二房东，把二楼的亭子间租给了蓝苹。

秦桂贞如今上楼，每走一级楼梯，都要歇一口气。她说，当年她每天飞快地上上下下，不知要跑多少趟。光是每顿饭，就都得由她从底楼送到三楼许家。她总是把楼梯擦得干干净净。

秦桂贞带着我们上了二楼，来到蓝苹所住的亭子间。这是一个不多见的直角三角形的房间。三角形的顶端是一个小小的卫生间，装了一个坐式抽水马桶。房间大约十来个平方米而已。有一扇窗。秦桂贞回忆说，当时，窗下放一张书桌，桌上有台灯。三角形的直角处，放一张双人床。床下放着皮箱。另外，还有两把椅子。这便是蓝苹住处的全部陈设。由于人们不喜欢住这三角形的房子，所以租金最廉。也正因为这样，底楼的那间三角形房子，作了灶间，而三楼的三角形房间，成了佣人秦桂贞的住房——她与蓝苹的房间只隔着一层楼板。

秦桂贞忽地想起，在二楼楼梯口，有一间几家合用的大卫生间，便带着我们去看。那卫生间里有个搪瓷大浴盆，秦桂贞认出是当年的“原装货”。她说，蓝苹就在这里洗澡，她也用这个浴盆。只是经过半个多世纪，那浴盆底部的大片白瓷已经脱落。

浴盆仍在，人事全非。如今住在那里的人，仍在用这浴盆洗澡。他们听说原是江青用过的，都显得非常惊讶。

秦桂贞回忆说：

“那时候，我喊蓝苹为‘蓝小姐’。我跟她同岁，很讲得来，一有空就到她的房间里闲坐……蓝小姐因为觉得那个亭子间的房租便宜，就租了下来。来的那天，只带着一只黑皮箱和一个铺盖卷。屋里放一张铁丝床，一张写字桌，那都是许家借给她的。”

没几天，蓝苹就跟秦桂贞熟了。“阿桂、阿桂”地喊了。有时，随着许家孩子的口气，喊秦桂贞为“阿妈”。

秦桂贞挺善良，看到蓝苹忙于拍电影、演戏，就替她拖地板、冲开水、洗衣服，从不收她一分钱。

秦桂贞发觉，蓝小姐怎么不吃水果?

“没钱呀！”蓝苹把双手一摊。

秦桂贞把西红柿洗干净了塞给她。有时候，蓝苹不在家，就放在她的窗台上。

秦桂贞还发觉，到了月底，蓝苹常常一回家就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吃点糕饼。

“吃过晚饭了吗?”秦桂贞问。“没饭票了！”蓝苹答道。

那时候，蓝苹在罗宋饭馆(即俄罗斯人开的饭馆)搭伙，三角钱一客。到了月底，钱用光了，只好喝西北风。秦桂贞到东家的厨房里，烧好蛋炒饭，偷偷端进蓝苹的亭子间。这时，蓝苹一边大口地吃着蛋炒饭，一边连声说：“阿桂真好!阿桂真好!”

在秦桂贞的印象中，唐纳斯斯文文，讲话软绵绵，有点“娘娘腔”。他常常坐在窗口那张桌子上写东西。秦桂贞大字不识，看不懂他写的什么。

蓝小姐讲起话来呱哒呱哒，笑起来格格格格，声音很响，有点男子汉的味道。只是她的脾气变化无常，喜怒无常。

“一个苏州人，一个山东人，他们俩在一起真‘热闹’!”秦桂贞一边回忆，一边笑着。

半夜，秦桂贞常常被楼板下“阿桂、阿桂”的呼喊声所惊醒。那是蓝苹在喊她。

秦桂贞一听，就知道他俩在吵在打，赶紧下楼。她每次总是充当“和事佬”、“调解员”的角色。

在蓝苹跟唐纳分居，唐纳搬走之后，那亭子间里的闹剧仍不时“演出”。因为唐纳仍常来，他俩仍吵仍闹。

最使秦桂贞吃惊的是，蓝小姐常常“动武”——她“武斗”。

“一个电影演员会这么凶，比我这个不识字的佣人还不如！”凭她的直感，秦桂贞这么感慨道。

1968年2月，张春桥密报江青：“上海的红卫兵在找一个保姆了解你过去的情况……”当时，张春桥只是听他手下的密探的汇报，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他并不知道那个保姆是谁，住在什么地方。

江青一听，心中一惊：她马上意识到那保姆是秦桂贞!

江青明白，当年，她跟唐纳之间的“武斗”，她跟章泯的同居，阿桂亲眼目击，一清二楚。如果红卫兵从阿桂口中知道这些，贴大字报，刷大标语，“旗手”的脸往哪儿搁?!这一回，江青不必再通过叶群了。一个电活，江青就把肥头大耳的空军司令吴法宪召来。江青向吴法宪当面交办重要任务了———尽管这次的任务，又与空军业务毫不相干。“是这样的，你赶紧派人到上海去，给我找一个人。”当年的蓝苹，如今耳提面命，向堂堂空军司令发号施令了，“这个人的名字叫秦桂贞，人家喊她阿桂。30年代，我在上海的时候，她照料过我的生活，知道我的一些情况。这个人长期被上海市公安局里的坏蛋控制利用，可能泄露过我的机密情况。听说，最近又有人找她调查。这个人不能放在外边……”

“我马上派人把她抓来!”吴司令到底是个明白人，锣鼓听音，说话听声，他听出了江青的意思。

吴法宪派人到上海秘密诱捕了秦桂贞，并用专机押往北京，投入秦城监狱!

直到她病得气息奄奄，才放了她。

她无缘无故被关了七年多——从1968年3月6日至1975年5月7日！

出狱的时候，她已神志不清，严重的高血压、糖尿病、白内障、浮肿病，使她举步维艰……她背着“特务”黑锅，回到上海。

她本在1941年结过婚，丈夫也是穷人，在船上当水手，没几年就病死了。她没有孩子。她艰难地独自在上海生活着。每月三十多元退休工资，考虑到姐姐在乡下生活无着落，她还省下一半寄给姐姐，自己只留十几元。她是一个平凡、坚强而又善良的女性!她坚信这句普通的真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秦桂贞受江青迫害，吃尽苦头。她恨透了江青。

终于，1976年10月，她听到了“妖怪精”给抓起来的消息，兴奋得失眠了!

终于，她请人代笔所写的关于她受江青迫害的材料，上了揭发江青罪行的中共中央文件，印发全国。

终于，1980年11月，她登上中国民航“波音”班机，飞往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邀请这位普通的妇女，作为被害人，出庭控诉江青罪行。

在我访问秦桂贞的时候，她伸出双腕，上面还留着当年手铐的凹印。她说这是蓝小姐留给她的“纪念”。

今日的秦桂贞，依然一人独居。她已搬到一幢花园洋房的底楼居住。她告诉我，这是老东家许小姐的房产，免费给她居住。她说，许小姐和丈夫郑先生对她极好。她指着屋里的电话对我说，这电话就是他们给我装的。许小姐、郑先生现在香港，每隔些日子，总是给她打电话，问寒问暖。她生病，他们汇钱来给她。她指着屋里的微波炉说，那是许小姐和郑先生的孩子宝宝送的。宝宝如今在美国学有成就，很有出息。她感叹地说：“这才叫好人有好报！”

她还说及，北京的中共高干夫人们也很关心她。内中特别是陈云夫人于若木的妹妹于陆琳，对她最为关心，曾帮助她解决了医疗转院等问题。

当我跟她作了长谈，回到家中，又接到她的电话。她说，要补充一句：“我跟‘妖怪精’同岁，我看到她死在我的前面，我好开心!” (本文摘自《出没风波里》，叶永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