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埔军校走出的共产党人

文卓

1924年6月26日，孙中山下令“联俄”、“联共”创办的“陆军军官学校”，在广州以东20公里的黄埔长洲岛上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也是国共两党军事力量的摇篮，黄埔师生们曾经并肩作战，把鲜血洒在一起，演出了20世纪20年代革命舞台上的英勇一幕。

然而，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黄埔军校的共产党人，不得不随着蒋介石的“反共清共”而退出城市，走向农村，他们代表着中国更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实现理想而斗争。中国共产党走过的90年辉煌历程证明，中国革命最终只能由共产党来完成，这是人民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

黄埔师生中的共产党员

在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前，黄埔军校的师生中，共产党员达500多人。早在军校筹办之初，叶剑英就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的邀请，以建国粤军第二师代表的身份参加军校筹备工作。军校开学后，叶剑英被委任为教授部副主任，同时还兼兵器学的讲授任务。“十大元帅”中的林彪、聂荣臻、徐向前、陈毅，也都曾是黄埔军校的师生。

当时教职员中职务最高的张申府，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1924年，他刚从中共旅欧支部回国，受李大钊委托前往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副主任。不久，周恩来从欧洲回国来到黄埔，主持政治部门的全面工作。周恩来一到军校，很快便以他的才干和理论水平折服了全校师生，尤其他上的政治大课博而能约、条理清晰、知识性强，最受学生欢迎，每次上课学生个个聚精会神，长官们也都肃坐恭听。

政治总教官恽代英的教学威信是当时军校里唯一能与周恩来媲美的人。恽代英的外形很像印度的圣雄甘地，加上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脸上常常洋溢着一种迷人的执著神情。他不仅讲课深入浅出、语言生动，课后也很平易近人，许多学生为之倾倒，评价“恽老师不愧为青年运动之师。”

在教官队伍中，曾担任兵器处处长的成仿吾，学生队队长的杨林、陈奇涵，军事教官区队长金佛庄、茅延桢，入伍生队指导员的袁也烈等，都具有共产党员的身份。特别是在政治部中，更是集中了大量的共产党人，如先后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包惠僧、熊雄，政治教官萧楚女、政治部科员毛泽覃等等。而令人瞩目的黄埔一期学生中，更有共产党早期的指挥员陈赓、周士第、左权、蔡申熙、王尔琢、刘畴西……



从入学到毕业都考第一的蒋先云

蒋先云，黄埔一期生，1902年出生于湖南新田，从小才思敏捷、聪明过人。1917年，年仅15岁的蒋先云考入湖南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即发起成立“学友互助会”，主编《岳麓警钟》月刊。1919年，蒋先云领导了衡阳的“五四”运动，成为湖南学界公认的领袖。1921年，蒋先云与毛泽东在衡阳结识，并由毛泽东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蒋先云与李立三、刘少奇等一起领导了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后又奉命到湖南常宁水口山矿区建立党的组织，再次发动矿工罢工，并取得胜利。

1924年春，蒋先云由中共湖南党组织选派投考黄埔军校，经过初试、复试、总考三关，蒋先云在1200余名考生中名列榜首。从入学起，直至毕业，蒋先云的所有科目成绩都考第一名，表现卓越，堪称黄埔学生的表率。廖仲恺赞其为“军校中最可造就的人才”，徐向前称他“太优秀、太出色了！”

蒋先云不仅成绩优异，而且社会活动能力极强，他的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有志青年。正如他当年的同学所回忆：“蒋先云犹如恒星一般，无论身在何处都不减其光辉，他是天然的领袖，好像天生就是人中龙凤。”很快，蒋先云进入了蒋介石的视野，并在短时间内颇受偏爱，蒋介石曾言：“黄埔军校这些龙虎之士只有蒋先云才能指挥。”

1925年初，蒋先云毕业留校。他才华横溢，勇气过人，文韬武略，堪称全才，在东征、北伐中屡立奇功。惠州之战，身为第三师第七团党代表的蒋先云身先士卒，带着敢死队冒着敌军炮火扶梯登城、展开肉搏战。他多处被刺伤，血流不止，颊上留下伤疤，显现了无畏的气概。北伐期间，蒋先云出任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蒋介石侍从秘书，不少宣言和文告都出自他的手笔。后任补充第五团团长，转战粤、湘、赣、鄂。

蒋先云虽深得蒋介石的青睐，并被迅速提拔，但他却信仰笃定、正气凛然。1926年“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以“中将教育长”职务诱劝蒋先云脱离共产党，而具有双重党员身份的蒋先云却第一个公开声明脱离国民党。老蒋数次派人力邀小蒋，许以其嫡系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的要职，前提是“必须发表退出共产党的声明”。然而，蒋先云丝毫不为所动。

1927年4月12日，一场大屠杀骤然降临，黄埔教官熊雄、孙炳文、萧楚女等共产党人惨遭杀戮。蒋先云的心情异常沉重，蒋介石背叛革命的残酷现实让蒋先云深明大义，他义无反顾地宣布与蒋介石割袍断义。

不久，蒋先云主动请缨奔赴前线，率部在河南临颍与奉军激战，他身先士卒，策马飞驰在战场，在身负重伤、血流不止的情况下，仍坚持指挥战斗，呼喊追敌不止，牺牲时年仅25岁。

第一位被开除的学生宣侠父

宣侠父是黄埔军校第一个被开除的学生，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第一位遭受国民党黑手的中共高级干部，而直接凶手竟是他的老师兼同乡，号称黄埔“八大金刚”之一的蒋鼎文。

初上黄埔岛，蒋鼎文就从他所负责的第一队学生花名册中注意到一个与众不同的名字：宣侠父。再看他的履历，曾留学日本，这在黄埔一期生中也属凤毛麟角，而且宣侠父还和蒋鼎文同乡，都是浙江诸暨人。

当蒋鼎文第一眼看见这位小老乡，不禁在心里喝了一声好，宣侠父身材高大，眼神清湛，面如重枣，不怒自威。两人交谈得很融洽，蒋鼎文决定要将宣侠父作为重点对象进行培养。但蒋介石听了他的汇报却沉吟半晌，阴沉着脸色迸出几个字：“他是CP！”

蒋介石说得没错。早在1920年，宣侠父留学日本期间就接受了马列主义。1922年回国后，开始从事革命工作。1923年在杭州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你要记住，防止他们捣蛋。”蒋介石叮嘱蒋鼎文。果然，不久后的一件事，宣侠父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那是黄埔开学后进行了特别支部的选举，蒋介石、严夙仪、金佛庄、陈复、李之龙等五人当选，可是蒋介石却感到隐隐不安，因为在这五人中，除他之外的四人都是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跨党分子。虽然蒋介石身为校长，但在特别支部内也只是一名普通执委，并没有其他特权。

蒋介石决心扭转局势，他以校长和特别党部的名义下发了一道文件，直接指定各党小组长，并规定各党小组长每周需直接向校长书面报告党内活动及工作情况，宣侠父也在名单中。

起初，这道文件并没有引起多大风波，只有宣侠父敏锐地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若如此，蒋介石则将凌驾于党之上。于是，宣侠父郑重地给特别支部写了一份报告，指出蒋介石此举是企图以军权代党权，把党的基层组织变相地化作强权下监督同志的机构。他要求特别党部否定蒋介石的决定，组织基层分部的选举，并监督进行，以确保党在军校的威信和权力。写罢，他在报告书后端端正正地签上自己的名字。

按理说，宣侠父此举完全符合程序和规定，行使的是一个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但蒋介石却怒不可遏。他暂时忍住这口气，以校长和老乡的双重身份唤来了宣侠父，婉转地批评宣侠父少不更事，体会不到校长的良苦用心，希望他改正错误，收回报告。偏偏宣侠父是个认理的人，他认为校长的话有失偏颇，“以党制军”是中山先生当做命脉的原则，难道以前的教训还少吗？陈炯明的叛变就是例子。“娘希匹，你怎能将我与陈逆相比！”蒋介石勃然大怒，他限令宣侠父在三天之内写出悔过书，不然卷铺盖滚出黄埔岛。

谈话不欢而散，蒋介石又授意蒋鼎文劝宣侠父认错，无奈宣侠父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蒋介石恼恨之余，认定此人绝不可留。他从校长经费中抽出一笔款子，让蒋鼎文交给宣侠父。宣侠父挥挥手，口中高吟：“大璞未琢终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扬长而去，这正是宣侠父一生性格的鲜明写照。

1937年，宣侠父奉令来到西安进行抗日民族统一阵线工作，后被任命为八路军高级参议，这是周恩来亲自点的将。宣侠父在国民党军界中很有人缘，如十六军军长兼西安警备司令董钊就是黄埔一期的同学，西安警察局局长杭毅则是宣侠父在黄埔的老师，听说宣侠父来到西安均摆酒相接，叙及当年的抱负、情义，滔滔不绝。宣侠父乘机请他们以抗日大业为重，为八路军提供必要的给养。

当时身为西安行营主任的蒋鼎文也为宣侠父摆了一桌酒宴，还拉来了他的秘书俞铨、西安行营总务处长朱品之、机要科长寿家骏作陪，他们都是浙江诸暨老乡。没想到这场饭局却不欢而散。原因是酒过三巡，蒋鼎文趁酒劲指责共产党，宣侠父则予以反驳，并希望蒋鼎文从民族大局出发，为正在前线与日军浴血奋战的八路军补充粮草和医药。蒋鼎文打着哈哈，推托明日再办，说罢，摆摆手吩咐撤席。没想到宣侠父却不依不饶，表示明日一定登门拜访，让蒋长官兑现诺言。

自此，宣侠父隔一段日子就会来打扰，蒋鼎文苦于应付，又怕一旦对答不当，会被新闻界抓住把柄，批评政府抗日不力。蒋介石也因此几次来电责询。眼见宣侠父已对自己的前程带来了危害，蒋鼎文不由恶向胆边生，他唤来军统局西北区区长张严佛，为宣侠父罗织罪名，并上报给蒋介石。蒋介石看后大怒，遂召来军统局长戴笠，制定了暗杀宣侠父的计划。执行暗杀任务的是军统局西北区第四科科长徐一觉，行动小组成员有丁敏之、李翰廷、李良俊等。由于始终找不到得手机会，行动小组请蒋鼎文帮忙设一个局，将宣侠父“钓”出来。

1938年一个初夏的晚上，蒋鼎文在自己位于后宰门的公馆里，以讨论补充八路军军饷为由打电话约见宣侠父。蒋鼎文难得地很开通，很大方，表示将尽快办理一切事宜，同时还希望加强与八路军方面的沟通和合作。为了将时间拖得更晚一点，蒋鼎文这晚特别健谈，谈家乡，谈黄埔岛，谈同学，谈师长，真是其情融融。正直、坦荡的宣侠父没有想到，在这温情脉脉的谈话中，危险已经逼近。

参与暗杀宣侠父行动的丁敏之后来交代了当时的暴行：宣侠父与蒋鼎文的这次谈话“一直谈到深夜一时左右，正是与徐一觉预先约定的时间，才让宣侠父离去。这个时候，徐一觉、李翰廷已经率领直属组员李良俊等，坐西北区自备小汽车（司机张志兴），在蒋鼎文公馆到八路军办事处的中途某处马路边等候，一方面另派两个人从蒋鼎文公馆紧跟着宣侠父，控制他的行动。俟到了预定地点，徐一觉等突起将宣侠父架上汽车，用棉花堵住他的口，李翰廷、徐一觉同时下手抓住宣侠父的咽喉，套上绳索，两边拉紧，立时毙命。随后汽车开往下马陵枯井旁边，早就有几个人在那里放哨警戒，等汽车一到，李翰廷等把宣侠父的尸体从汽车上抬下来，徐一觉在宣侠父的衣袋内搜出一块金质怀表和一条黄金表链，揣进自己口袋。尸体投下枯井后，匆忙地倒下四五筐土了事。第二天上午，徐一觉当面报告了蒋鼎文，并由蒋鼎文发下奖金两千元。”

中共党组织对宣侠父的失踪极为重视，并预感到某种不幸的发生，八路军办事处屡次向西安行营追问，指名道姓向蒋鼎文要人，延安方面更是正式向蒋介石提出抗议。最初国民党方面还矢口抵赖，眼看着风声越来越紧，蒋鼎文扛不住了，他担心如果共产党找到宣侠父的尸体，说不定蒋介石会让他顶缸背黑锅的。于是又让那帮特务将宣侠父的尸体转移到西安城外东南角的城墙附近秘密埋葬。

很快，延安方面获得了宣侠父遇难的可靠情报，再度向蒋介石抗议。蒋介石终于露出无赖嘴脸：“宣侠父是我的学生，他背叛了我，是我下命令杀掉的！”一语泄露天机。在蒋介石的内心里，是把黄埔军校视为他的个人地盘，把黄埔军人视为他的家丁家将，予杀予生，由他随心所欲。宣侠父以敏锐的政治嗅觉察觉出蒋介石的不良居心，他是黄埔生中最早对蒋介石产生警惕，并与之展开斗争的共产党人。

抗日女英雄赵一曼

赵一曼，是家喻户晓的抗日民族女英雄，但是人们或许不知道，赵一曼还是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女生队的一员。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学名李淑宁，1905年出生于四川宜宾。1926年，赵一曼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这是赵一曼人生道路上不平常的一段历程。

黄埔军校史上招收的第一批女学员，列为黄埔第6期，罗瑞卿为领队，这在当时是“破天荒的大事”。3个女生中队共招收213名学员，她们中有的成为喋血沙场的革命英烈，如胡筠，游曦等；有的成为杰出的红军女将，如危拱之、张瑞华等；有的成为坚贞不屈的抗日英雄，如赵一曼等。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她们将自己的青春热血抛洒在祖国大地。

1927年2月12日，黄埔女生队举行开学典礼，213名女学员同男生一样，着深灰色军装，紧束腰带，带着军帽，打着绑腿，并肩站立。时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的恽代英对女生队学员说：“我们党下决心要在军校培训妇女骨干，毕业后参加领导中国妇女翻身解放的斗争。你们的责任重大，你们要努力呀！”赵一曼曾向同学谈起自己的志向说：“我不是学了出来想当什么官，而是想学点军事，那些军阀王八蛋想骑在人民头上，我就拿起枪杆子跟他们干。”

军校纪律非常严格，早上军号一响，10分钟一切都要收拾完毕。从早上5时半起床开始，一直到晚上9时半睡觉，几乎没有休息时间。每天8堂课，4节学科，4节术科，还有军事训练课等。经过刻苦的磨练,赵一曼各科军事训练成绩突出，成为黃埔女生中最出名的优秀学员,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女性军事人才之一。

“四一二”大屠杀后，形势急转直下，不少人宣布脱离共产党,部分学员中也出现了动摇，赵一曼却坚决地表示:“不,我决不回头,我要继续战斗下去！”军校决定由叶挺率领第11军第24师赴前线攻打叛军，赵一曼和女学员被编为政治连一同开赴前线。“这200多名娘子军，和男兵一样，全副武装起来，与男兵并肩作战。”女生队学员吕儒贞后来回忆说。在炮火连天的火线上，女学员们投入了紧张的救护和宣传工作，表现勇敢。激战34天里，赵一曼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

1927年7月，赵一曼按照党组织的指示,脱下军装,化装成逃难的农妇,转移到上海。不久受党组织派遣，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赵一曼顽强钻研马列主义理论，努力学习外语，逐渐成为一名有崇高信念的共产主义战士。

“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派往东北地区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第1师第2团政治委员。在一次与日伪军激战中，她率领部队连续打退敌人6次进攻，但由于敌我兵力悬殊，突围中，赵一曼身负重伤，不幸被俘。

在狱中，日本宪兵对赵一曼施以种种酷刑，逼其投降招供，但她宁死不屈，始终坚持：“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抗日。”据参与拷打赵一曼的凶手、伪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警长吴树桂后来在狱中招供：“我一生给很多人用过刑，第一次遇见赵一曼这样的女人，她真像铁块一样坚硬。”

为得到口供，日军将赵一曼送进医院监护治疗。1936年6月28日，她在看护人员帮助下逃出医院，但两天后再度被俘。敌人对她动用了灭绝人性的电刑逼供，仍毫无所得，最后不得不承认：“在长时间经受高强度电刑的状态下，仍没招供，确属罕见，已不能从医学生理上解释，且意志之顽强令人难以置信。”

在即将走上刑场前，赵一曼对同狱的难友说：“我最后检查了自己，我的心是安静的……这是我用最后行动向党作报告了，我高高地抬起头来，因为我是为多难的祖国而牺牲。我知道我们党一定会领导人民取得胜利！”

1936年8月2日凌晨，赵一曼被押上去珠河的火车，她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临行前，她给心爱的儿子写下遗书：“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

赵一曼牺牲后，郭沫若为他的黄埔校友女英雄题诗：“石柱犹存良玉踪，四海今歌赵一曼，万民永忆女先锋。青春换得江山壮，碧血染将天地红，东北西南齐仰手，珠河亿载漾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