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枪林弹雨闯荡数十年 从未负伤成传奇

步天涵谷

从井冈山斗争起，朱德与毛泽东便一起成为中国革命的旗帜，中央红军也常被称为“朱毛红军”。长征期间，朱德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司令，在征途上他以身作则激励全军，面对党内复杂的斗争，在逆境中仍忍辱负重努力做工作，最终促成了三大主力实现胜利会师。长征结束后，毛泽东称赞他“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铁”。

    朱德在枪林弹雨中闯了数十年，竟然一直没有中弹负过伤，这也成为他的经典传奇。

    平易近人

    和老百姓打成一片

    朱德是打游击的专家，在不断的实践中，他总结出“秘密，迅速，化整为零，声东击西，忽南忽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一套与众不同的战法。

    在井冈山时，朱德走遍了整个山区，勘察地形和防御工事后说：“国民党军队完全采用经常见到的日本军事战术，永远以一路纵队前进，前有前卫，旁有侧翼。除了这些，他们就什么都不懂了。可是我们分成了小股的快速部队，进入他们的后卫和侧翼，把他们切成几片。这种战术并没有什么秘密，任何人都可以学会。军阀们过去也想用来对付我们，却失败了，因为游击战术不但需要熟知地形，还要有老百姓的支持。”1928年5月至6月，朱德亲自指挥红军三打永新，三战三捷，他和毛泽东一起打开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新局面。当时他用以克敌制胜的法宝，不是别的，正是流动游击战术。

    朱德身强力壮，所以能和士兵们一起生活，与他们密切接触，从而得到了他们的信任。朱德在运用游击战时深深体会到，若没有广大群众的依托，成功是无望的。因此，他一方面非常强调部队必须严守纪律，不得侵犯群众利益;另一方面，他又强调部队内部长官应当爱护士兵，禁止打骂和体罚。

    同老百姓保持密切关系，使得朱德获得了不少帮助。1929年8月，朱德带领着几千名红军，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广东丰顺县马图镇。当地百姓受反动派蒙蔽，对红军有惧怕心理。对百姓的这种情况，有些战士想不通。朱德便耐心对大家说：“老乡越怕我们，我们越要接近他们，多为他们做好事，慢慢他们就会明白了。”于是就动手为老乡扫院子、劈柴、喂猪、挑水……几天后，老乡们消除了惧怕心理，走出来欢迎红军，此时的马图镇就像过年一样热闹。朱德仍旧要红军继续为群众做好事，他自己每天都把房东的水缸挑得满满的。有人向房东介绍说：“担水的老兵，就是红军的领头人。”房东很吃惊，接着就在镇上传颂开了：红军的领头人给老乡做好事，在国民党军队中是从来没有过的，因此老乡们更加拥护红军了。

    朱德的平易近人，与老百姓、士兵打成一片，不仅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潜在的护身符，在危难时候大显身手……

    急中生智

    扮“伙夫”诓敌

    1927年8月，朱德率南昌起义部分部队南下广东，攻占潮汕失败，随后率部向粤赣湘边界转移。部队长期行军，战斗频繁，伤亡损失很大，10月下旬，部队到达赣南信丰时，只剩下700多人，更使朱德深为忧虑的是，部队给养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恰在此时，有战士前来报告，驻在粤北韶关、湘南汝城、资兴一带的是国民党范石生的第十六军。朱德得此消息，精神为之一振，范石生是他在云南讲武堂的同学，感情一直甚好。他决计向范石生求援。此时，范石生受蒋介石排挤，也想找个可靠的盟友，以扩大自己的势力。

    他看完朱德来信后，觉得正合心意，立即派在他部队工作的共产党员韦伯萃来到上堡，与朱德联系，并转交了范石生给朱德的复信。朱德见信后，即率警卫排来到汝城，与范石生指定的四十七师师长曾曰唯洽谈。朱德提出在保证“组织上自立、政治上自主、军事上自由”的条件下，同意将起义军暂时编入十六军。曾曰唯代表范石生完全接受朱德提出的条件。朱德部队暂用“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〇团”的番号，朱德化名王楷，名义上任一四〇团团长兼四十七师副师长。协议达成后，范石生决定给朱德部队发放一个月粮饷，每支步枪配发200发子弹，机枪配发1000发子弹，每个战士发给一套冬装及毯子等军需物资，朱德深表感谢。次日，朱德谢绝曾曰唯的热情挽留，率警卫排返回崇义上堡。

    朱德到达汝城的消息很快被汝城匪首何其朗得知。早在南昌起义后不久，何其朗就听说了朱德是共产党的领导人，现在南京政府正以重金通缉捉拿朱德，今天朱德跑到了自己的地盘上，真可谓升官发财的好运从天而降。一阵狂喜之后，他把担任中队长的内弟朱龙奴叫到跟前，对他说：“龙奴，今天发财的机会到了，就看你的本事如何！”朱龙奴听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是直直地望着姐夫。直到何其朗把事情由来说完，朱龙奴才欣喜若狂地回答说：“好机会，能抓到朱德，你我今生今世就有享受不完的荣华富贵。”何其朗说：“朱德是讲武堂的毕业生，智勇双全，要抓住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他还带了一个排的人。”朱龙奴道：“我们就去两个中队，如何抓，我就听姐夫的。”何其朗说：“明天，朱德将从汝城返回上堡，要路过壕头住宿，你就带两个中队去壕头，务必抓到活的。”

    夕阳西下，朱德率警卫排来到壕头的一个祠堂里宿营，警卫排排长黄志中带领战士到老百姓家借稻草、木板摊铺，朱德和两个战士留在祠堂准备晚餐，谁知黄志中带着战士出去不久，村里便响起了枪声，朱龙奴带着几十个匪兵分头进行搜查，十几个匪兵冲进了朱德住的祠堂里，两个战士冲出门口拦住匪兵，不幸中弹牺牲。

  朱德知道出去不了，随即跑到临时用来做饭的厨房，抓起挂在墙上的围裙系在腰里，又到灶里摸了把烟灰擦到脸上，紧接着又拿起一把柴火往外走，十几个匪兵冲到跟前，朱龙奴指着朱德喝问：“你们的军长朱德在哪里？”朱德装出一副恐惧的面孔回答说:“他到村中老百姓家去了！”朱龙奴见到跟前这位衣着破旧，腰上系着沾满油污的围裙，双脚穿着草鞋，一张脸又黑又脏，根本不会相信他就是要抓的朱德，接着便来了个明知故问：“你是干什么的？”朱德拍了拍围裙说：“伙夫头。”朱龙奴信以为真，为急于抓到朱德，他不想在这里耽误时间，便带着匪兵跑出祠堂。

    警卫排长黄志中听到枪声，立即集合全排战士向祠堂跑去，朱龙奴一见追过来的警卫排，便慌忙率匪兵转身向村外逃去，警卫排紧紧追击，朱龙奴只顾逃命，左腿被摔断，落下个终身残疾。

    黄志中率警卫排追击几十米后返回祠堂，一见朱德的“伙夫”打扮，立即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朱德笑着说:“我这个伙夫头还装得有点像吗？”黄志中说：“很像！很像！”从此，朱德“伙夫头”的故事在部队传开了。

    巍然不动

    “软功”智斗张国焘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达维胜利会师。野心膨胀的张国焘见四方面军已是拥有8万精锐的劲旅，而一方面军经历了湘江血战、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之后，为不足两万人的疲惫之师，心中很不平衡，便先后在6月26日的两河口会议和8月4日的沙窝会议上跳出来向中央发难要权。中央在对张国焘进行了尖锐批评的基础上，在人事安排上还是作了一定让步，并根据需要令四方面军分成左右两路北上。当时，朱德留在四方面军，与张国焘等率左路军行动，徐向前、陈昌浩等率右路军行动。

    朱德在党和军队中一直是德高望重的主要领袖之一，为典范式的忠厚长者。他同张国焘的斗争，不是妥协退让，而是十分讲究斗争的方式方法，运用“软功”有理、有节地斗争。就当时的形势看，非常必要。两河口会议上，毛泽东等绝大多数人提出北上，张国焘却主张西进，不适宜地号召“打到成都去吃大米”，会议最后还是拍板分路北上。会后，朱德担心张国焘的思想不通，背上包袱，当夜便找张国焘作彻夜长谈。朱德苦口婆心地给张国焘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态势和力量对比，条分缕析地阐释了北上的意义和呆在苦寒的川康坐等挨打的弊端。两人一直谈到屋外见到曙色，张国焘虽然心里不服，但还是同意北上。可见朱德的“软功”还是挺见效的。

    同张国焘这个“独裁者”共事，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当时中央任命朱德为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共同领导左路军，但是张国焘却一手遮天。朱德在后来的回忆中深有感触地说：“张国焘领导四方面军，总是以个人为出发点，一切都从个人出发，凡是反对他的，或者被赶走，或者被杀掉。”

    朱德的警卫员潘开文在《怀念敬爱的朱总司令》中说：就是在噶曲河边扎营的第二天，朱总司令、张国焘、秘书长黄超、第5军团团长董振堂几个人在张国焘的帐篷里讨论军队的进击方向问题，争论得很激烈。董振堂赞同朱总的意见北上，黄超便打了董振堂几个耳光。张国焘没制止，朱德心里气愤至极，却没开腔，带着董振堂回到了自己的帐篷。警卫员分析说，朱总如若当场发火，后果可能难料。

    后来，张国焘不仅拒不听从中央的劝告，反而在部队中大肆造谣中伤党中央，四处扬言中央率孤军北上，不被消灭也会饿死。甚至在阿坝的格尔登寺的大殿里开会时，竟然悬挂出“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的大幅标语。朱德对此非常气愤，他在会前三番五次对张国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劝其不要搞这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张国焘听不进去，在会上还怂恿部分人围攻朱德。

    会上朱德巍然不动，泰然地翻着手中的一本书。有人直接逼朱德同志表态，见“戏”演到一定火候时，朱总司令镇定自若，和言悦色地发言说：“中央决定北上抗日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日本已侵占了我东三省，红军在这民族危亡之际，当然该担当起救国的重担。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是不会反对中央决定的。”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成立第二“中央”。朱德在大会上平心静气地讲：“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红军在党中央领导下，是一个整体。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不能让蒋介石看笑话嘛！”正因为朱总司令一直用“软功”与张国焘唱“对台戏”，使红四方面军广大将士看清了张国焘的真正嘴脸。张国焘倍感孤立，他一手炮制的“怪胎”——第二“中央”也很快夭折了。

    幸运相伴

    枪林弹雨中未负伤

    朱德虽然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但长征前夕的实际军事指挥权却掌握在博古、李德等人手中。准备突围西进的决定，直至需要用总司令名义下达命令时才告诉他。朱德事后感叹，这“使我伤心”。

    不过朱德还是以大局为重，尽全力做好自己能做的工作。1935年9月，当中央苏区在敌军围攻下情况危急时，朱德同周恩来等人一起筹划对粤军开展统战工作，并以红军总司令的名义致信广东军阀陈济棠，以抗日和反蒋的大义劝说，使其同意在赣粤边界放开一个缺口，中央红军得以由此突围西进，开始了长征。

    中央红军出发后，朱德虽无实际指挥权，却经常到部队中做鼓动工作。在很少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他也根据实际提出自己的意见。红军渡湘江时，遭到国民党中央军和湘桂军夹击，朱德对于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情况提出不同的意见，可这个德国人不但不接受，还大发雷霆。朱德对那些照搬苏联教条的领导人极为不满，赞成更换领导。

    1935年，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朱德参加了会议，并以尖锐语气批评了“左”的错误，他说：“这样的错误如果继续下去，红军就不能再跟着临时中央走了。”他还表示完全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支持这位井冈山的老战友指挥红军。红军总司令的这种态度，对遵义会议取得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遵义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今后的军事指挥仍由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负责。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差不多都是在到达宿营地后彻夜工作，白天行军经常要躺在担架上睡觉。朱德便在日间行军中处理各种事务，晚间睡觉，形成了时间上的分工。在行军中，朱德也很少骑马，总是同指战员一同步行，边走边谈，自己的那匹马则用来驮运伤病员。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向北进军，一渡赤水时在土城遇到川军拦截，敌军进行反扑还威胁到中央机关。形势紧急，朱德向其他负责人提出要亲自到火线上指挥，毛泽东马上组织身边的同志开了一个“欢送总司令上火线”的临时欢送会。当有人叮嘱他保重安全时，朱德豪迈地回答说：“能打中朱德的子弹现在还没有造出来呢！”朱德在枪林弹雨中闯了数十年，竟然一直没有中弹负过伤。

    朱德亲自赶到红一军团前沿阵地，川军已占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进行射击，他身边弹雨纷飞。当时又遇下雨，朱德衣裳湿透，仍挥动驳壳枪指挥部队。总司令极大地鼓舞了一线指战员，终于将敌人打退并夺回制高点。激战到黄昏，部队撤出战斗向西转移，其他人劝总司令先走，朱德却一直等到后卫团到达才通过浮桥。当时敌军的一颗炮弹正好落在他的身旁，幸而没有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