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夫妇在北戴河96号楼的最后时刻

文卓

进入1971年9月的北戴河，海水已经变得很凉，原本就寥寥无几的疗养者，此时更是纷纷离开。只有在96号楼（ 现在称62号楼）居住的林彪仍冷冷清清地纹丝不动，旁边有一批中央警卫团的部队在守卫。

    此刻没有人知道，这实际已是林彪、叶群生命中的最后时光，大概也是他们一生中最紧张的一个时节。

    9月7日，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及当时她选中的男友张清林、林立果选中的未婚妻张宁乘飞机到达北戴河，住进了56号楼。她的到来，使父亲那里多少热闹了一些。

    提到张宁，就不能不讲一下林立果的“选美记”。这种充满了古老封建皇室腐臭的做法竟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出现，且在声称是最“革命化”的“文化大革命”中间进行，一方面会让人清楚地看到林彪集团的封建落后性，一方面也可看出中国社会传统弊病之根深蒂固。

    1969年“九大”将林彪定为接班人后，叶群通过她所控制的军委办事组，以组织机构出面为她的儿子到上海“选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竟给选美人员开了介绍信，让其到基层去自己选拔。选择者一会儿穿海军军装，一会儿穿陆军军装，今天去学校，明天下工厂，东打听，西盘问，专找漂亮的女青年，引起了群众的怀疑和强烈反应，结果被迫溜回北京。

    1970年5月，林立果在上海空四军内物色人员，建立了找对象的“找人小组”，由林立果亲自命名为“上海小组”，制作了精致的组标，还亲自来上海主持授枪仪式，给“上海小组”成员发了手枪。“上海小组”的成员后来发展到20多人，都会打枪，会摄影，会驾驶汽车，每个人配备了一辆苏联造的“伏尔加”小轿车，到处寻找漂亮女青年。此后，在其他一些大城市甚至建立专门机关（人称“选妃办公室”），简直与古代皇室充实后宫一样。

    仅从这一件事便可看出，在“最最革命”的旗号之下，林彪父子的骨子里充斥的仍是一股中国传统封建帝王遗毒。“九一三”事件后，叶剑英等老帅看到林立果这些荒淫的场所和物证，都气愤地说：要是让这样的坏蛋掌了权，我们的国家就完了！

    林立果这样的年轻的封建法西斯分子的出现，不仅是中国传统封建余毒的产物，也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破坏民主和法制的错误运动造成的恶果。如果这样的人掌了权，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之奋斗的理想，就会彻底被葬送。像林彪这样长期参加过革命斗争的人，竟然走到想建立封建式传子王朝的道路，也只能说明其思想在解放后堕落和蜕变之严重，已经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革命的异化分子。

    经过一番选择，张宁被林彪家的“老虎” 林立果选中，后来被称为“妃子”，她的经历20年前曾在国内广为流传。张宁是解放军南京军区前进歌舞团演员，1949年出生，她的父亲是一个军队干部，于50年代后期去世。张宁的美貌在当时的前进歌舞团是无人能及的，后被邱会作夫人胡敏看中，于1970年送到北京，进入毛家湾林家大院，得到林立果肯定和林彪点头。为此，张宁又被送到解放军总医院学医，准备日后照顾林立果生活。9月7日，林立果让她先随林立衡去北戴河。

    张宁只见过林彪几次，每次不过几分钟，仅讲几句话。而且她也并非林立果唯一的女人。就在“九一三”那个逃跑之夜，林立果到北戴河时，还带来另外几个年轻姑娘，并发给她们手枪。在林家上飞机时，睡梦中的张宁根本就没有被叫醒，可见林立果并不重视她。张宁从小学舞蹈，政治和文化知识都不多，林立衡同她见面时问中共一大在哪里召开，她都说不出来。对于林彪集团的政治活动，她当时并不知情，事后了解也很有限。

    在“九一三”事件前的7天里，林彪、叶群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进行频繁的秘密联系。根据军委电话总机话务员的通话记录单记载，7天中，他们之间通过军委电话总机接转的电话有51次，还不包括自动电话。其中，叶群在北戴河用保密机与黄、吴、邱通话31次，通话时间合计948分钟，即将近16小时，相当于两个工作日。

    再细看一下，其中通话时间超过50分钟的有8次，最长的一次135分钟。他们在讲什么呢？

    据后来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法庭证实，叶群主要向林彪信任的“四员大将”了解毛泽东南巡时的讲话，以及北京的政治动向。至于林立果一伙“小舰队”想采取暗害手段对付毛泽东，现在还找不到证据说明黄、吴、李、邱4人预先知道，因此“两案”的判罪书中也未列入此4人。不过林彪、叶群显然也明白，如果大事成功，这几个老部属和有特殊关系者自然会跟着他走。

从外部传来的消息中，林彪、叶群知道了毛泽东在南巡时“打招呼”，实际上是要高级干部同林彪划清界限。这预示着，不但顺理成章接领袖的班已不可能，现有地位也难保了！

    从后来的揭发材料看，在这7天中，林彪在室内情绪紧张，其活动少为人知，而叶群明显是在紧张地进行叛逃准备。

    9月7日上午9时50分左右，叶群叫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俄华字典、英华字典、俄语和英语会话让飞机带来。

    到了这天晚间，9月7日晚约21点30分，总参二部的一位参谋照例给叶群“讲课”，原定是讲马其顿王亚力山大或美国电影《巴顿将军》，可是叶群却突然拿着《世界地图集》，问蒙古有哪些大城市，哪些地方有苏联军队，中苏、中蒙边境地区有多少苏联军队。

    叶群这里把主要注意力转向飞行，在北京的空军办公室副主任、那个林立果最铁杆的伙伴周宇驰也同样专心于此。他在北京找原空军司令部原航行局局长尚登峨，要他搞一本苏联航班地图。

    9月9日上午11点30分左右，叶群又要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有关中美关系的文件送来。

    9月9日上午，那个几天来最积极活动的周宇驰又布置许秀绪搞一份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雷达兵部署图。这天晚21时，周宇驰又布置当时已成为他“小舰队”成员的空军司令部情报技侦处副处长王永奎搞一份作导航用的周围国家广播电台频率表。这些东西，自然马上能搞到。

    9月10日上午，周宇驰要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把“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的一、二、三级机场的位置、长度、宽度拿个单子”给他。

    一会儿要北，一会儿又要南，可能还在多方考虑逃跑方向。

    9月11日上午11时左右，叶群要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全军副军以上干部名册、部队部署情况登记表以及全军干部工作座谈会的全套文件送来。

    据揭发材料称，9月11日当天，在空军办公大楼西侧三楼南侧最西头的办公室里，“小舰队”的王飞、于新野按照周宇驰的布置，研究确定“机关”南逃广州的人员名单和行动计划。

    据说，他们先研究了总的名单，然后研究了分别随同黄、吴、李、邱上飞机的分组名单，研究了通知南逃人员的方法，去机场车辆的安排，集中地点，还确定了分别对黄、吴、李、邱的秘书和司机“做工作”的人。在这中间，王飞叫郑兴和以“首长打靶”为名，到警卫营取手枪30支，子弹2,000多发，冲锋枪2支，子弹200发，装到车上。

    王飞还提出，会议结束后，他要带几个人去西郊机场，实地察看一下人员集中的地点和上飞机的位置。并计划在第二天凌晨人员集中后，由他进行简单“动员”后向大家发枪。

    据揭发材料称，北京的“小舰队”当时准备南逃广州，然而这边的林彪、叶群却选择了另外一条路。

    1971年9月12日，天色渐黑时分，林彪、叶群正在密室中忙着商议出路，可是从表面看96号楼却是十分平静。在这里服务的工作人员，只感到林彪夫妇情绪有点不对，却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当天，林彪、叶群在接到林立果马上要飞来北戴河的电话后，耍了一个花招，宣布当天晚上他们的女儿林立衡要与其恋爱对象张清林举行订婚仪式。叶群指示秘书和工作人员说，不请人吃饭，但要准备好烟、酒、糖果、茶等，另外再准备两部电影招待大家。他们这样做，看来是要转移工作人员的注意力，掩盖他们的阴谋活动。

    这天天黑后，叶群与林立衡、张清林一起看香港电影，电影的名字叫《甜甜蜜蜜》。晚间8点多钟，林立果乘专机飞到山海关机场，9点钟到了林彪住地。林立果送了一束鲜花给林立衡，表示祝贺。林彪、叶群他们搞阴谋的事，林立衡当时并不知道。

    作为母女的林立衡与叶群之间，平时关系不好，甚至从不喊“妈”而只称“主任”。叶群有事，也总是背着女儿，包括当时的外逃准备。林立衡毕竟是长期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了解一些上层的矛盾。这天晚间，她看出林立果回来后家里好像有事不让她知道。

文卓

叶群从放映电影的房间里一退场，随即和林立果去了林彪的房间。林立衡也没有心思再看电影，就从电影室出来，到林彪的房间外边去听。她听到林彪、叶群、林立果3个人在一起谈话，隐隐约约地听他们说，要去什么地方。林立衡听到这些话，心里很紧张。她马上去向当时在北戴河保卫林彪的8341部队的副团长张宏和二大队的队长姜作寿报告。

    林立衡向中央报告了林彪要走的消息，因此在“九一三”后最初的中央文件中还被称为功臣。然而她当时的意思却是说叶群和林立果要把林彪劫走，在后来的很长时间里，她又坚持这一观点，这显然是不合乎事实的，林彪的卫士长李文普和很多人都反对这种说法。因为毕竟是林彪说了算，他不愿意走，一声令下，身边那么多警卫人员都会来保卫，岂能被“劫走”？不过说林彪出走并非本愿，那么“九一三”事件的性质显然就有了根本变化，这显然是不能被正视历史的人们所接受的。

    不管怎么说，林立衡当时的报告，毕竟使林彪出逃一事暴露出来。9月12日晚上21点20分左右，8341部队的张宏、姜作寿听到林立衡的报告后，二大队长姜作寿立即打电话将情况报告给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张耀祠立即赶到汪东兴的办公室，说：

    “情况很紧急，林彪要走动，怎么办？”

    据汪东兴回忆录上记载，他当时马上打电话找周恩来。当时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主持讨论将在四届全国人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听到林立衡报告的情况后，周恩来马上问汪东兴：“报告可靠吗？”

    汪东兴回答说：“可靠。”

    周恩来马上嘱咐说：“你马上打电话通知张宏，如果有新的情况，立即报告。”

    汪东兴和张耀祠随后时时守在办公室的电话机旁，过一会儿张宏又来电话报告说：林立衡还报告，她听接林立果的汽车司机讲，林立果是乘专机从北京来的，这架专机现在就停在山海关机场。

    由于林立衡的报告，周恩来得知了林立果是乘专机去北戴河，山海关停有专机的重要情况，马上紧张起来。他安排其他人继续开会，自己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一间小房子里处理北戴河方面的问题。

    北戴河传来的林立衡的报告，以及各地报告的反常情况，不能不使周恩来产生警觉，并采取了非常措施。当时，为了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下令通往各重要军事机关和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的直通线路马上都接通。他还让汪东兴不离开电话机，随时掌握北戴河那边的情况，接着打电话把在大会堂参加《政府工作报告》稿讨论会的吴法宪从会场上找出来，问他知道不知道有一架飞机从北京飞到北戴河去了，空军有没有调飞机。

    吴法宪回答，这件事他确实不知道。据事后证实，这还是实情。

    “真的没有？”周恩来严肃地追问一句。

    吴法宪知道事情严重，连忙说：“真的没有。绝对没有。我以脑袋担保。” 周恩来马上要求：“你查一查，把情况迅速报给我。”

    吴法宪说要问一问空军调度室，周恩来要他立即去问。

    当吴法宪到另一个房间去打电话时，周恩来又打电话给汪东兴，要求立即转告北戴河的张宏。让他

    查一查，山海关是不是有一架专机，如果有什么新情况，马上向他报告。

    张宏很快答复说，他已问过山海关机场。确实有一架专机，专机的机组人员正在休息，这个机场归海军管理。

    放下这个电话，周恩来又拿起通往海军的电话。因为山海关机场是海军航空兵的一个机场，所以周恩来让海军政委、实际上主持海军工作的李作鹏也查一查256号飞机是否在山海关。

    隔了一会儿，李作鹏、吴法宪相继向周恩来总理回电话报告情况。李作鹏说：“下午到山海关的那架飞机，现在还在那里。”

    吴法宪说：“我向胡萍查了一下，确实有一架飞机到山海关。胡萍说是改装好了试飞。我让飞回来，胡萍说飞机出了故障，飞不回来了。”

周恩来马上对吴法宪说：“那架飞机修好了，马上飞回来，但飞机上不准带任何人。”接着，他还指示吴法宪立即到北京西郊机场去查明情况，又派中央警卫局负责人杨德中去西郊机场寸步不离地“协助”吴法宪。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派李德生到空军负责指挥，派纪登奎到北京军区加强指挥，因为吴法宪与林彪有特殊关系，自然令人信不过。

    周恩来放下电话，觉得还不放心，又打电话告诉李作鹏，让他向山海关机场传达了一个命令：“山海关机场的那架飞机要有周总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4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

    李作鹏接到周恩来让他向山海关机场传达命令的电话后，立刻敏感地想到林彪那里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与这位“副统帅”多年的特殊关系使其难以自拔。李作鹏又联系到9月6日通过黄永胜透露给林彪的关于毛泽东巡视南方的谈话，他对周恩来追查256号飞机感到很不寻常，而且感到害怕。

    “要有周总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4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这显然是一种非常措施。林彪乘坐的飞机要经过4个人联名批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这4个人里面，林彪的行动对黄、吴、李是从来不保密的，要4个人一起下命令，关键是要让周恩来批准才能放飞。

    李作鹏出于同林彪的特殊关系，此时站到自己效忠的“首长”一边，为此玩了一个花招。他拿起电话，要通山海关机场调度室，说道：“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周总理、总长、吴副司令和我的指示，以上4人，其中一人指示放飞才能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能放飞。”

    周恩来的命令经李作鹏这么一改，“4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变成了“其中一人指示放飞才能放飞”。后来，这成为林彪能够逃走的重要原因，也是李作鹏的一项重要罪状。

    当时，吴法宪乘车来到西郊机场候车室，他让秘书马上把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找来，因为从周恩来在电话中的口气里可以听出今天这架飞机事关重大。吴法宪不敢怠慢，可是他的秘书转了两圈，都没有找到胡萍。原来此时胡萍正躲在一间电话室里打电话。接电话的是驾驶256号飞机到山海关去的空军第34师的副政委潘景寅。

    当时停在山海关机场的英制三叉戟飞机，是由中国民航委托巴基斯坦航空公司购买的，由潘景寅带队以民航的身份接回来的。这架标号256的飞机在广州改装后作为专机，当时在国内算是最好的民航飞机。因为中央有规定，毛泽东不能坐飞机，所以这架飞机专供副主席林彪使用。

    据后来的揭发材料说，胡萍在电话中告诉潘景寅说，吴司令说总理追查256号飞机，问为什么去山海关？谁同意的？看来事情闹大了。胡萍还嘱咐，有人再查这架飞机，你就说这架飞机有点毛病暂时回不来。潘景寅也回答，如有人问便说飞机的油泵出了一点故障，正在修理。

    对于潘景寅与林彪的关系，也是“九一三”事件的重要谜团，坠机死亡后，他曾被定为“死党”，家属作为“反革命家属”对待。后来落实了政策，1981年12月22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向潘景寅的家属发了《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上面写道：“潘景寅同志于1971年9月13日在蒙古温都尔汗飞机坠毁死亡，特向各位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希望化悲痛为力量，为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而努力奋斗。”

    对潘景寅的死亡性质虽改变了原来的“反革命”的定性，却又不算“烈士”，只按“病故”对待，也真是一种奇特的说法。后来，这个机组中未上飞机的人写了回忆，说潘景寅当天的行动反常，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内情恐怕也被带进了坟墓。不过按常理推断，潘景寅毕竟还是上级命令的执行者，出逃的责任在林彪父子不在他，过去按“反革命”处理并株连家属确实不公道。

    得知了山海关机场有飞机这一情况，晚上11点半钟，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叶群。据当事者记述，通话内容是这样的：

    周恩来问叶群说：“林副主席好不好呀？”

    叶群说：“林副主席很好。”

    周恩来问叶群知道不知道北戴河有专机。叶群说她不知道。

    叶群稍微顿了一下后，又改口对周恩来说：“有，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是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他要上天转一转。”

    周恩来在电话里又问叶群：“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

    叶群回答周恩来说：“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

    周恩来说：“晚上飞行不安全。”

    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

    周恩来又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

    接着，周恩来还说：“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

    周恩来提出要去北戴河，这一下子叶群慌了起来。她马上劝周恩来不要到北戴河来，说什么：“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林彪会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

    当时周恩来说的这番话，并不是想稳住林彪、叶群，而是确实打算去北戴河，为此已经让杨德中准备飞机。周恩来已经想到林彪有外逃的可能，于是他要求立即准备两架飞机，并说“如果林彪要起飞，我到山海关机场去拦他。”

    在这紧要的关头，周恩来还是想阻止这位党章上写着的“副统帅”、“接班人”走上绝路。对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演，周恩来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以为然，这次是为维护党的利益和威信所采取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