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为何成不了中国的“华盛顿”

文卓

现在端详袁世凯各个时期的照片，很明显的一点是，在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仿佛突然之间变得衰老了。袁世凯四十岁左右时的照片，还显得目光炯炯、神采飞扬。而当他就任中华民国总统之后，才五十开外的人，一下子就显得老态龙钟、发须花白，仿佛色彩不足的绘画；目光看起来也没有先前的坚韧和锋利了，甚至看起来笨拙而愚蠢。这个曾经坚强的、工作精力充沛非凡的人，此时看起来就像是个疲惫虚弱的病人。即使是在洹水的时候，袁世凯还显得风华正茂、气定神闲，但几年共和制的总统当下来，袁世凯真的有点不堪重负了。不需深入思考，也可以看出他面临的压力，处在大变局之中的袁世凯，已经被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更多迫在眉睫的问题和矛盾压得不堪重负了。虽然袁世凯已感人生的使命和沧桑，但在收拾具体的残局中，他还是伤透了脑筋。袁世凯清楚地知道，这一次改朝换代，与历史上所有的改朝换代都不一样，那不单单是重打锣鼓重开台的问题，而是这个国家进入了一种没有现成经验的局面。未来对于国家以及他个人来说，都是前途未卜。一个人，处在这样的新旧交替时期，面对眼前的庞杂和混乱，既无法拿出道德和宗教来凝聚人心，也无法用理想和行动让人们振奋，更不愿用自我牺牲来平息矛盾，那么，他所依赖的，只是千年来固有的旧手段。用权谋和心机来对付眼前的一切，他当然会显得捉襟见肘了。

    由于社会转型的惯性过于强大，民国成立后，局面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这个没落的帝国看上去像个巨人，但时间正一点点将它摧垮，它的创伤和皱褶，自然而然地已成为各种细菌和寄生虫热衷的场所，各种病症，在不被察觉中活跃滋生。接手总统的位置之后，袁世凯很快发现，比起革命之前，所有的事情似乎变得越来越复杂，那些地方上的都督们，越来越不听从中央政府的号召，在《临时约法》下，中国实际上已变成各省联邦的形式，各个省以完全自治的姿态出现，无意放弃已得到的特权，包括统率军队的权力，截留税收、选任省级和省内地方官吏的权力等。这种状态部分是由革命环境所造成的，因为革命是采取分权，反对中央集权，各省在革命之后的自治，被认为最符合国家的利益。

    除了政治上的难以控制以及经济的重压之外，在袁世凯看来，同样给他巨大压力的，还有道德的沦丧、纲常的崩溃以及社会陷入一种不明方向的困窘--一方面是沿海沿江各大都市的畸形繁荣，一方面是内地农村的贫寒破败。贫富的差距，以及在知识和文化上的隔膜，越来越大。因为纲常崩溃，年轻人变得越来越无法无天；党禁解除之后，被压制几个世纪组织政党和社团的热情，顷刻之间喷涌而出，民国刚建立的头数个月，一下子就冒出了几十个政治团体，似乎每一个人都想占山为王，他们拉大旗，占山头，名义上是要通过代议制，为取得政权进行竞争，但在实际上，他们的行为一直游离在法律边缘，让人防不胜防；社会上涌现了越来越多的新思想，生吞活剥，食洋不化；所谓的妇女解放和平等破坏使得诸多家庭破裂，家庭的不稳定，随之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报纸数量的激增，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都在热烈讨论国家大事，各种各样的势力粉墨登场，争先恐后肆无忌惮地表达意见，也表达怨恨。农田抛荒现象严重，很多人已不专心种庄稼……整个社会顿然陷入了杂乱无序的状态。以至于袁世凯的英国顾问莫里循曾经写道：“至于中国，事情并未好转，很少或全无成就。这里看不见有作为的政治家气魄，没有始终一贯的目标。要做的事很多，而一切精力都用在草拟那无尽无休的规章法令上，改革只是口头上说说。”

    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仅让原先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变得杂乱无章，还让一代人变得尴尬无语：社会上那些多年苦读科举的书生们，一旦在失去了久远的目标之后，一个个变得愤世嫉俗，唯恐天下不乱；少数激进的带有西化色彩的知识分子，也对这样的政治格局不满，力图呼唤新的秩序，渴望通过一场新的如火如荼的文化运动，全盘西化。除了麻木的大众之外，那些因革命的炮声唤醒了的人，一个个显得迫不及待，赤膊上阵，仿佛一切都等不及似的，渴望一展身姿，恨不得临空一跃，登上政治舞台。在那些幼稚的人们看来，社会的运转，完完全全地取决于政治，似乎只要一个口号，一种政体，就可以把这个世界轻轻松松地改换了局面。报章的兴起，使得一大批指甲肮脏、饥肠辘辘、文笔粗俗的失业文人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法则，他们随时准备应别人的要求撰写一切东西：蜜糖或毒药，歌颂或诽谤，长的或者短的，尖锐的或者温柔的，政治的或非政治的；有的是披露，有的是杜撰，有的是谩骂，有的是挑拨离间……在这些人群当中，只有极少数新型工商业主和文化自由主义者，他们还有系统的思想，有明确的方向，希望民主政治、社会改良、基本民权，但他们的声音，在一片嘈杂之中，根本引不起人们的注意。这种混乱的局面中，慢慢地使所有人都失去了耐心。

    在这里，可以试着将中国当时的情景，与美国独立之后的情况相比较。尽管这种比较是生硬的，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出命运的机缘--1776年，美国在费城起义之后，诞生了《独立宣言》，大陆会议把军权正式授予了华盛顿。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美国赢得了独立并面临新的问题：新的国家出现了，昔日的功臣们是不是理所当然地坐享其成？国家是属于功臣的，还是属于全体美国人的？这个时候，华盛顿的回答是：他们该回家了。

  华盛顿不是没有受到权力的诱惑，也不是没有自以为是的使命感，而是他衷心地相信，一种合理的制度，比个人的力量要伟大一万倍。独立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很多人当面或者写信给他，请求他看在国家的面子上，担任这个国家的国王。为此，华盛顿曾写了“致尼古拉上校书-- 1782年5月22日寄自新堡”。在这封“尼古拉上校大鉴”的信中，华盛顿忧心忡忡地说道：

    “您所说的军队里有的那种思想，使我痛苦异常，自作战以来，没有一件事令我这样受创。我不得不表示深恶痛绝，视为大逆不道。目前我尚能暂守秘密，若再有妄论，定予揭发。我过去所为，究竟何事使人误解至此，以为我会做出对国家祸害最烈之事，诚百思不得其解，如我尚有自知之明，对于您之建议，谁也没我这样感到厌恶……若您仍以国家为念，为自己、为后代，或仍以尊敬我，则务请排除这一谬念，勿再任其流传。”

    在此之后，华盛顿解甲归田。虽然后来应国民的一再邀请出山，并被选举为首任美国总统。华盛顿担任总统的最大使命就是努力为美国设计一个更合理的政治制度。华盛顿提出了“国家绝不允许用武力来管理”这个朴素理念。华盛顿的政治信仰是：宪法至高无上。虽然美国政治制度的确立也是一个复杂而纷乱的过程，美国第一部宪法，光讨论就花费了十六个月，但由于华盛顿等人的竭力坚持，美国终于实行了当时社会上最合理的政治制度。虽然华盛顿居功至伟，但他从没有“舍我其谁”的想法，而是真诚地相信，别人一样能把美国治理好。基于这样的想法，华盛顿在连任两届后，坚决辞去了总统职务，理由很简单：我老了，不能再耽搁下去了，在宪法之下，别人同样也可以把国家治理好--这个思想本身，就是民主精神的精髓：国家的命运，并不取决于最高领袖，而是取决于法律和民众……离职后不久，华盛顿在故乡平静地去世。

    应该说，对于袁世凯来说，当他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时，他有着一个最好的样榜，那就是美国总统华盛顿。美国在赢得独立战争之后，面临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跟当时的中国，存在诸多相似之处，都是经济崩溃、社会纷乱，百废待兴，无从下手。等到袁世凯登场之时，那些对于美国革命颇有点了解的人，还真的从中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中，看到了某些相同之处，很自然地，就有很多人寄希望于袁世凯，把他当作是中国的“华盛顿”了。在他们看来，袁世凯是这一块土地上难得的具有新思想的务实人才，是一个具有精神活力和强健身体的另类。虽然袁世凯面临的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是一场关系到四亿人的巨大变革，并且这个人在判断社会走向，以及现代政治的知识储备上有弱点，但他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具有非凡的学习能力，因此肯定能带领中国人通过改革和开放的关口，帮助他们获得智慧和经验的宝石。持这种看法的，既有很多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人，也有西方各国的使节们。

    很快，袁世凯就让持这种看法的东西方人士失望了。人们后来明白，与华盛顿相比，袁世凯最缺乏的，就是无私的人格，相应的伟大理想，以及对宪法，对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契约的敬畏。袁世凯的人生观、伦理观念和政治信念仍然是中国传统中世纪的，对西方现代思想知之甚少，更谈不上现代人文理想和精神根深蒂固。传统儒学 “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色彩，不知不觉地造就了追逐权力的借口和动力；根深蒂固的“权谋文化”决定了袁世凯根本无法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只能是一个清末版的“曹操”。权力追逐的传统，对于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来说，可以说是致命的先天不足。新生的共和国就像一个早产的婴儿，整个机制还需要在实践中修补和完善，还需要一个正反馈的几度循环。如果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权力的欲望淹没了理想的追求和理性的精神，那么，权力的斗争的恶性循环会很快摧毁这个尚不完善的制度，剩下的只能是一场在虚假理想旗帜之下的争权混战。一切的一切，都会随之扭曲，最终成为这场混战的陪葬品。可以说，袁世凯推进社会进步的事业，是被另一个落入传统专制思想窠臼的袁世凯给亲手葬送了。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是诞生不了华盛顿的。

    当然，如果以华盛顿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来要求袁世凯，会显得很过分。中国的文化背景、宗教背景以及现实的土壤，决定了当时的中国很难产生华盛顿这样的人物；也决定了那时候的中国，不可能成为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的美国。当然，美国的政治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从独立战争结束之后，它同样也经历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动荡期。在这段时间里，人们争吵、结党营私，甚至黑帮卷入，陷入无止境的凶杀和争斗，但社会对于民主政治的初衷和理想一直不变--这样，在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运转之后，这个政治制度显示了它自身的纠正功能和完善机制，社会也安定下来，人们终于开始学会并习惯了按规则进行游戏和运转。

    应该说，在武昌起义之后的一段时间，袁世凯在处理与革命党的关系上，以及从清廷夺取政权的过程中，都是做得相当不错的。袁世凯最大限度地进行了忍让，也进行了妥协，并且以自己的过人的政治智慧和能力，将政治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游刃有余、进退自如，充分地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谋略和手腕。袁世凯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兵不血刃地让清帝体面地退位，让百姓少受涂炭，让社会少受动荡，是值得肯定的。在与革命党的对抗中，袁世凯也最大程度地进行了忍让，委曲求全，顾全大局，最终实现了南北和平。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尽管袁世凯被乱七八糟的事情缠身，但袁世凯还是保持克制，努力适应社会各方面的巨大变化：适应报章的嬉笑怒骂；适应政党如雨后春笋一样地出现；适应与持不同政见者相处；适应总统的话不再是金口玉言……在袁世凯看来，这一切都是社会转型期间不可避免的。袁世凯努力使自己以一个开放和清明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毕竟，他算是这个共和国的最高行政长官，必须有雅量来应付各种局面。当各方面人士采取咄咄逼人的攻势时，袁世凯进行了策略上的谦逊和退却，对持不同政见者，甚至是反对派，表现得很宽容。有时候，袁世凯甚至表现出忍辱负重，颇下了一番工夫去争取各种势力的精诚团结，以期使国家发展有一个相对安定的好局面。比如说先后三次亲拟电稿邀请康有为进京就颇有代表性。

文卓

自戊戌变法之后，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就与袁世凯一直有过节。在此之后，康、梁只要一有机会，便对袁世凯大肆攻击。辛亥革命爆发后，康、梁同样没有放弃对袁世凯的指责。南北议和时，康有为发表声明，认为袁世凯是为“窥窃神器”取代清廷，打算联络满蒙亲贵，推倒袁世凯内阁，控制中央政权。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康有为仍旧对袁世凯制定的一系列政策进行抨击，说袁世凯对英、俄窥视蒙、藏交涉不力，是最终使国家遭瓜分的“让地政府”，说善后大借款是“卖身为奴”等等。对于康梁的不断指责，袁世凯一直没有进行正面回应，而是孜孜不倦地进行笼络。袁世凯先是劝说梁启超回国，组织进步党参加“第一流人才内阁”。梁启超从日本回国后，袁世凯立即给梁启超每月三千大洋补贴家用。梁启超要组织进步党，袁世凯一出手，就给了梁启超四十万。康有为母亲去世后，袁世凯抓住康有为不得不回国奔丧的机会，致电康有为示好，在电文中，袁世凯对于康有为进行了高度评价，邀请他回国主持孔教，充当精神领袖。此外，袁世凯还布置广东当局龙济光等，对康氏优礼有加，邀请康有为北上议政。对于袁世凯的盛情，康有为抹不下面子，当即复电表示谢意，但以母丧家难，婉拒袁的北上邀请。

    袁世凯并没有顾及到面子问题，收到康有为复电的当天，又亲拟电稿，发去了第二次邀康北上电报。袁世凯从戊戌分别开始叙旧，苦口婆心地谈到当前的形势，认为“百废待兴，方思与天下之才共天下之事”，正是需要栋梁之才的时候，力邀康有为北上“论道匡时”。袁世凯一片苦心，让康有为有点心动，康有为当即复电，对袁之“搜岩访献，求治之盛心”万分感激，不过又一次拒绝了袁世凯的邀请，申明自己确实是有困难，不能北上。

    八天之后，袁世凯第三次发出邀请电，再一次对康有为进行高度评价，恳请他出山“共赞”时局。康有为再次回电，表示感谢，诉说了自己不能应邀的理由，同时献上了“亲拜文庙，或就祈年殿尊圣祀天”、“令学校读经”的经国之策。袁世凯三次致电康有为，宛如一个民国初年的“三顾茅庐”版。应该说，作为颇有资历的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如此降低姿态，也算一件不容易的事。康有为虽没有接受袁世凯的邀请，但他将政治主张和盘托出，那就是，尊孔读经，救世拯民，将孔夫子的学说提高到宗教的地位。康有为的主张，对于朝代变更时期的人心安抚有一定好处，但这样的主张，对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的中国而言，并不算什么灵丹妙药，只不过是无可奈何地回头看罢了。康有为对于现代社会的政治格局，还是没有深入的理解。袁世凯心里也明白这一点，但对于这样的老人，袁世凯要稳定局面，就必须尽力怀柔，最大限度地争取他们在道义上的支持。实事求是而言，无论是从文化、主张、性格以及行事风格来看，袁世凯与康有为是不相融的，这也决定了稍有风吹草动，两人之间必定会呈现裂痕，果然，袁、康的蜜月，亦仅仅短短的两年而已。不过在此之后，两人却同样以试图恢复帝制“殊途同归”，想一想，这真是一件令人费解，也同样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安抚康梁的同时，袁世凯还努力对其他方面的代表人物进行安抚，消除人们对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的阻力。对当时最着名的“反骨”章太炎，袁世凯一直优礼有加。有一段时间，章太炎也被袁世凯的行为感动了，性情的他，到处说袁世凯的好话。有一次，章太炎酒后失态，在袁府上大吵大闹，袁世凯也好言相劝。对于一些能力较强、身体较好的大臣，袁世凯授予他们参政的名义，给他们优厚的待遇，他们当中有赵尔巽、李经羲、樊增祥、冯煦，瞿鸿禨、增韫、李盛铎、唐景崇、荫昌、联芳、宝熙、萨镇冰、于式枚、周学熙、李国杰等等。在袁世凯看来，这些原清廷的要臣，对社会都是有相当影响力的，必须得足够尊重才行。对于那些明显不适合民国政体的，袁世凯也一一安抚，比如说清朝的遗老遗少们载沣、那桐、世续，封疆同僚周馥、锡良等，也尊以“旧侣”(老朋友之意)称号，让他们享受充分的待遇。对已经出任民国高官的前清内阁大臣、边疆大吏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等，袁世凯也表现出极大的尊重，用人不疑。袁世凯还努力跟岑春煊这个老对头重修归好……政治从来都是妥协的产物，袁世凯所沿用的方式，明显地是旧时改朝换代的习惯，不过对于袁世凯来说，能做到这一点也相当不容易了。毕竟，以当时形势下各种势力的互相抗衡和抵犄，袁世凯为了争得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也只能这样了。

    袁世凯的怀柔、妥协以及宽容，决定了袁世凯的共和制，在最大程度上团结了不同阶层，不同派别的人，也决定了袁世凯所领导的中华民国决不是一种现代的政治制度，只是新与旧妥协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四不像”。这样的中华民国，更像是前朝政权的某种后续，而不是开天辟地的新时代。

1912年8月底，由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促进会，正式合并成立国民党，以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为理事。这次成立大会，是经过袁世凯同意的，并且，袁世凯看起来对国民党成立一事，始终表现得很热衷也很积极。不仅如此，袁世凯在知悉孙中山将来京参加成立大会后，便向宋教仁要求与孙中山举行会谈。8月24日下午5点半，北京火车站礼炮齐鸣、鼓乐声声，稚嫩的童声唱起了欢快的歌声；总统府秘书长、国务院代总理及各部总长、参议院议长、议员、各党派、各界人士列队迎接孙中山。孙中山走下火车时，掌声雷动，人们纷纷挥动手中的旗帜。欢迎仪式之后，孙中山坐上了袁世凯那辆金碧辉煌的朱漆金轮马车，由三十位骑马的宪兵开路，从正阳门直入外交部街迎宾楼。迎宾楼是袁世凯为了欢迎孙中山特意下令用外交部办公室改建的。当晚，袁世凯亲自来到了孙中山下榻的宾馆，同孙中山进行会谈。这一次会晤，也是民国初年两大政治巨擘的首次见面。随后，另几位革命党人黄兴、陈其美、李书城等赶到北京，也受到了袁世凯的热烈欢迎。在北京的二十多天里，孙中山跟袁世凯共举行了十三次会谈。谈话都是秘密进行的，除了孙与袁外，只有袁世凯的秘书长梁士诒在场。两位政治巨头的会晤，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心，报章纷纷猜测会谈内容，想从各种各样的蛛丝马迹上，分析一些变化。人们希望这两大巨头通过这一次会晤，制定一些有利于古国变迁的良策，使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能够迅速地从纷争中平静下来，给新历史展示一个良好的开端。

    这一番在京的多次会谈，双方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孙中山看来，袁世凯精明强干，为人谦和，思路敏捷而清晰，是一个栋梁之才。以袁世凯的目光来看，孙中山则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者，富有幻想和热情，意志坚定，精力充沛；但他的思维方式，却明显地不着边际，书生气太足，拙于行动。孙中山公开发表谈话表示，在当前的社会，要治理民国，非得具有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的人不可，袁世凯大总统正好是一个合适人选。孙中山表示，袁大总统应该练兵百万以强中国，而他自己，则愿意专门负责修铁路，希望把全国铁路延长至二十万里。袁世凯听了很高兴，当场表态授孙中山为筹划全国铁路全权，月薪高达三万元，并将当年为慈禧太后回銮时特别制作的豪华列车，拨给孙中山专用，以便巡视全国铁路现状。袁世凯还下令各地方官员，服从孙中山的指令，对巡视路政的孙中山热情接待，聆听教导。看起来，双方进入了一个蜜月期。某一天会谈之余，黄兴甚至还半开玩笑地动员袁世凯加入国民党。一直奉行“君子不党”的袁世凯微笑着拒绝了，袁世凯很委婉地说：“加入政党诚然不错，但现在不是时候。”不过，袁世凯还是指派赵秉钧等人加入了国民党。在内心里，袁世凯对于政党一直有自己的看法，他后来在致安徽都督柏文蔚书信中这样写道：“入甲党，则乙党为敌；入乙党，则丙党为敌。”以袁世凯自己的理解方式，自己既然在总统的位置，那么，就应该坚守“不党主义”。

    9月16日，袁世凯、孙中山以及黄兴共同制定的《政治纲领》以政府公告的方式颁布：一、立国取统一制；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

    《政治纲领》公布之后，举国为之振奋。在那些单纯的民众眼中，中国的未来一片光明，当前存在的诸多困难很快会迎刃而解。人们相信，如果这个纲领能够实施，不仅有利于结束全国分裂状态，实行国家的统一，而且，还能从发展基础产业入手，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不久，时局的发展，让每一个兴高采烈的人感到了失望--蜜月很快就结束了；或者说，蜜月尚未开始，争斗便已开始了。人们很快发现，将这两个什么也不一样的人硬生生地捆绑在一起，实在是太难了。他们就像两只刺猬一样，是很难靠近的。虽然他们也曾为暂时的坦诚所感动，并且表达过自己的坦诚。但他们之间，太多的不同就像深深的鸿沟一样横亘在面前：主义、理想、观念、性格、背景、环境……一切的一切，都预示着他们不可能联合在一起，而他们谁也不肯退缩和忍让。那个看起来堂而皇之的共同政体，很快，就不被人们当回事。无论是在朝之人，还是在野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