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陈北李”之外——建党史上不应被遗忘的人

步天涵谷

谭平山（1886－1956年）是中国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民主革命家。在党的早期党员中，他最早提出了政党问题并阐述了政党的内涵。他的政党思想不是停留在对各国政党的观察和分析上，而是开始从俄国“布尔塞维克派”这个新型政党的发展趋势中，阐释自己对建立新型政党的主张和看法，并开始探寻所要创建的政党的标准和模式。

    谭平山对于“政党”的解读有自己的一番见解。他极力主张摒弃旧政党，与一切旧政党划清界限。鉴于对政党的理解和认知，他提出的主要观点有：（一）强调组织政党必须“以主义为结合中心”。谭平山强调，只有政党成员的志同道合，才能形成合力，政党组织也才能长久存在。（二）强调组织政党，该“政党的政纲当明白具体列出”。谭平山主张：“凡立一政纲，必先有详细的调查，乃临事有一贯的主张，故政党的党纲，不可好高务外”。（三）强调“政党不可依赖不正当的势力”。谭平山指出，如果今日的政党仍依赖军阀、官僚、巨绅、资本家这些“不正当的势力”做靠山，“势必变成拥护军阀、官僚、巨绅、资本家等机关”，变成他们的走狗。（四）主张应将“含有学术性质”和“破除阶级制度”列入政党组织内容。谭平山主张,今后成立政党，在政党内部，“不可不设有政治研究的团体，而予党员以政治素养的机会”。（五）强调应将“关注社会事业”、 “与国内平民为友”、“与世界平民为友”等视为政党应持之态度。

    1920年，谭平山从北大毕业回广东，在高等师范学校任哲学教授，并与已转居上海的陈独秀等联络，在粤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广州共产党支部建立时，谭平山成为首任书记。1921年党的“一大”召开时，他因事未能出席而让陈公博做代表赴沪。1922年“五一”节，他以劳动组合书记部南方分部书记的身份，发动起广州10万工人群众举行大游行，他本人举着红旗走在队伍最前面。当时，党内有“南谭（平山）、北李（大钊）、中陈（独秀）”之说。

    1924年，国民党进行改组，谭平山因有同盟会员资格、是广东名流并有共产党推荐等多重优势，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长。1927年夏，他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并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团的实际主席；南昌起义失败后于11月间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此后，他发起组织第三党，1948年初参与创建民革。新中国成立前夕，他的主张和影响为民革和各民主党派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协商建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李季（1892—1967年）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15名成员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他主要埋头翻译海外社会主义思潮论著，著名的《社会主义史》就是他翻译的。

    1915年，李季进入北大英文科学习。因替辜鸿铭将一篇英语文章译成典雅汉文，李季深得辜氏的器重，在其加意扶持下英语大进。在毕业时，李季已是不折不扣的英语人才，只可惜口语并不标准。五四运动爆发后，“新思潮震荡全国，真有‘一日千里’之势。”李季深受影响，努力从“小我”中挣脱出来，转而从国家与民族的命运“确定我的趋向”。这个时候，他开始钻研社会学。当时国内的书刊满足不了他的求知欲，于是英语专长发挥了作用，直接阅读英文原著，“看了三四个月新思想的书”。这阶段，李季遭遇了社会主义思潮。他首先从历史下手，为了弄清楚风行国际的社会主义思潮之来龙去脉，开始着手翻译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老同学、新同事对于这位新近毕业生贸然翻译表示怀疑，李季以“生活就是作工，作工就是奋斗”之语自励，坚持下去。两个星期后，“各种困难，逐渐消灭，初稿已可应用，不必再易稿纸。”这期间，李季另有教学管理工作，翻译只是一种“附属工作”，“然三个月之内，这部二十二万字的译品便告成功。”实际上，初事翻译，李季也并非决然的单打独斗。他曾接受过曾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名教授胡适，以及留校任教的张申府等人的指导和帮助。

    在社会主义知识荒的当时，《社会主义史》在勾勒社会主义发展史方面已是功不可没。1921年初，法租界曾查抄《社会主义史》。蔡元培为《社会主义史》作序，此序竟为“上海各学校并选为国文读本”。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追忆自己在1920年看了3本书，其中就提到《社会主义史》。他说：“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凡此种种，足以表明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在当时的震撼力。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李季参加了托派组织。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国家出版总署特约翻译，译有《马克思恩格斯通讯集》、《现代资本主义》等。

张伯简(1898-1926年)是白族第一代共产党员。五四运动爆发后，他远渡重洋到了巴黎，在此期间，学习马克思主义，坚定了走“十月革命”道路的信念，彻底抛弃了工读主义不切实际的幻想。1921年冬，他加入了共产党。年末，张伯简积极参加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他和在德国的中共党员周恩来、萧子璋、张申府、刘清扬等联名写信给在法国的赵世炎，力促组建“全欧大组织”（即青年团）。此时的张伯简已具有明确而坚定的革命理想，且是在组织领导下进行革命宣传活动，跟以往的宣传活动有着本质的不同。

    1924年秋张伯简回国后，受党的指派，先在上海和京汉铁路从事革命活动，以后又在中央宣传部工作，负责《向导》等党刊的送稿、印刷和发行工作。此时，他已是党内卓有建树的革命宣传家。他在1924年发表于《中国工人》（第2期）的《向导周报与劳动阶级》一文中指出：向导报的办报理念就是要建立代表“劳动阶级”的言论机关，它的立论完全以工人农民的利益为标准，通过它中国劳动阶级能够更正确地认识“十月革命”的情形，能够进一步促进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张伯简的这些理论证明，当时中共在舆论宣传思想方面已经十分成熟。此后，为“劳动阶级”的利益立论，一直是张伯简开展宣传工作的坚定立场。

    1924年11月，张伯简担任党中央出版部书记。这一时期，他根据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教材和自己的学习心得，译制了一张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各时代社会经济结构原素表》。接着，他又编纂了《社会进化简史》一书。这是我国最早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阐述社会发展史的理论著作之一，在我党早期宣传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中起过重要作用。1926年8月中旬，他又全力投入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但不幸肺病大发，永远离开了战斗的岗位。

李书城（1882-196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反清将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驱、辛亥革命的元勋和武昌首义的元戎，在反对北洋军阀统治和国民革命中都有崇高的地位和惊天动地的表现。他以自己的特殊身份，支持和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尤其是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出过特殊的贡献。

    建党之初，亟待建立一个稳定的活动场所以推进革命运动，李书城毫不犹豫地将寓所变成中共早期组织的活动中心，使党的活动紧紧围绕这一中心而不断扩展。他的弟弟、上海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李汉俊，就是以李公馆为中心向国内传输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资讯并且展开对于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潮批判的。李书城为培养胞弟李汉俊是不遗余力的，并以举家之财力支持中共早期组织的活动。

    在李书城对于中共早期组织种种掩护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关于中共一大会场被搜查之谜”的问题。通常的说法是：1921年7月30日晚，一个陌生人冲进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李书城寓所客厅——中共一大的会场，随即匆匆离去。十几分钟后，一批法国巡捕和中国密探搜查了这所房子，这时会议代表已安全撤离，两天后在嘉兴南湖继续举行会议。

    我们知道，当时党的早期党员是在极其黑暗的反动军阀统治的条件下来筹备组织召开中共一大会议的，之所以在李书城家中召开，原因之一就在于李书城在民国社会中崇高的政治声望。有这样一个特殊关系，在李公馆开会比较安全。李书城对于胞弟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从他本人角度而言，在家中举行中共重要活动可以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内和北洋军阀政府内的政治声望以及居住法租界较为安全的条件给予掩护。

    当年，法租界警察确实搜查了中共一大会场，但只是履行了搜查程序，而对于至关紧要的“会场散落的文件”，“警察们并没有翻动”。对于楼上住人卧室均未作任何搜查，甚至连房门都未要求打开。对于楼下李汉俊卧室到处散落的中共重要文件也未细看，匆匆而入，匆匆离开。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那个时代，倘若没有李书城这样具有显赫政治地位的民国元勋、民国政府的高级顾问、高级将领的政治声望和影响力，中共一大会场被搜查的后果是难以预料的。

    对于中共早期组织的贡献，李书城其本人生前从未挂在嘴上和留在纸上，他在回顾中国革命历史的时候，也总是只谈先贤志士，很少言及自己。在1949年筹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事之时，周恩来曾指出：“他（李书城）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之一，辛亥革命首义后在武汉当过黄兴的参谋长，继之又投入了讨袁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起过重要的作用；我们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他家里召开的，他的弟弟李汉俊过去在我们党内有过贡献；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他也做过有益的工作。”为此，周恩来派薄一波找李书城谈话，并对薄说：“他有这么一个历史，要照顾这个历史。你去跟他谈谈，说要委任他为农业部部长。”正是因为这一历史情结，李书城再度成为了新中国政府的一位重要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