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口述：我被迫在“陆定一冤案”中作不实口供

文卓

“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被诬为“潜伏特务”。为寻找有关“证据”，“陆定一专案组”派人前往战犯管理所提审身为“中统”高干的作者。因对外界政治气候缺乏了解，他在威逼下违心地作出了不实的供词，未曾想竟由此铸下大错。

“专案组”来势汹汹

１９６８年五六月间的一天，三位穿军装的“陆定一专案组”人员，专门来到战犯管理所提审我。对方一开始就十分严厉，要我交待关于中统特务打进共产党中央的“特情内线”。

我如实交待：“我在中统任职多年，但没有主管过对共产党的工作。１９４３年我升任秘书以后，有关文件也不是由我批阅……关于中统局本部的特情内线的确不清楚。”

见我实在答不出什么，对面的三人愈加急躁，拍桌子，高声训斥。可终究问不出个所以然，只好命令我好好回忆，明天再说。

已接受了１７年教育改造的我，自信绝无半点隐瞒或抗拒之情形。有些往事确因时间长久而记忆模糊，但对派人打进共产党中央这样的重要信息，我如果知道的话，是决不会忘记的。回到宿舍，我顺着时间脉络，仔细回忆，终于想起了一件事。

那是１９４７年下半年的一次会上，中统局局长叶秀峰说了许多打气的话，然后突然自鸣得意地说：“以前共产党打进我们的核心，现在共产党中央也有我们的人啦。”这句话的前半句，是指曾打入国民党核心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至于后半句，众人都感到吃惊。

叶秀峰并未讲明“内线”是哪个人，也没有讲明他担任什么职务，事后也没有再提过这件事。或许，叶是根据获取的不可靠情报，为了鼓舞士气，说了大话。尽管当时在座的人都感到意外，但并没有谁请求叶说出具体内容，散会后也没见到有人多议论。

被逼做出不实口供

第二天再审，情况与昨天差不多。“专案组”三人继续厉声训斥：“我们已掌握了充分证据，中统在我们中央有一个高级特务，你一定是知道的！”我还是多次重复“实在不知道”，“确实没印象”。见无进展，对方干脆托出“底盘”，进一步明确提示说：“陆定一是个叛徒、特务，你要将陆定一的情况好好反省回忆，交待清楚！”

我只得将前一天想起的叶秀峰讲话的情况交待出来。三人听到这里，似乎有重大发现，便一个劲地追问：“这个人是谁？”“不知道，叶没讲出名字。”可他们硬说我还有顾虑，于是再宣布政策，还让我反复背诵毛主席语录，直到他们自己也筋疲力尽为止。

我的思想斗争很激烈，一夜没睡安稳。第三天再被提审，我的回答还是与前两次相同。三人恼羞成怒，叫嚷着要一枪崩了我。“快说！叶秀峰说的那个人是不是陆定一？”

我心头猛地一震。“看样子，他们已掌握了充分的证据，提审我只是为了求得确证或在考验。报纸上不是已刊登了许多被挖出来的‘叛徒’、‘特务’了吗？”想到这里，我迫不得已按着“专案组”的要求回答：“是的，叶曾说过，那个人就是陆定一。”

我间接成了加害者

说出这句话后，我心中有些不安，但又以为没什么大错。既然上头已掌握了证据证明陆定一是“特务”，那么将他挖出来有什么不好呢？然而，身处高墙内的我哪里知道：“文革”浩劫中，早已黑白颠倒，欲加“叛徒”、“特务”之罪，何患无辞？

见我说出了陆定一的名字，三人的脸上露出笑容，当即命令写出书面供词，并说只写这一点就行了，其他情况一概不用提。我遵命写出这样一段话：“当时叶秀峰所讲的共产党中央也有我们的人，这个人就是陆定一……”“专案组”随即将供词携走。

１９７５年，陆定一被正式定性为“特务、阶级异己分子”，我的那份供词被作为主要证据向全国传达。这时已获得特赦的我还有点沾沾自喜，认为自己为党和人民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直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帮”被粉碎，我才如梦方醒。由此联想到在改造期间所写的不实供词，心中忐忑不安，总有种负罪感。怎样才能找到机会来纠正以前的错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