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思想家杨伟名冒死上书党中央始末

他乡温情

原载2002年11月《三秦都市报》

40年前的1962年，陕西户县杨伟名等三人将一份旨在“报忧”的《当前形势怀感》分别寄给了各级党委直至党中央。杨伟名随后和该文一起，经历了大起大伏的命运。评论家鄢烈山先生在一篇专论里说：“今天看来，这些最基层的农民和党员是具有何等的远见卓识！可以这样说，现在我们实行的一些基本理论、基本思路、基本政策，都可以从中找到萌芽和雏形。”40年后的2002年，我们党召开了十六大，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正在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户县各界也举行了多项纪念杨伟名的活动，并将于12月举行一场高规格的研讨会。杨伟名这位乡村思想家的探索和努力值得让更多的人知道。

生于忧患

2002年，陕西户县。一个已故农民的名字被不断提及。这个人叫杨伟名，他和他的思想在时隔整整40年后，再次被中国思想界所审读和认识。

杨伟名究竟出生在哪一年，说法不一，据我手头掌握的资料，共有三种提法。在《南方周末》早几年刊登的《杨伟名：30年前的先觉与死命》一文中，说“杨伟名，1923年生。”在《中国青年报》2002年8月21日刊出的《不平常的追悼》一文中，对杨伟名是这样介绍的：“杨伟名，1922年生，陕西户县城关镇七一大队（现甘亭镇七一村）人。3年私塾，家贫辍学。曾参加中共地下党工作，1949年2月入党，1949年5月任职副乡长，当年冬天自行脱党还乡，1957年重新入党，任生产大队会计，1962年‘一叶知秋’遭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免去现职，至1968年遭批斗迫害，不堪受辱，服毒自尽。卒年46岁，1979年平反昭雪。”

而在2001年第六期《陕西史志》所载的：《农民思想家杨伟名》一文中，记载的却是“杨伟名（1925年—1968年）”，而之所以会有出入，我想，也只是因为杨伟名是一介平民，如果没有以后的事，他完全会像无数个普通农民一样，无声无息淹没进茫茫人海了。

综合仅有材料可见，杨伟名幼年丧父，12岁开始读私垫，辍学后自学完中学课程，18岁被拉壮丁，三年后逃回家务农，1949年起，他开始在报刊发表诗歌、杂感之类的文章，闻一多先生被杀害后，他立即向报纸投稿，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罪行。他还经历了一些不幸事件。这是今天能够得知的他的一些早期生活经历。
“不识时务”的思想者

七一大队有9个生产队，2000多人。杨伟名担任了大队会计和调解主任后，工作十分积极，他业务熟练，好学习，爱争辩，人们都公认他肚子里最有学问，信任他。

50年代末，河南、四川等地的逃荒农民开始大量流入关中地区，一斗粮食换一个媳妇的事时有所闻。眼见自家也吃了上顿没下顿，平日善于从实际入手学习和思考的杨伟名愈加关心国家时事，独立思考一些问题。1960年，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谈谈小麦播种量问题》，针对当时社会上盛行的浮夸风和瞎指挥，他提出了理性中肯的批评和建议。他把文章送给县上和公社上的领导，希望对他们的工作能起到参考作用。

1961年，杨伟名接连写出了《有关处理目前物资供应困难的建议》、《关于自愿参加食堂的建议》、《应该以生产队为基础——对六十条修正草案的修正意见》和《谈关于一类物资的开放问题》四篇文章。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比如他认为：“从理论上讲，我们的国家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议社会主义的。我们的建设整整飞跃了一个历史时期——资本主义时代，但所谓飞跃都不是绕过，而是一种方式的转换，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同时允许出现一个有条件的，但相仿于资本主义范畴的自由竞争时期……尽快建设具有现代工业、农业、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经过一个‘自由竞争’的时期。”比如他认为：“贫富差距应允许存在，只要不出劳动致富的原则，富者听其‘面白米全，酒肉丰隆’，穷者让其‘缺米短面，瓜菜代食’熖煸秩嘶龀外，这样富者可以再接再厉，穷者自会‘反躬自省’。”比如谈一类物资开放问题时，他做了如下阐述：“计划经济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宜小不宜大，即便是仅占30％—40％，也绝不会影响其对70％或60％的领导作用。”“我们应该把计划经济范围收缩到应有的限度，同时相应扩大非计划经济的范围。”

杨伟名在这些文章中还提到了必须尊重价值规律的观点。只有尊重了“价值规律”，启动自由市场价格杠杆，才能真正把国民经济调整过来，进入良性轨道，才能渡过难关，展示出光明的前途。他的预见在90年代全部兑现。

《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认为：思想家顾准在1956年写出了《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理论上影响了一代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并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后来“改革开放”，实现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杨伟名和顾准交相辉映。他的计划经济也要遵循“价值规律”，允许中小工商业自由发展、农产品“自由贸易”等思想，从已有文献分析，应该产生于50年代末。其思想的总体水平远在同时代人之上。正是这些思想的积累，孕育出了《当前形势怀感》的横空出世。

《一叶知秋》四十年祭

《当前形势怀感》（又名《一叶知秋》，因为文中有“一叶知秋，异地皆然”之语）是杨伟名的传世作，也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这篇文章写于1962年春天，当时“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已经是一望而知的事实”。杨伟名感觉到的困难形势“如汹涌狂涛，冲击心膛”，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促使他拿起了笔，在时任大队支书的贾生才和大队长赵振离签名后，于这一年的5月10日向公社党委直至党中央发出了近万言字的建议信，其时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刚闭幕不久。

《当前形势怀感》共分12节：（一）前言；（二）忆“撤退延安”，（三）处方，（四）腰带，（五）“改造”与“节制”，（六）“恢复单干”，（七）“过”与“退”，（八）走后门，（九）市场管理，（十）烦琐的哲学，（十一）双程轨道，（十二）提建议有感。最后附有三条后记。在这篇文章中，杨伟名扎实的经济理论功底，精湛的分析方法和逻辑以及预见力、洞察力令人叹为观止。

在文中，杨伟名概述当时国民经济形势，特别是农村经济形势时说：“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并质疑：“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英明领导下，何今暗而昨明﹖”他指出：“看来形象是逼人的，不过困难的克服，倒是很容易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尽速地应用于当前形势，诸如一类物资自由市场的开放，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虑的。

杨伟名明确提出要“恢复单干”，但认为“不必恢复合作化前那样的单干”，可实行“土地虽分到户，而地权仍归集体所有”的办法。中共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刘华珍同志在《一叶知秋》四十年祭中就此感叹道：“20多年来，人们都说，我国农村的家庭承包经营，1978年起始于安徽省凤阳县。殊不知，在此之前的16年，陕西户县就有人向中央明确地提出了这个建议。令人痛心的是，这个建议，20年后才变成中央的政策，而此时，杨伟名已在地下长眠14年。”
杨伟名在文中还对中国大势作了异常清晰的判断，他说：“我自己认为，我们的国家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这个既穷又白得薄弱基础上，由1949年解放起到1955年合作化为止，仅只六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就真的完成了吗﹖答复是否定的。并且要在短短的六年时间内，把一个具有六亿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成新民主主义的强大的工业国家无论如何是不能想象的事。”“按说新民主主义建设需要二三十年，由新民主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长期的转化过程，又需要二三十年。”因此他认为：“像我们过去所做的显然是拔苗助长，违犯了客观规律。”

杨伟名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初期”理论，颇合80年代中期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他认为，必须从这个基础出发、观察、判断问题和进行政策选择。

在这篇文章中，杨伟名还通过一些鲜活生动的比喻来阐述自己的辩证哲学思想，很是贴切。如他把党的政策比作“处方”，喻为“腰带”，认为处方要根据病情发展不断调整，“直至病情痊愈而后止”，“腰带”需“仅有一条”，“一定要松紧适度。”“过于紧了，倒会令人气喘”。他说：国营经济形似人身，中、小型工商业自由生产，农村包干外的自由贸易则为人身的手足，无人身，手足无依附；无手足，人身失所能，两者相依相成，关联互赖。”从中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到20年后“放开搞活”的影子。

杨伟名还为党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设计了一个“双程轨道”，形象地阐明了“民主集中制中，群众意志集中上去与党的政策贯彻下来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如双轨交迭，则相与冲突而互为路障，甚或撞击而两车俱伤。再者，车之交替往来，如环之周而复始，循环无息，设无车来之车，西往之车可尽，无西往之车，东来之车可竭。”因此他说：“广大群众的意志是通过集中那条轨道集中上去的。集中上去的意志，经过加工整理，作出决议，又通过统一领导的那条轨道贯彻下来。这个一上一下，犹如两套列车沿着各自轨道，相对而开，而互无妨碍。”这样可以让“群众意志不断集中上去，又不断地贯彻下来”，实现“百分之百的民主”和有效的集中。

原载2002年11月《三秦都市报》

40年前的1962年，陕西户县杨伟名等三人将一份旨在“报忧”的《当前形势怀感》分别寄给了各级党委直至党中央。杨伟名随后和该文一起，经历了大起大伏的命运。评论家鄢烈山先生在一篇专论里说：“今天看来，这些最基层的农民和党员是具有何等的远见卓识！可以这样说，现在我们实行的一些基本理论、基本思路、基本政策，都可以从中找到萌芽和雏形。”40年后的2002年，我们党召开了十六大，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正在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户县各界也举行了多项纪念杨伟名的活动，并将于12月举行一场高规格的研讨会。杨伟名这位乡村思想家的探索和努力值得让更多的人知道。

生于忧患

2002年，陕西户县。一个已故农民的名字被不断提及。这个人叫杨伟名，他和他的思想在时隔整整40年后，再次被中国思想界所审读和认识。

杨伟名究竟出生在哪一年，说法不一，据我手头掌握的资料，共有三种提法。在《南方周末》早几年刊登的《杨伟名：30年前的先觉与死命》一文中，说“杨伟名，1923年生。”在《中国青年报》2002年8月21日刊出的《不平常的追悼》一文中，对杨伟名是这样介绍的：“杨伟名，1922年生，陕西户县城关镇七一大队（现甘亭镇七一村）人。3年私塾，家贫辍学。曾参加中共地下党工作，1949年2月入党，1949年5月任职副乡长，当年冬天自行脱党还乡，1957年重新入党，任生产大队会计，1962年‘一叶知秋’遭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免去现职，至1968年遭批斗迫害，不堪受辱，服毒自尽。卒年46岁，1979年平反昭雪。”

而在2001年第六期《陕西史志》所载的：《农民思想家杨伟名》一文中，记载的却是“杨伟名（1925年—1968年）”，而之所以会有出入，我想，也只是因为杨伟名是一介平民，如果没有以后的事，他完全会像无数个普通农民一样，无声无息淹没进茫茫人海了。

综合仅有材料可见，杨伟名幼年丧父，12岁开始读私垫，辍学后自学完中学课程，18岁被拉壮丁，三年后逃回家务农，1949年起，他开始在报刊发表诗歌、杂感之类的文章，闻一多先生被杀害后，他立即向报纸投稿，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罪行。他还经历了一些不幸事件。这是今天能够得知的他的一些早期生活经历。
“不识时务”的思想者

七一大队有9个生产队，2000多人。杨伟名担任了大队会计和调解主任后，工作十分积极，他业务熟练，好学习，爱争辩，人们都公认他肚子里最有学问，信任他。

50年代末，河南、四川等地的逃荒农民开始大量流入关中地区，一斗粮食换一个媳妇的事时有所闻。眼见自家也吃了上顿没下顿，平日善于从实际入手学习和思考的杨伟名愈加关心国家时事，独立思考一些问题。1960年，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谈谈小麦播种量问题》，针对当时社会上盛行的浮夸风和瞎指挥，他提出了理性中肯的批评和建议。他把文章送给县上和公社上的领导，希望对他们的工作能起到参考作用。

1961年，杨伟名接连写出了《有关处理目前物资供应困难的建议》、《关于自愿参加食堂的建议》、《应该以生产队为基础——对六十条修正草案的修正意见》和《谈关于一类物资的开放问题》四篇文章。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比如他认为：“从理论上讲，我们的国家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议社会主义的。我们的建设整整飞跃了一个历史时期——资本主义时代，但所谓飞跃都不是绕过，而是一种方式的转换，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同时允许出现一个有条件的，但相仿于资本主义范畴的自由竞争时期……尽快建设具有现代工业、农业、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经过一个‘自由竞争’的时期。”比如他认为：“贫富差距应允许存在，只要不出劳动致富的原则，富者听其‘面白米全，酒肉丰隆’，穷者让其‘缺米短面，瓜菜代食’熖煸秩嘶龀外，这样富者可以再接再厉，穷者自会‘反躬自省’。”比如谈一类物资开放问题时，他做了如下阐述：“计划经济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宜小不宜大，即便是仅占30％—40％，也绝不会影响其对70％或60％的领导作用。”“我们应该把计划经济范围收缩到应有的限度，同时相应扩大非计划经济的范围。”

杨伟名在这些文章中还提到了必须尊重价值规律的观点。只有尊重了“价值规律”，启动自由市场价格杠杆，才能真正把国民经济调整过来，进入良性轨道，才能渡过难关，展示出光明的前途。他的预见在90年代全部兑现。

《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认为：思想家顾准在1956年写出了《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理论上影响了一代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并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后来“改革开放”，实现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杨伟名和顾准交相辉映。他的计划经济也要遵循“价值规律”，允许中小工商业自由发展、农产品“自由贸易”等思想，从已有文献分析，应该产生于50年代末。其思想的总体水平远在同时代人之上。正是这些思想的积累，孕育出了《当前形势怀感》的横空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