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回家过年看文化之根

他乡温情

过年的传统通行古今、朝野、雅俗、城乡，不是靠繁文缛节来维系，更不是靠公权公帑来强化，而是顺乎人情，合乎天理，行于民间，成了习俗，方有强大的“吸引力凝聚力感召力”

　　又要过年了。车站内外的千万张面孔，或兴奋或焦灼，都在诉说着回家的渴望。哪怕千里迢迢，纵使一票难求，也挡不住一往无前的身躯，去圆满心中一年的牵挂。

　　几千年来，不管城头的大王旗如何变幻，中国人对家的情怀几乎始终如一，它已化入血脉里，或许曾受梗塞，但从未消绝。过年的时候，其表现更是极尽其致。到如今，尽管年味似乎越来越淡，还是没有什么传统能像过年团圆一样，调动起从庙堂到乡野的举国情感。正因为凝聚着全体中国人的情感，这个年，才成为“中国年”，它是绵延千年的农历春节，而非改元百年以来的西历元旦。

　　一个国家的时间，两种历法来度量，折射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微妙处境。历法曾是颇为重要的文化软实力，“正朔，所以统天下之治也”。在辉煌的过去，中国发明的农历通行于东亚各国。但到近代，后起而主导世界的西方，其历法被此间纷纷效仿。背负几千年农业大国传统的农历，则被逐渐弃用。就连中国本身，无论民国之初，还是共和国之初，都改用西历为官方历法，以接上外部世界的轨道。

　　对于传统，更改历法并非孤立事件。清末民初以来，许多文化人一面开眼看世界，一面斜眼视传统，尽管不是完全一边倒，也俨然为主流。五四先贤尚把矛头集中在“三纲五常”、“吃人礼教”，后来由文化进于政治、社会，由观念推及习俗、器物，由反思传统变为反传统，愈演愈烈，传统几乎成为落后的代名词，到“文革小将”“破四旧”之时，就连家庭伦理也几被瓦解。

　　如何对待传统，就是如何对待先人、对待历史。过去长时间的反传统倾向，既显示出在先人面前的自负，也流露出在外界面前的自卑，结果造成了深深的断裂与自我陌生感。是故，改革开放前期，经济建设正名不久，文化上的“寻根”也随之开始，延续至本世纪，国学热、儒学热出现了一波又一波。

　　复兴传统不只是文化圈内的事，政府之手近年也频频显现。清明、端午、中秋成为法定假日，孔子学院遍及全球，祭黄祭炎祭孔大典屡屡上演，等等，尽管其间有“假日经济”的揣测，有“意识形态输出”的担忧，有“越位僭制”的怀疑，但尊重传统、重建文化自觉、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已成为很大范围内的共识。

　　传统说到底，就是先人的生活方式与经验。传统的可贵，并不是因为像古董那样越久远越值钱，而是能供我们以启示和借鉴，让我们更好地生活于当下，这是其实际价值。事实上，蔑视先人经验者，往往也不尊重同时人的经验，甚至迷信天纵的英明。可惜的是，历史不能打草稿，可怕的是，人被当作计划的试验品。如果老办法还很好用，我们就不必煞费苦心自作聪明刻意求新；而当它失去现实意义，也不必墨守成规自缚手脚故作特殊。一棍子打死或全盘照收自然都不可取，但什么是“孩子”，什么是“洗澡水”，何为精华，何为糟粕，有时并不那么容易界定，正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何检验传统的实际价值，也只有依靠实践标准，渐进改革的合理性也正在于此。

　　不过，传统还有其“无用之用”，其情感价值同样殊为重要，长年累月下来，它可为群体营造共同呼吸的精神空间，形成令彼此亲近的人格特质。“徒法不足以自行”，在同一个精神家园内，社会的运转就要通畅得多，就有望获得超越刚性稳定的柔性和谐。

　　回家过年正可让我们看到传统的双重价值有一即可。天地不言，如何计时只是人的方便法门，怎么方便怎么来，农历在规范生活中让位于西历，不必为之叹息。而长期形成的农历节日，我们仍然照过不误，尤其是过年，焦头烂额也要挤回家团圆，无他，唯感情所系尔。

　　只要圆了这份情，以什么形式去过这个年都不重要，看新时代的春晚也好，打“国粹”麻将也好，聚在一起其乐融融就好。过年的传统通行古今、朝野、雅俗、城乡，不是靠繁文缛节来维系，更不是靠公权公帑来强化，而是顺乎人情，合乎天理，行于民间，成了习俗，方有强大的“吸引力凝聚力感召力”。

　　相形之下，近年有些人士有些地方兴传统、倡文化，还流于肤浅化、形式化乃至灌输化、强制化，如有人提议把汉服定为“国服”，有人更是呼吁立儒学为“国教”；有学校指定背诵《三字经》，有教育部门则只许背诵“洁本”《三字经》，等等。传统士师的起信力量，是以人情物理为根据，以自身人格为保证。而如今一些人为官风所染，往往想着如何站在高处，或作为左右手，按一己之偏好，把下面的人给“化”了。

　　国家文化建设根在何处，可以从民众回家过年的背影里去寻找。不管是复兴传统，还是构建新文化，如果既不实用，也无“无用之用”，只是自以为有用，那就是瞎折腾。无论是对内的合法性，还是对外的软实力，都须源于人们心灵深处的认同。这不过是常识，但是需要放下身段平心视之才看得清。（汤耀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