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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问题是人生最大的哲学问题,而这个哲学问题又集中在对死亡的看法上,对死亡的态度恰好是对生的态度的反证。惧怕死亡的人往往在生活中患得患失,忧虑重重;而不怕死亡的人才能乐观进取,力争在有限的生命中创造出无限的事业。
周恩来对死亡的态度非常理性,也非常超脱。他认为,死亡是人生的自然法则,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终。一个人应当不怕死。如果打起仗来,要死就死在战场上,同敌人拼到底,中弹身亡,就是死得其所。如果没有战争,就要努力进取,拼命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不害怕死亡,不企求生命的重复,他唯愿有限的生命迸发出最大的光和热。如果把周恩来的人生观归结为一点,那就是“尽心尽力”的原则,有义务有能力去做的,就一定去做,争分抢秒地去做。尽心尽力了,就不枉为一生,就不会留下什么遗憾。周恩来给世人的印象是,他像负重的“牛”,像一架不断运转的“机器”,将身体和精神之能力发挥到了极致,正如他所崇拜的偶像诸葛亮一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给历史留下的是一个尽职尽责、辛勤劳作的“宰相”形象。
1975年9月,距离逝世不到半年,周恩来接见了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团长伊利耶·维尔德茨。宾主寒暄之后,话题自然地转到主人的健康上来,周恩来开玩笑着却言辞令人辛酸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他还欣慰地说:“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可以充分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我党的内外方针。”显然,他觉得把“接力棒”传给邓小平,是他最后的“尽心尽力”,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因而可以直面马克思的请帖了。
许多同志和亲友为周恩来不久于人世感到痛惜,而周恩来则以自然法则和异乎寻常的超脱来安慰他们。有次,他躺在病榻上同侄女周秉建通电话,周秉建对他的身体忧心忡忡,但周恩来却说:“这有什么着急的?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周秉建后来说:“在那些无法与伯伯见面的日子里,我在西花厅曾经和伯伯通过电话,伯伯还是那么坦然达观,反倒做起我的工作来,要我正确地对待生与死。他说:共产党员应该是唯物主义者,人总有那么一天,活了七十七,还不够吗?天有不测风云嘛!对家人、亲人也要这样,要想得开呀!”
与众不同的是,周恩来在嘱咐自己的后事时,要求将自己的骨灰撒到江河大地,认为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其精神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周恩来彻底回到了他的本真状态,但他留下了一种精神,一种人格,一种永不消蚀的道德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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