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议会的遐想：中国曾与“议院”擦肩而过

刘恒宝

2011-01-08 3:54  来源： 《文史参考》

载沣的承诺永无兑现的可能了，你可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度这一切仍是作秀，但这一次，他确实是“被失言”的。毕竟，历史没有用宣统五年来作验证。

议院，多么诱人的字眼。在一百年前，我们曾如此真切地与之擦肩而过，历史到底有没有另一种可能？

在清末，以对待宪政改革的态度为标准，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论调，反对、缓行和速行。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第21期，作者：吕峥，原题：《时不我待的清末宪政改革 年前议会的遐想》

1910年11月5日，北京东西长安街及正阳门外大街皆张灯悬旗，通宵达旦。灯上统一书写着四个喜庆的大字“庆祝国会”。原来，朝廷晓谕各方，将原本8年的预备立宪期缩短为5年，并允诺于宣统五年，即1913年正式召开议院。

11月7日晚，在京师督学局的命令下，各学堂齐集于大清门前，学生们提着红灯，列队双行，以军乐前引，高唱歌曲，三呼万岁来庆祝立宪。

日俄战争让改良派发出立宪呼声

议院，又称议会（国会），是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监督内阁行政，并对内阁作出的决议拥有决定权和否决权。在20世纪初，议院设立与否，是衡量一个国家到底是君主专制政体还是君主立宪政体的基本标准。而彼时的清廷所面临的困局就是，独裁统治已被大部分有识之士所摒弃、唾骂，不颁布宪法、依法治国，统治阶层的合法性就会遭到最根本的质疑。

这种大规模的质疑发轫于康梁变法。可惜，康有为的思想介于新旧之间，他破釜沉舟式的改革由于过于激烈而夭折。

1904年，中日甲午之战的十年后，曾经狼烟四起的辽东大地爆发了日俄战争。当日俄两个强盗在中国的国土上大打出手时，主人却只能无奈而可耻地挂起免战牌，宣布在这场令全体国人蒙羞的战争里“严守中立”。

然而，这场战争却为清廷突破当时政治改革的瓶颈提供了契机。国人在亲眼目睹了东瀛小国将老牌的沙俄帝国打翻在地这个出人意料的结果后，不免又勾起了关于甲午之役痛苦的回忆。

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和变革要求，终于得到了宣泄的机会。战争甫一结束，素有清议之名的《大公报》便立刻发文称：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

在《大公报》的带动下，国内报刊的舆论情绪极度高涨，纷纷利用自己的渠道不遗余力地鼓吹立宪胜于专制，“20世纪举全地球中，万无可以复容专制政体存在之余地”，立宪自由主义乃大势所趋，所向无敌，如果“顽然不知变计者，唯有归于劣败淘汰之数也。”

据当年的《东方杂志》载，时人见面莫不谈立宪，“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

朝中改良派们也倾巢出动，袁世凯、张之洞、周馥等人在舆论的推动下向朝廷上书，请求实行立宪政体。就连当时的驻外大使也纷纷奏请清政府仿效“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在这些上书中，提出了一个相对可行的建议，那就是派遣官员出国考察他国宪政，为中国的立宪做准备。

在炸弹的“欢送”下考察宪政

群情激昂之下，慈禧难免有些动心。1905年7月，清廷下发谕旨，遣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

1905年9月24日，正阳门车站热闹非凡。

一片喧嚣中，五大臣登上了火车。载泽、徐世昌和绍英坐在前面的车厢，戴鸿慈和端方则坐在后面。他们挥手致意，向送行的人告别。火车一声长啸，慢慢启动。

突然之间，“轰”的一声巨响，火车被震得左摇又晃，随即，一团浓烟和烈焰从车厢中蹿出，一颗炸弹爆炸了！顿时，送行的人乱作一团，慌乱间作鸟兽散。众人惊魂甫定，车站的巡警匆忙赶来。登上车厢后，发现五大臣里除了绍英伤势较重，载泽、徐世昌略受轻伤外，戴鸿慈和端方均纤毫无损，安然躲过一劫。

据戴鸿慈后来在《出使九国日记》中记载，载泽“眉际破损，略有小伤”，绍英“受伤五处，较重，幸非要害”；徐世昌“亦略受火灼，均幸安全”。绍英原本不是考察大臣之选，后来清廷考虑到载泽年少，才加派同行，不料还没出行就罹此大祸。

后经查证，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暗杀活动。巡警在车厢的中部发现一具尸体，衣服里有个名片，上书“吴樾”二字。由于此人距离炸弹最近，当场便被炸身亡。

吴樾，字孟侠，安徽桐城人，原本是个寒窗苦读的士子，在目睹了清朝甲午之役、庚子之役乃至日俄战争中的一败涂地之后，从一个温文尔雅的读书人变成了积极排满的革命者。吴樾深受当时暗杀思潮的影响，在他看来，“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对清廷的新政，吴樾一向嗤之以鼻，认为这不过是苟延残喘、粉饰太平的一种手段罢了。

此次恐怖活动并未得到舆论的支持和同情，相反，指责和诘难频繁见诸于报端。在士民上下一心的鼓励声中，炸弹最终没有动摇清廷对宪政尝试的决心。

考察团分东西两路，分别由戴鸿慈和载泽领队。1906年7月，两路考察团先后回到上海。其中，端方和载泽用心查访、记录，感悟良多——也只有自家人真正心疼自家的家业。

跪在西太后面前的载泽，恳切地陈述了一番肺腑之言：立宪利于民，也利于国，却不利于官。故立宪之最大阻力，恐出自势要权贵。随后，载泽列举了立宪的“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

玩惯了权术的慈禧对载泽密折中提出的口惠而实不至的“立宪”方案颇感兴趣。想想看也是，日本明治十四年宣布宪政，二十二年后才开国会。着什么急？高悬一个遥遥无期的目标，将天下臣民的注意力都集中于此。因此，慈禧把宝押在了“预备”二字上。

袁世凯的改革呼声最强

1906年9月1日，由瞿鸿禨起草的预备立宪的上谕正式发布，内称：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

年届七旬的慈禧晚景无多，却面临着一个风雨如晦的烂摊子，因此，她将更多的心思花在了盘算当前政权的安稳上，真正“立宪政治“的改弦易辙还是留待将来吧，这是所有政客都谙熟的技巧——拖。

然而，被激发起来的民众却对立宪寄予了过于厚重的殷望。来自朝廷的声音鼓舞着向往“立宪“政治的各阶层的精英，他们很快就名正言顺地组成了各种社团，以社会组织的力量，表达自己的心声与追求。

1906年12月，宪政公会成立。紧接着，帝国宪政会、宪政预备会等一系列的政治社团，成为了晚清社会结构变动中一股活跃的力量。

对于浸淫在既得利益中的权贵而言，耿耿于怀的不是宪政的具体内容或实施时间，而是各自在宪政权力架构中的具体位置。

在慈禧的授意下，由庆亲王奕劻、孙家鼐、瞿鸿禨组成了负责官制改革的领导小组，具体筹备这项事务的办事机构编制馆也在恭王府的朗润园正式成立。

预备立宪的上谕颁布后仅仅三日，朗润园的官制改革会议便拉开了序幕，与会者囊括了几乎所有的朝廷亲贵和重臣。

会上，奕劻的发言冠冕堂皇，认为立宪有利无弊，是举国趋向所在，若不能贯彻执行，拂了民意，便是“舍安而趋危，避福而就祸”。

袁世凯更加激进，他对于朝廷关于立宪的“预备”二字十分不满，他强调说，如果把一切准备好后再行立宪，恐怕“日不暇给矣”。

晚清重臣中，袁世凯思想进步不是秘密。但在如此重要的高层会议中，对袁世凯的冒险一搏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他很开明”，真正的动因源自一件让他无法安枕而眠的往事。

戊戌年间，维新派将希望寄托在了高呼“咸与维新”的袁世凯身上，谭嗣同带着誊写的光绪密诏夜访袁世凯，希望能说服他尽起小站精锐之师，助己方围园杀后。当晚具体发生了什么，后来的历史学家一直众说纷纭。坊间有一种说法，袁世凯第二天返回天津，向荣禄告密。此举直接导致了慈禧提前回銮训政，捕杀六君子，囚禁光绪帝。

被软禁在瀛台的光绪日夜百无聊赖，将袁世凯的名字写在一张纸片上，用箭射之，以泄心头之恨。这是在清末政坛流传颇广的一个段子。

由此观之，袁世凯在朗润园的表演就不难理解了：君主立宪政体能充分限制皇权，这样一来，在慈禧殡天、光绪上台后，自己才可安然无恙。

然而，军机大臣荣庆、大学士孙家鼐力主“缓行立宪”，奕劻、袁世凯也不好过于坚持，最终达成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即先搁置立宪政体中起根本作用的“议院”不议，而主要对行政和司法两大系统作形式架构上的调整，同时，用带有西方色彩的责任内阁取代军机处。

即使是这个折中方案，也被洞悉奥妙的人毫不留情地点破了。御史赵炳麟犀利地指出，奕劻力主此方案是为了借此获得内阁总理一职。而袁世凯的主要目的也不在于“宪政”本身，却是考虑到性命之虞而预留退路。同时他提醒慈禧，小心“大臣专制”代替“君主专制”。

孙家鼐和瞿鸿禨则采取迂回战术动摇了慈禧的决心。前者提出，改革官制应从州县做起，不必牵动京官；后者在与慈禧独对时，貌似无心插柳地说道：“在新的内阁制下，用人大权为内阁总理所有，圣上位隆而无实权。”

对政客而言，权力事关生死。犹豫再三后，慈禧否定了奕劻的官制改革方案，将之缩水到只增设两个机构：审计院和资政院。前者相当于国家审计署，而后者原本只作为博采群言、消解民怨的机构，讵料正是这个资政院，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令人惊叹的作用。

在省一级选举产生咨议局

1907年，湖南乡绅熊范舆公然上书朝廷请求速开国会。一石激起千层浪，绅民谋求宪政改革的呼声，由乡野村舍迅速席卷开来，涌入到王朝权力的中心北京，构成了数千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众请愿活动。

时至1908年，全国范围内的签名请愿运动已经如火如荼，来自各地的士农工商云集北京，在天子脚下信心十足地策动一场伏阙上书的行动。

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1908年8月27日），清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正式公布了以九年为期的预备立宪方案。

80天后，光绪和慈禧先后离世。

抱着宣统登上监国之位的摄政王载沣，主政后的第一次政治表态，就是遵循《钦定宪法大纲》，恪守九年预备的决定，定使宪政成立。

以议院为主体架构起来的立宪政体，就是当时的中国在不断前进和接近着的民主方向。而资政院，就是这一过渡时期的过渡产物，咨议局则是资政院正式开院前在省一级的民意机构。

咨议局由选举产生的地方绅商作为它的议长。虽然选进局里当议员的十有八九都是出身于传统功名的进士、举人，但与以往体制下进入权力系统的渠道不同，他们毕竟通过了“选举”这一近代民主政治的形式。

当然，从不知民主为何物而初次接触民主程序的国人闹出了很多笑话。比如，安徽怀宁县初选时，票柜未开，即已知某姓票数多少；望江县草率编造选举名册，竟把久已病故者列入了被选人。然而，形式仍然是重要的，即使它显得蹩脚，却让人耳目一新，宣告了一个时代的来临。咨议局的选举，使得分处各地的士绅和富商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合法表达意向的机构，更为全国性的民意机关资政院的开院，打开了大门。

历史是容易被遗忘的，如今的人们早已忘记了那些曾经为这个古老国家的转型而努力奔波的先行者们，只因为他们没有成功的推行宪政，也未曾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色彩。这一切，和一百年前那个飘落的宪政梦一样，都最终湮灭在滚滚的历史浪潮之中。

资政院里的斗争

宣统二年，1910年的9月23日，酝酿已久的资政院在北京正式开幕议政。

资政院议员共200人，分钦定和民选两种，各占一半。这种由出身不同所带来的差异，竟造成了“隐然若两党对峙”的局面。民选的议员来自各省的咨议局，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着民意的代表，成为王朝政体的天然批判者；而钦定的议员则理所当然地成了王朝的代言人。

从议题的表决看，留日出身的民选议员的意见往往能起决定性作用。罗杰、易宗夔、雷奋号称资政院“三杰”，均以善辩而著称，对议员们的意见倾向影响很大。尤其是雷奋，“态度极其从容，言论极其透彻，措词极其清晰而宛转，等他发言之后，所有极难解决之问题，就得到一个结论，而付之表决了”。

激烈的发言声，时起时落的掌声，夹杂着一阵阵的哄笑声，使议事大厅里的气氛在热闹中稍显凌乱。也许，议员们正是从这种无序中第一次体会到了自由的气氛。

一次选举，其中三票书写的是蒙古文，秘书官不认识，问翻译，也不识。议员请求询问蒙古王公，军机大臣那桐力言：议员不能兼任翻译之事，本院设有翻译，当秘书官拿着选票问翻译时，翻译也不能对答，那桐居然拍掌哄笑，在场的蒙古议员也拍手相和，一时间会场秩序紊乱至极。

民选议员有时会利用在资政院内形成的不可逆转的政治舆论趋势，逼迫钦选议员顺从自己的政治要求。在表决速开国会和剪辫易服的议案时，民选议员坚决反对无记名投票法，而主张使用记名投票法。其目的十分明显，即不给钦选议员以阳奉阴违、含混搪塞的余地。结果，两案均顺利通过。连庄亲王载功、贝勒载润等满清亲贵也因大势所趋而投票赞成剪辫易服。

资政院要求速开国会

关注中国政治前途的议员们，活跃的思维并不局限于蒙古文字等一类无足轻重的小事上，他们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了世人瞩目的“议院”问题上。

1910年10月22日，在资政院讨论地方学务章程时，众议员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激之情，要求立即讨论速开国会，一时间声浪大作，议场骚动。议长顶不住压力，只好同意讨论陈请速开国会案。相继登台发言的罗杰、尹作章等议员，在声泪俱下的讲演中，把会议的议题指向了唯一的中心——速开国会。接下来的讨论中，聪明的民选议员力主用起立表决。

就在议长溥伦宣布表决开始的刹那间，会场上的议员竟然全体起立，一致赞成通过——在全场群情激奋的情况下，即使是再保守的钦选议员也失去了在众目睽睽下公然反对的勇气。见到如此情景，年轻的议员汪宝荣情不自禁地欢呼道：大清国万岁！皇帝陛下万岁！大清国立宪政体万岁！欢声雷动中，会议热烈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在资政院全体一致通过“速开国会案”的议案送上朝廷的龙案后，来自全国各省督抚要求立即组织责任内阁和速开国会的联电，也呈交到了摄政王载沣的手中。

以新春之际广州新军的武装起义为开端，继之以长沙抢米、莱阳抗捐的群体性事件，王朝的政权在1910年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时任民政部尚书的善耆，也向载沣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若不速开国会，民心忿极，大祸必发。11月1日，各省督抚又联衔电奏朝廷，要求同时设立国会和责任内阁。认为时不我待，迟开不如早开，如若不然，迁延日久，恐再想开也已经失去时机。

三天后，载沣召开的最高级别的政务会议，经讨论，颁布了一条空前绝后的上谕：将预备立宪期缩短，于宣统五年开设议院。

可惜，永远也不会有宣统五年了。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的先驱们没有再给满清贵胄机会，延续了260多年的大清朝寿终正寝。

胎死腹中的议院

载沣的承诺永无兑现的可能了，你可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度这一切仍是作秀，但这一次，他确实是“被失言”的。毕竟，历史没有用宣统五年来作验证。

议院，多么诱人的字眼。在一百年前，我们曾如此真切地与之擦肩而过，历史到底有没有另一种可能？

在清末，以对待宪政改革的态度为标准，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论调，反对、缓行和速行。

马克思说过：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事实正是如此。

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不同君宪主张，就其主观动机而言，还是探求一种新的统治方法，而非作为欺骗愚弄国民的权宜之计出现的。它是统治集团对国内外政治局势和统治危机作出的本能反应，是清廷继洋务运动、庚辛新政等改革自救运动后的一次最高层的改革尝试。这一尝试虽然浅尝辄止，但却反映出某种历史的必然。

当然，如果要苛责的话，清廷的预备立宪和统治集团内部关于君主立宪的议论主张也可以被斥为“假借立宪之名，以固其万年无道之基”，然而，从近代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史的角度去看，它确实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事物。

君主立宪一经清庭宣布，即如壅塞之水，一泻千里，其政治的、历史的影响，就绝非他们所能预料和驾驭的了。清廷在迈出每一不情愿的立宪步伐后，都难以再完全倒退回去。正如缓行论者所担心的那样——民智已开，愚之无术。几千年来，一直被视为天经地义、至善尽美的封建专制制度，受到改良派和革命派不同程度的批评和否定，对于国人来说确实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

另一方面，清廷的预备立宪自载沣摄政后，出于对汉族官员（尤其是袁世凯）夺权的恐惧，确实开始带有愈加浓厚的敷衍、专制的色彩，不但与革命派要求建立民主共和政体的政治主张背道而驰，与在野立宪派切实实现君宪政体的主张也大相径庭，同时还和自身的立宪初衷渐行渐远。就此而论，说清朝统治阶级的君主立宪议论与活动是一场骗局，又似乎是符合事实的。

然而，历史不容假设。拂去时代的烟尘，“宣统五年开议会”的诏谕引人遐想，因为它毕竟是第一次由最高统治者口中吐出的允诺，也是之后百年间无数中国人可望不可即的一个愿景。如果历史再给清廷两年时间，结局如何，不得而知。我们所知道的是，革命代替了改良，中国从此陷入到长达30多年的暴力与战争中，直到国共两党以空前惨烈的厮杀结束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

历史是容易被遗忘的，如今的人们早已忘记了那些曾经为这个古老国家的转型而努力奔波的先行者们，只因为他们没有成功的推行宪政，也未曾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色彩。这一切，和一百年前那个飘落的宪政梦一样，都最终湮灭在滚滚的历史浪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