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民国杂志会说1948年的中国“路不拾遗”?

文卓

打开1948年（特别是下半年）的报刊，人们会处处感到“危船将倾”的气息：这确实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年代。

    一面是大多数人失去了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湖南罹灾40县，灾民800万。福州暴雨，倒屋sop幢，死人盈千。广东霪雨加上台风，淹没盘山、开平二县，新会。思平二县半淹。江西连绵雨水，报灾46县，为三十年所未有。安徽安庆下游圩堤溃决，沿江13县被淹土地40万亩。边远的云南大雨滂沦，也有两县便变成泽国，20余县闹灾”（9月4日天津《大公报》，下同），“津难民达12万人，逃难人员生活无着”（l月28日），“沪市场惊涛骇浪，米价狂涨瞬息万变，黑市每石千八百圆，抢粮抢饭之风甚行”（11月8日），“南逃学生苦矣，乞讨以求一饱，裹着棉被上课，疟疾痢疾流行，已有很多死亡”（11月12日），'北平学生多以窝头充饥，云大日前几乎断炊，武汉学生在汉阳门的废墟上举行活命拍卖会，厦大一位女教员吞服水银自杀，弦歌不绝的学府，类似排演悲剧的舞台，进德修业的学人学子，几乎成了叫花子”（l月2日）……

    另一面则醉生梦死，拼作最后的狂欢：“上海：挥金如土的不夜城”，“财政局统计：8月份娱乐捐10余万元，9月已达30余万”，“兰苓红霞。兰天女子服装公司尽管缺料，也忙得不可开交”（l月13日），“上海女人爱时髦，今年秋装又放长，梳个凤尾头，插上嵌珠木刷，领高腰紧，黑的颜色最流行，耳环流行大而像花瓣形”（9月22日）……

    各种荒诞离奇的社会新闻不腔而走。1948年最为轰动的，莫过于所谓“四川杨妹9年不食”的“闹剧”。国民政府中央社发专电报道，扬言发现了“世界上第一个不怕米荒的人”，重庆市卫生局还煞有介事地作“科学考验”，据说还有大学生写信向杨妹求婚的，最后西洋镜戳穿，是一个骗局。

    正是“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12月1日天津《大公报》还报道了“广东一幕喜剧”：一青年写信给某报社，自称有救国奇才：“不用向外借款，限在两个月期内，能使全国金融永久安定（非清算豪门资本)计划 不用发一炮弹，限在三个月期内，能使中国内战随时停止（非实行共产计划）；两个月里能使棉织品供应全中国，同胞们安居乐业，治安路不拾遗”，国民党港澳支部执行委员会书记叶某居然信以为真，亲自接见，才发现该青年系一精神病人，闹了一个“病急乱投医”的大笑话。

    “最后一幕”往往是喜剧的演出。在出版业极不景气的1948年，标榜“幽默”的《论语》却始终保持良好的销售势头。编者邵询美不无得意的宣称，刊物的直接订户“已从机关，学校，银行，商号，推广到了寺院，庙宇”，据说一位长老居然亲自跑到偏远的发行所来订购。也正如编者所说，“现在的环境实在太幽默了，以前是懂幽默的人才会幽默，现在不论什么人都幽默得很。”《论语》上的“幽默”确实都来自生活本身。

    例如149期的这则“小品”：“法币满地，深可没胫，行人往来践踏，绝无俯身拾之者，谓之'路不拾遗'，谁曰不宜！”几乎是一种写实。有的就是从报纸上抄录下来的：“平县某纸店，近年异想天开，向银行买来大量不能通行的一元钞票，盖上'冥用银行一百元'字样的印戳，每张卖法币一百元，利市百倍，附近的善男善女争相购买--真是生财有道！”至于每期都有的民谣（如153期的《物价谣》：“平平涨涨涨平平，涨涨平平涨涨平，涨涨平平平涨涨，平平涨涨涨平平”。

    同期的《教授谣》：“教授不如叫化，叫化不如理发，理发不如立法，立法不如司法，司法不如监察，监察不如警察”），对联（如165期的《赞财政当局》：“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谓屁无捐”），打油诗（如1的期的帐安竹枝诗》：“市上一片现凄凉，此修门面彼下乡。日上三竿门未启，军警频频催晓妆”），有许多都是早在民间流传的。就连普通的广告也透着幽默。如《论语赠连续登载丰子恺的“书画润例”，每月一“重订”：册页（一方尺）或漫画（不满一方尺）或扇面每幅定价，6月为200万元，7月即为400万，8月又上升为600万，就这样紧赶慢赶也依然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好的漫画题材。

    未世景象的另一端是文人的自杀。国民党中政会秘书长、蒋介石身边的“大秀才”陈布雷于11月13日自戕，朝野为之震动。他留下的遗书中，“百无一用之书生”、“油尽灯枯”。“毫无出路”、“无能为役”、“误国之罪，百身其赎”、“瓶之倾兮皇之耻”等语，曾引起时人的许多感慨。/14/其实，在此之前，7月3日凄风苦雨之夜，早已有一个文人自沉于姑苏阀门外梅村桥下。

  此人即是“诗词文章，以及刻镌图章，俱卓然自成一家”的乔大壮，他在供职北洋政府教育部时，应鲁迅之请书写的《离骚》集句，至今仍悬挂于鲁迅故居。在许寿裳年初惨遭暗杀以后，他曾任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暑期中却被解聘。他对时局早有不满，曾撰一对联送蒋介石政府的“国民大会堂”：“费国民血汗已？亿？集天下混蛋于一堂！”自沉前与友人谈抗战时送二子参加空军，不料现在竟要轰炸自己人，“实在是杀业深重”，他自感无力救国救己，遂效屈原，留下绝命诗一首：“白刘往往敌曹刘，邺下江东各献酬；到此题诗真绝命，潇潇暮雨在苏州。”

    这年11月出版的《文学杂志））3卷6期特载署名“方回”的悼念文章，并谈及当年王国维的自沉。作者说：“今日已经不是朝代的更易，而是两个时代两种文化在那里竞争。旧的必灭亡，新的必成长。孕育于旧文化里的人，留连过去，怀疑未来，或者对于新者因无所爱，而对于旧者却已有所怀疑。憎恨，无法解决这种矛盾，这种死结。

    隐逸之途已绝，在今日已无所迷于天地之间，无可奈何，只好毁灭自己，则死结不解而脱。像王静安、乔大壮两位先生都是生活严肃认真、行止甚谨的人，在这年头儿，偏就是生活严肃认真的人难以活下去。所以我们对于王、乔两先生之死，既敬其志，复悲其遇，所谓生不逢辰之谓也。”

    事情确乎如此，到1948年年底这新、旧交替的历史时刻，对于“新”的，人们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或寄予希望（甚至充满幻想），或拼死反对，或抱有疑惧，或尚无确定立场，但“旧的秩序再也继续不下去”，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眼见沉舟渐没，所有的中国人都默念着一句话：“一个时代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