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溥仪被苏军俘获后 引渡回国内幕

步天涵谷

1912年2月12日，6岁的溥仪在隆裕太后的监护下，举行最后一次朝仪，正式宣告退位，统治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从此结束。1932年3月，在日本关东军的扶持下，溥仪在长春出任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执政。1934年，“满洲国”改国号为“满洲帝国”，溥仪改称“满洲帝国皇帝”，年号康德。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溥仪被苏军俘获，送往苏联，先后被囚赤塔、伯力监狱。1950年8月1日，苏联政府把以溥仪为首的58名伪满俘虏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一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境内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10日，最末一任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同他的参谋长秦彦三郎向溥仪宣布日军要退守南满，伪满的“国都”要迁往通化，必须当天动身。关东军高级参谋吉冈安直危言恐吓溥仪：“陛下如果不走，必定首先遭受苏军的杀害！”8月11日，溥仪和随身官员及家属乘火车南逃。13日，溥仪一行到达通化县大栗子沟，凄凄惶惶投宿在栗子沟煤矿原日本矿长的住宅。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溥仪在伪满大臣、参议面前宣读了“退位诏书”，历时十三年零五个月的伪满洲国宣告结束。据溥仪之弟溥杰回忆：从新京捧来的清皇朝历代祖先的牌位，也在这里被全部烧毁。

1945年8月16日，吉冈安直通知溥仪即刻动身去沈阳，再从沈阳转机飞赴日本，只允许带几名随行人员。溥仪惧怕日本人会杀他灭口，装出高兴的样子，挑选了弟弟溥杰，两个妹夫润麒、万嘉熙，三个侄子，随侍李国雄，医生王子正等人，临行时溥仪对哭哭啼啼的皇后婉容和福贵人李玉琴安抚说，我等着你们到日本来。其实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前途和命运将是怎样的。16日上午11时，溥仪、溥杰和吉冈等所坐的飞机抵达沈阳机场。就在他们在机场休息室等候另一架飞机的时候，传来一阵震耳的飞机声，但是着陆的不是他们所等待的飞机，而是苏联飞机。一队队手持冲锋枪的苏联士兵立即将机场上的日军缴了械。正等待换乘大飞机逃往日本的溥仪，被苏军不期而俘。过去的许多文章认为溥仪的被俘是日苏之间的秘密交易。这事甚至连身临其境的溥仪的随侍李国雄都这样认为，他在口述的《伴驾生涯》一书中称：“溥仪在沈阳机场被俘，难道是偶然间遭遇了苏联伞兵吗？我亲身经历了这次被俘过程的一切细节，我认为溥仪是作为日本献给苏联的投降礼物而去沈阳的，不过这是上层之间的事，吉冈和桥本当了陪送品而不自知。”

然而，1945—1946年出任沈阳卫戍司令的苏联少将科夫通·斯坦克维奇，却在他所写的一篇回忆录中，这样描绘俘虏溥仪的经过：1945年8月20日他到沈阳，时任远东方面军司令的普里图拉将军十分高兴地对他说：“我把皇帝从日本人鼻子底下运到了赤塔。我们的飞机在机场降落时，我们当中谁也不知道，在这里，在沈阳竟有个溥仪。种种迹象表明，他准备飞往日本。不管怎样，我们在机场上见到了准备起飞的飞机，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此时，一位身材端庄，还十分年轻，身穿军服的人向该机走去，我们拦住了他。经过详细追问才搞清，这正是皇上，我决定捉住他，刚好我们的飞机正在起动。通过翻译，我开始与溥仪谈话，不露声色地将他挤向我们的飞机。当他走向我们的‘利—2’号飞机时，我们有礼貌地缴了他的枪，让他坐上飞机，把他护送往赤塔。一切做得如此神速，以至于溥仪的警卫和机场工作人员在我们的飞机升空后，才明白所发生的一切。这个傀儡的活动就此结束了。”

以上陈述，表明溥仪一行是准备逃往日本，在沈阳机场转机时被刚降落的苏军恰巧碰上而被俘虏的，并不是像有些文章称的溥仪被俘是个谜，是日苏之间的秘密交易。要是真有预谋，苏军会严密监控机场，而决不会出现溥仪已在机场候机，苏军飞机降落后，经详细询问才知道谁是溥仪这等事的。

溥仪的被俘，对苏联来说是它获得了对日宣战，进入中国东北打败日本关东军、粉碎伪满洲国一个最大、最具象征性的战利品。他们有了这个日本扶植的傀儡、身份特殊的知情人，在尔后的对日交涉中以至同蒋介石国民政府的谈判中无疑会增加不少筹码。

对溥仪来说，被苏军俘虏是他意外的生路。如果逃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下的日本将会把他立即引渡回中国，他将落入国民政府手中。溥仪很可能遭到陈公博、周佛海那样的下场。

二

1945年8月17日晚9时许，押送溥仪一行的飞机到达赤塔机场，随即溥仪等人被苏军送赴拘留地莫洛科夫卡赤塔卫戍司令部。在卫戍司令部，卫戍司令向他们宣布了“从现在起将你们拘留”的命令。溥仪听了虽觉刺耳，但仍为能留在苏联免遭一死而感到高兴。经过初审，一个月后他被迁往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第45收容所。

溥仪在苏联拘留期间，一直享受优待，一日三餐非常丰盛，还有面包、果品、奶油之类的午茶。他从不参加劳动，生活起居一应都由三个侄儿和原随侍侍候。溥仪也从未在侍候他的人面前放下“皇上”架子，天天接受他们的请安。他虔诚诵佛念经，每天跪床修行功课，还让随侍和侄辈放哨，好让他摆弄诸葛神课、金钱卦等玩意儿，占卜自己的不测命运。他的这些做法，从未受到苏军干预。苏联对他的宽容使他认为苏联主要是要惩罚日本战犯，不会对他怎么样，他便生出一个想逃避祖国人民惩罚的幻想：先设法在苏联留下来，再伺机从苏联迁往英美去做寓公。他带着的大批珠宝首饰等贵重物品足够他后半生花销的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溥仪在苏联的五年间，除了多次口头向苏方提出申请以外，还三次上书苏联当局，申请准许他永远留在苏联。1947年12月9日，溥仪在伯力监狱写了一封给“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的“请愿书”，其中写道：“余兹再三以最大诚意与热烈之希望，恳请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俾遂余能长期居住于苏联邦内，得以研究新学识。此余惟一之夙愿，故不顾繁渎。更申言之……兹幸在一九四五年，因苏联邦之仗意（义）出师一举而击破根深蒂固之日本关东军，不独解放全东三省之人民，即余亦因此而得脱出日本军阀之桎梏。此余精神上之生命复活也。”“迨至一九四六年，蒙苏联邦当局允许余赴东京而为对裁判日本战争犯罪人法庭之证人，因得一洗十余年来之积恨可耻。此更余所引为意外之欢喜及幸福者也。此皆苏联邦之所赐也。”“故余对于既拯救余之生命并允许余为精神上之刷洗两事，实为余极端感激而不能忘者。是以此后余愿以一介人民之资格，愿对于苏中两国人民之永远亲爱、永久团结、永久幸福事项尽余全心全力，而努力前进。”“以上乃余之至诚决意，是以再三申请，敬候核夺焉。”

等了许久，未获回音。1949年7月29日，怀着更加急不可耐心情的溥仪直接给斯大林写了“申请书”：“我最希望居住苏联邦，所以我再三向您表示我的心怀。”“我在满州名为皇帝，而其实是日本关东军的俘虏。当我回忆到一九四五年苏联邦为拯救全世界人类开始向日本帝国主义进举的第一天，日本军阀即强迫我往通化。彼时我虽不知苏联为何种国家，但是我的心中想虽然是所谓的‘我的帝国’即因此而崩坏，亦是我愿意的事情。因为谁能驱逐了日本的关东军谁就是人民和我的朋友。日本军阀更强迫我赴日本，不意在奉天为苏军所解救。先至赤塔后移往伯力，备受苏军当局内务局长及所长以下全员种种厚待，一切皆甚安适。彼时我方开始读苏联各种书报。在我四十年第一次读您的著作……我方认识苏联邦真是全世界上最民主最进步的国家，而且是各劳动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救星和柱石。”“中国人民依共产主义方得到今日之民族解放自由极（及）独立。即以满洲人民和我个人而论，如不蒙您的援救，早为日本军阀所覆吞。又蒙苏联政府允许我赴日本在国际军事法庭作证言人，说明满洲人民十三年中所受之种种痛苦和耻辱。所以我对于政府和您的衷心感谢和钦佩那是极当然的，真是说不尽的。在前曾提出请求愿留居苏联邦，虽尚未蒙答复，可是我自己认为同苏联人一样的关怀和尽心苏联的发达和兴盛，并且我愿意同苏联人一样的工作和努力，以报答您的厚恩。因此我衷心盼望您允许我居住苏联邦内。”

步天涵谷

溥仪的这两份亲笔上书，可在俄罗斯国家档案馆查到，其急迫的心情跃然纸上。

为了达到留在苏联的目的，溥仪还不惜讨好苏联的官员和看守所人员。对他们的一言一语都恭敬从命，对他们的一再索取都是有求必应。在恐吓和敲榨面前，溥仪更是战战兢兢地把携带身边的贵重物品大把撒出去。伯力第45收容所的一位苏联翻译抓住了溥仪的心态，屡屡得手。有一次他故意对溥仪说，第一批送回中国的人已全部被判了刑，有的还判了死刑，如何如何。吓得溥仪又一下送了他好多东西，以求他帮忙不被送回国去。其实苏联政府对溥仪的申请还是非常重视的，内务部部长Ｃ·克鲁格洛夫在收到申请书后，分别于1947年12月和1949年9月9日、9月20日三次给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作书面报告。他在1947年12月的报告中称：

“被拘留的前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关押在位于哈巴罗夫斯克市的内务部第45号特别看守所内，现向苏联政府提出，请求允许他在苏联生活。”“连同溥仪向苏联政府提出的请求信，还送来了溥仪的侄儿的请求信，要求留在苏联……以求有可能研究最新科学成就和溥仪一道工作。”

这位内务部部长在1949年9月9日送呈溥仪1949年7月29日请求信译文的报告中又称：“溥仪请求允许他在苏联永久居住，他希望在这里‘像苏联人一样，为苏联的发展和繁荣而工作。’请定夺。”

他1949年9月20日的报告中再次称：

“溥仪在他的请求信中感谢苏联政府对他很好和将中国人民从日本压迫下解放出来，同时请求允许他永久居留苏联，他解释他的动机是渴望为苏联以后的发展而工作、劳动。”1946年3月28日《中央日报》曾以“傀儡溥仪将交我国”为题，报道国民政府宣传部长吴国桢声称溥仪即将移交中国方面的消息。尔后还曾有一条短讯报道说：“中国希望引渡溥仪，苏方并已一度允诺。然目前复予保留，这显然是作为讨价还价的依据。”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在日记中也记载了1946年3月7日苏联驻华大使来访一事，说他询问国民政府对溥仪之命运是否关注，以试探国民政府对溥仪的态度，想以溥仪作为当时苏联撤兵东北和中苏经济合作会谈中的一个筹码。

1946年8月29日，溥仪还在远东军事法庭作证，国民政府再次向苏方交涉引渡溥仪一事。苏联考虑自身利益，未置可否。当时有位西方远东问题学者就此撰述专论，猜测苏联拒绝将溥仪引渡给中国政府，是准备将来把溥仪送回东北，利用他成立倾向于苏联的“缓冲国”，就像日本利用溥仪一样。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再拘留溥仪已没有实际意义，他不再有利用价值，甚至还将成为一个包袱，所以从1950年3月起，苏联内务部多次书面请示苏联最高当局拟将溥仪引渡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1950年3月3日，苏联内务部部长Ｃ·克鲁格洛夫又书面报告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维辛斯基，就如何处理被关押的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官员、将军以及溥仪的亲信、亲戚共58人及保存在苏联内务部的溥仪的贵重物品（价值47．3万卢布）、伪满洲国官员的贵重物品（价值47．6万卢布）等问题提出了内务部的具体意见：

（1）责成苏联外交部（维辛斯基同志）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有关上述在押中国人的情况，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将这些人引渡给中国当局是否感兴趣；（2）在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同意之后，按所附名单将58名在押中国人连同属于他们的财宝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处理。

1950年7月6日，内务部部长Ｃ·克鲁格洛夫、外交部部长Ａ·葛罗米柯在联名给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提出：今年7月1日，周恩来在与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罗申会谈时声明，如果苏联政府认为移交溥仪是适时的，中国政府准备接受。对此，苏联内务部和外交部认为：应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说明苏联政府准备将溥仪和他的随从人员移交中国，并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告知移交这些人的地点和时间。

经中苏双方多次协商，交接地点定在中国境内的黑龙江省绥芬河车站，时间为8月1日。苏方移交工作由苏联拘留管理总局代表、中校科富托夫及上尉阿斯尼斯负责，中方确定由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处处长陆曦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外交部负责接收。

三

苏联把伪满战犯引渡回中国这一决定，在伪满战俘中引起很大震动。大多数伪满战俘感到高兴，他们希望早点结束异国他乡的囚徒生活。以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为首的36名大臣和将军，曾于1949年5月4日联名致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表达了要求回国的迫切愿望。他们在函中写道：“我们读到了您于4月1日给傅作义将军的回电，电报中您划清了有罪和无罪的界线，指出了应走的道路，给予我们彻底自新的机会。”“我张景惠和其他人，虽然置身祖国疆土之外，仍不能不为中国的光明未来而兴高采烈。如果容许我们回到祖国并保留我们的性命，我们发誓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方面，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

但是，引渡回国这一消息对溥仪来说如上刑场。他惶恐不安。1959年10月他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认罪会上的发言中就详述过那时的心态：“1950年苏联方面送我回祖国时，便认为这是把我送上了死路。因为一想到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是怎样对待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精神就紧张；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改朝换代，前一代的高官显宦，尚不能幸免，何况曾是清朝末代皇帝的我呢？想到被推下皇帝的宝座后，张勋复辟被利用过，日寇统治东北14年中，又当上了伪执政和伪皇帝，共产党还能不严厉处置我？在报纸上，看到土改运动中，人民是怎样对待地主、恶霸的，尤其听到第一批从苏联被送回国的汉奸中，有几名伪省长级的人，被处死刑的风传，我就信以为真，更难入眠了。就这样，在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情中，离开了苏联，被送回祖国。”

1950年7月30日，溥仪一行从伯力登上归国之程。苏方把溥仪安置在条件较好的苏联军官们的车厢里，还为他准备了啤酒、糖果等。一位大尉还好心开导他说：“回祖国总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你放心，共产党的政权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中国的党和人民气量是最大的。”可是溥仪总觉得这些话是诓他的。所以他一直不吃不喝，坐卧不安。在一天一夜的旅途中，他脑海里难以抹去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那一幕，一个美国律师对着他大声呼喝：“你也是罪犯，你终究要受到中国政府的裁判的！”

8月1日晨，载着伪满战俘的专列到达绥芬河市对面的伏罗希洛夫城。中方代表陆曦与苏方代表科富托夫中校会晤，商议交接办法。为保证交接工作的顺利进行，双方决定由双方各出数名武装战士，在中苏双方专列之间，间隔一定距离，对面列队，中间形成通道。由中苏双方工作人员按名单依次点名呼唤，战犯听到叫名，从苏方车上下来，复诵自己姓名后，经通道走过，登上中方车厢。这次接收的伪满战俘有溥仪及其亲属8名，前伪大臣13名，伪将官23名，伪校官1名，伪外交部职员13名。此外，还有属于他们的贵重物品，在双方代表监视下，由苏方保管该财物的两名军官移交给中方，中方接收后按清单，编成号码，用火漆加封，送交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保管。

交接完毕，中苏双方签署了移交书。移交书着重指出：苏方由苏联俘虏拘留管理总局代表中校科富托夫、上尉阿斯尼斯交出58名伪满战俘及其属于他们的贵重物品；中方由中国政府外交部全权代表陆曦负责全部接收。中苏双方顺利圆满地完成了交接工作。

1950年8月23日，苏联内务部部长Ｃ·克鲁格洛夫给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书面报告了移交情况：

“今年8月3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这位代表移交了前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及其随员和前伪满洲国政府的部长、将军和官员共计58人以及属于他们的贵重财物。”“到达绥芬河车站后溥仪写下了如下内容的感谢信：‘在苏联居住期间，我受到苏联以及斯大林大元帅的关怀。现在当我离开苏联领土时，我衷心为给予我的好心对待表示我最大的敬意和感激。我祝愿苏联人民世代繁荣，祝愿斯大林健康长寿。’”

溥仪等人回国后，通过劳动、学习，接受改造和思想教育，逐步认清了自己的罪恶，得到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溥仪也于1959年12月4日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特赦通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从皇帝、罪犯到公民的巨大人生转变，溥仪曾在他的《我的前半生》中写道：“‘人’，这是我在开蒙课本《三字经》上认识的第一个字，可是在我前半生中一直没有懂得它。有了共产党人，有了改造罪犯的政策，我今天才明白了这庄严字眼的含义，才做了真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