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用“愚昧”抵御外辱 妇女溺器成破敌法宝

步天涵谷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古老的中华文明第一次遇到了一个强于自己、优于自己的外来文明的挑战。因为中国当时的统治者大清王朝、整个社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这个挑战实际是“现代化”开端的意义竟毫无认识，因此不知所措，进退失据，步步被动，一拖再拖，一误再误，最终丧失了主动变革、主动“现代化”的机遇。

面对已经深刻变化了的世界，清朝统治者在鸦片战争后仍然如此愚蠢僵化地固守传统观念、传统意识形态，其最终命运，不亡也难。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古老的中华文明第一次遇到了一个强于自己、优于自己的外来文明的挑战。这次战争，迫使中国带着深深的屈辱开始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蹒跚而行。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如此艰难曲折，不仅因为它是外来、强迫、后发的，更是因为中国当时的统治者大清王朝、整个社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这个挑战实际是“现代化”开端的意义竟毫无认识，因此不知所措，进退失据，步步被动，一拖再拖，一误再误，最终丧失了主动变革、主动“现代化”的机遇。这种主动权的自我丢失不仅使大清王朝最终覆灭，更重要的是使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被大大延误，屡受重挫。

其实，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时，清政府尚有相当广阔的改革空间。但清政府对所面临新挑战的意义毫无所知，仍抱自己是“天朝上国”的自大观念，从一开始就延误了变革的最初时机。因为在中国古代世界观中，“中国”是位于“天下”之“中”的“天朝上国”，“华夏”之外的其他文化统统是没文化、不文明的野蛮世界；其他民族、国家都是“化外之邦”的“狄”、“夷”、“蛮”、“戎”，都要靠中国的声名文物、典章制度、礼乐规范来“教化”。只能“以夏变夷”，不能“以夷变夏”，因此面对西方的侵略、挑战，中国根本没意识到要向西方学习。拒绝“师夷长技以制夷”和设立“南北洋大臣”是清政府对鸦片战争的最初“反应”，从中便可略窥清王朝的最终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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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愚昧”抵御外辱

　　在满清大员中，林则徐无疑是少有的开明之士，他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可以说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的代表，从一些细枝末节，便可窥见当时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程度。自从乾隆年间英国使臣晋见皇帝拒不行跪拜之礼后，对此便有种种说法。一说英国使臣见到中国皇帝后慑于“天威”，不由自主双膝下跪；另一种说法是洋人的膝盖与中国人不同，根本不能弯曲，所以才没有下跪。鸦片战争爆发时，有人想起这第二种说法，信以为真，因此提出“红毛番”虽擅海战，但由于膝不能弯，不擅地面战争，所以中国军队只要多准备些长竹竿即可，两军相遇时用竹竿将英人捅倒，他们便很难爬起来，中国军队自可轻易取胜。这种说法，对林则徐亦有相当影响。当然，他并不相信英国人是天生的膝不能弯，而是他们腿打绷带使然。在战争爆发前夜，他认为“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林则徐的认识尚且如此，他人便可想而知。

　　如当时的名将杨芳，作为参赞大臣随靖逆将军奕山于1841年3月初赴广州防剿英军。3月6日，也就是杨芳到广州的第二天，广州城附近又有两座炮台被英军攻克。时人梁廷枬写的《夷氛闻记》记载，杨芳看到夷舰上的大炮总能击中我，但我却不能击中夷；我方炮台还是在陆地固定不动，而夷炮却处在“风波摇荡中”的舰船上；我主夷客，种种条件都大大有利于我而不利于“夷”，但夷炮威力远在我炮之上，认定“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于是广贴告示，“传令甲保遍收所近妇女溺器”作为制胜法宝。他将这些马桶平放在一排排木筏上，命令一位副将在木筏上掌控，以马桶口面对敌舰冲去，以破邪术。此事，《粤东纪事》也有记载，杨芳初到广州，“惟知购买马桶御炮，纸扎草人，建道场，祷鬼神”。3月18日，英军进犯，杨芳的这些招术自然完全无用，筏上副将仓皇而逃，英舰长驱直入，杨芳急将部队撤回广州内城，匆忙与英军“休战”。当时有人赋诗曰：“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

不过，以马桶、尤其是妇女溺器等作为破敌法宝，并非杨芳的发明，而是颇有些年头的传统。其实，杨芳还算“文明”的，因为他并未如传统那样直接以妇女下身面对敌阵。

明万历年间四川播州土司杨应龙造反，巡抚李化龙奉命征剿。据李化龙编撰的《平播全书》记载，当他用火炮轰击敌阵时，杨应龙令数百裸体妇女排立高处，手拿箕器，“向我兵扇簸，而贼锋厉，我兵即以狗血泼之”。他找到的破解之法是“军中即斩黑狗血洒之，法立破”。明代大思想家、哲学家方以智向来注重方术，所以又被认为是明代的科学家，他的《物理小识》对此事亦有记载。由于其来有自，杨芳在鸦片战争中自然仍用此法宝。甚至几年后，太平军可能也用过此法。鲁迅在《阿长与山海经》中回忆了小时家中女佣阿长的故事，阿长对他说，长毛占城时“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此事使年幼的鲁迅“对她发生过空前的敬意”，因为“这实在是出于我意想之外的，不能不惊异”，“不料她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从此对于她就有了特别的敬意，似乎实在深不可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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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在国门正被打开的19世纪中叶，杨芳在鸦片战争中以“粪桶妙计”御敌便不足为怪了。相反，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的却是在此背景下林则徐、魏源能“睁眼看世界”、进而提出“师夷长技”。

经过与敌人作战，林则徐立即改变了看法，意识到这是一个我们完全不了解、与传统“边患”完全不同的敌人，当务之急是了解“敌情”。“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兵家常识，战争双方无不想方设法了解对方的情况。但在近代中国，这条“常识”却不适用，或者说是不准用。身处与“夷人”作战前线，林则徐当然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夷情”，聘有专门的翻译为他译介有关情况，编译成《四洲志》，对五大洲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政情作了初步的介绍，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外部世界的著作。1842至1843年间，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更详细的介绍。但魏源在此书中仍坚持传统观点，面对现代地理学，他花了许多功夫“考证”出“自古以震旦为中国，谓其天时之适中，非谓其地形之正中也。”即承认中国在地理上虽不居“正中”，但在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的中心。但他认识到“狄夷”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尚有所长，中国可以师法，所以对其先进的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更有专门介绍，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鸦片战争使林则徐、魏源等人对外部世界有了初步客观的了解。

然而像林则徐、魏源这样仅为了解敌情而编的《四洲志》、《海国图志》便被视为大逆不道，认为“知夷”“悉夷”本身就是罪过，“堂堂天朝”岂能去了解那些“蛮夷之邦”？他们因此被指为“溃夷夏之防”、有失国体而受到舆论的强大压力，也不足为怪了。愚昧排外、坚持“天朝上国”的妄自尊大观念仍主宰“世道人心”，据当时人记载，由于被“夷”所败，不要说“师夷”，连谈海外之事都成为禁忌：“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房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林、魏的“师夷胜夷”主张，当然更是“犯诸公之忌”而“举世讳言之”。林、魏甚至不得不为因为要“制夷”才“知夷”“悉夷”百般辩解，也因为这种不畏浮议、敢于面向现实的勇气，林则徐才被后人誉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仅仅“知夷”尚且如此，他们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策，则必然遭到更加严厉谴责。

“船坚炮利”是近代国人对西方列强的最初印象。在战争中直接与英国侵略军交战的林则徐深刻感受到近代海军的威力，最早提出了建立近代海军的构想。但当时朝野却仍昧于世界大势，认为“师夷造船”有失“天朝”体制，所以不仅安于现状，而且反对买船造船。林则徐提出购买、仿造近代军舰的想法和实践遭到朝野上下的激烈反对，道光帝在林则徐建议造船的奏折上硃批道：“一片胡言”。

对现实的回避，其实只能使现实更加严酷。

结果，对中国人具有启蒙意义的《海国图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然而这本书传到日本之后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日本朝野正是通过这本书对世界大势有了更多的了解，可以说这部著作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部旨在启发中国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国家备受冷落，却在异邦大受欢迎，启发了异邦的改革，异邦又反过来不断侵略中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是中国的悲剧。

在随后的岁月中，“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简单几个字一直引起激烈争论，但双方对“制夷”这一目的其实并无异议。所以这种种流派不论彼此攻讦如何激烈甚至于你死我活，无论是坚守“夷夏之防”还是主张“彻底夷化”，目的却都是为了“救国”，因此本质上都可归于广义上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但不无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只将那些严守“华夷之辨”、反对“师夷长技”者视为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对“师夷长技以制夷”，则抹去其“制夷”的目的然后便扣以“变夷”“媚外”“崇洋”“卖国”、“殖民”等大帽子，使其居于道德、政治的绝对否定性境地和劣势地位，因而最多只有招架之功，进而自己再倚道德、政治的优势地位对其作义正辞严的攻击或批评。这样，在近代思想概念的流变中，所谓“民族主义”便常常带有相当程度封闭排外色彩，实际应称为“狭隘民族主义”。近代历史表明，这种“民族主义”却偏偏又对中国真正的繁荣富强起了巨大的阻碍作用，实际误国匪浅，为害甚烈。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和相当的警惕。近代中国的些微成就、终未亡国恰恰是以林则徐为代表的许多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主张“师夷”(“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有识之士不惜负重谤而努力奋斗的结果。或许，这就是所谓“历史的辩证法”罢。

简言之，究竟是杨芳坚持中国传统的“马桶战法”爱国、对朝廷有利，还是林则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爱国、对朝廷有利？

“师夷长技以制夷”在中国近代“开篇”的遭遇，预示着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艰难曲折，也在某种程度预示了清王朝的命运。

如前所述，中国向来以自己是位于“天下”之中文化最为发达，优越的“华夏之邦”自居，四周各国文化、制度远不如中国，所以中国是“天下共主”，周边各国都是中国的“藩属”。在这种“宗藩”关系中，中国皇帝是“天子”，有“德化蛮夷”、“函养四方”的责任，藩属国要到中国来朝贡，藩属国立新王也要经中国皇帝册封。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外交观念，自然也没有外交机构。在传统关系中，对外的交往就是“宗主”对“藩属”的管理，所以管理对外交往的机构就是“理藩院”。当时只有“理藩”而无“外交”。

鸦片战争开始后，这种状况必然发生变化。清政府不得不与英、法等“列强”打交道，虽然中国打了败仗，但清政府自己是“天朝上国”的观念和面子还很强，仍视此时的西方列强为传统“狄夷”，不屑与、根本不想与之“外交”，所以每当有中外交涉事件，由于没有专门机构和专人负责，朝廷总是因事随时择人办理。但由于中英签订了不平等《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开放了五口通商，中外交涉遽增。“五口”成为外国人从事各种活动的法定地点，也是中外交涉的法定地点，清政府于1844年设置了五口通商大臣，处理这些地方的中外交涉事宜。传统的体制，开始打开一个小小的缝隙。由于这“五口”都在南方，广州历来是对外交往较多的地方，所以五口通商大臣开始由两广总督兼任。但随着上海的开埠，外国人的活动重心向此移动，因此从1859年起改为由江苏巡抚或两江总督兼任，如李鸿章任江苏巡抚时就兼任通商大臣。设立五口通商大臣，其目的是将对外交涉局限在“地方”，不让外国人进京，以符中国传统体制。而且，从观念上说这样清政府仍有一种虚幻的满足感，即中国仍是“天朝上国”，那些“蛮夷之邦”的“中央政府”只能与中国的“地方政府”打交道，而不能(因根本无资格)与中国的中央政府打交道，以此表明中国仍是“天朝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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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上国”的穷途末路

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英、法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战争又以中国惨败、签订不平等的《北京条约》而结束，英法等国取得了公使驻京的权利。对清政府来说，这可谓体制上的一次巨变。为了适应这种变化，恭亲王奕等于1861年初上奏“请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对外交涉事宜，朝廷颁谕同意奕等“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比奕等人的奏请多了“通商”二字，奕于是再次奏请在铸造关防时，略去“通商”二字，遂改名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另外，在列强的压力下又增加了许多沿海沿江开放口岸，长江以南由原来的五口增设为13口，长江以北新开牛庄、天津、登州三口。清政府于是将原来的五口通商大臣改为“办理江浙闽粤内江各口通商事务大臣”，设在上海，后来演变称为南洋通商大臣或南洋大臣；在天津新设“办理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务大臣”，后来演变称为北洋通商大臣或北洋大臣。南北洋大臣都是为“通商”而设，若依朝廷本意，连总理衙门前也要加“通商”二字，反映出当时把“夷务”与“通商”看成一回事的观念，或者说仍想保持与“狄夷”只有“通商”关系而无外交、政治关系(因其无资格)的名分。

南洋通商大臣从设立之初即由苏抚或江督兼任，因此苏抚或江督在清政府对外交往体制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北洋通商大臣在设置之初则是专职，专办洋务兼筹海防，而直隶总督不兼北洋通商大臣，因此从体制上说此时直隶总督与外交无缘。由于与北京近在咫尺，再加清廷仍是尽可能将对外交涉活动局限于地方，所以北洋通商大臣在天津设立之初实际就参与了国家外交活动。例如，从1861年到1869年这9年间，清政府与一些国家签订了十几个条约，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参与了其中9个条约的谈判签约，并且签约地都是天津而不是中国的首都北京，有些国家原代表到了北京，清政府仍坚持要他们到天津。各国外交人员只能在中国的“地方”、并主要是与“地方官”打交道明显不合国际惯例，引起各国强烈不满，一再要求进京。但清政府为传统观念所囿，一直坚持与各国的交涉只能在国门天津而不能在国都北京进行。若想进京交涉，必须先在天津等候，由三口通商大臣先向总理衙门呈报获得批准后方可进京，如果不经三口通商大臣同意而直接进京投谒总理衙门大臣则肯定被拒。这些规定或曰惯例，使三口通商大臣实际深深参与国家外交。

由于三口通商大臣是专任，因此与直隶总督往往各自为政、相互掣肘，屡有矛盾。所以1870年11月12日，清廷发布上谕，决定裁撤专任三口通商大臣，照南洋通商大臣之例由直隶总督兼任。这一改变解决了直隶总督和三口通商大臣各自为政的积弊，大大扩充了直隶总督的职权，其工作重心亦从“省防”转为“海防”、“洋务”，确立了直隶总督在清政府外交体制中的地位。直隶的府城是保定，三口通商大臣衙署在天津，为解决这一矛盾，上谕规定“将通商大臣衙署改为直隶总督行馆”，直隶总督在天津、保定间轮驻，但可“长驻津郡”，“如天津遇有要件”更不可必回省城保定，明定直督驻天津优先于驻保定，为直督处理“海防”重于“省防”提供了另一方面的保证。

恰恰此前不久，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因此成为直督兼通商大臣第一人。李鸿章当上“北洋”大臣不久，就开始积极参与一系列国家外交活动。就体制上的承属系统而言，总理衙门设立之后南北洋大臣只是地方上办理外交的代表，为总理衙门所统属，受总理衙门之命主持对外重大交涉，但实际上南北洋大臣尤其是北洋大臣却常常是代替总理街门的总代表。在李的努力经营下，其活动范围迅速扩大，总理衙门几乎办理每一件事都要向他通报，汲取他的意见和建议，许多驻外外交人员更是经常向他汇报，听取他的指示，李已俨然成为国家外交全局的主持人。他在天津的官衙渐渐成了清政府实际上的外交部，外国人与他打交道越来越多，反过来又进一步提高了他的地位。一位英国外交官说：北洋大臣李鸿章“甚至不想掩盖他实际上是中国的外交大臣这一事实”，“像现在这样组成、这样管理的总理衙门，只不过是李鸿章大学士在天津的衙门的一个分支机关”。

本应承属于总理衙门的北洋大臣现在却超越总理衙门，固然有李的个人原因，更有体制原因。负责对外交涉的南北洋大臣本无兵权，但由于是督抚兼领，既有兵权又有地方行政权，自然成为国防、外交上的重镇。而就南北洋“分量”而言，由于南洋大臣早设约二十年，再加早期南方对外交涉事件远多于北方，所以早期是“南重于北”；后来由于外交重心北移，北洋大臣更多地参与全国外交，渐渐地“北重于南”。

“北洋系”终成清中央政府难以驾控的巨大政治力量，对清末、乃至民国政治都影响殊深。晚清政治格局的一大特点是地方势力慢慢崛起，中央政府渐渐大权旁落，此乃清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固然多多，其中不容忽视的一点即清政府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中已经风雨飘摇，却仍固守于自己是“天朝上国”虚幻观念，竟然把“外交”这种最重要的国家政治交与“地方”处理，地方自然要崛起、“坐大”。许多年后，正是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成为清王朝的重要掘墓人！如此结局，是鸦片战争之初为维护传统“礼制”和“面子”、想把外交仍局限于“地方”而设南北洋大臣的清廷万万没有想到的，历史，确实吊诡。

面对已经深刻变化了的世界，清朝统治者在鸦片战争后仍然如此愚蠢僵化地固守传统观念、传统意识形态，其最终命运，不亡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