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超日，中国未来当如何定位？

陈亮911

新华网北京8月27日消息 中国GDP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实际上，按照人均GDP，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仍有1.5亿人生活在联合国制定的贫困线以下。那么，中国现阶段在国际舞台上应如何给自身定位？中国应当承担哪些国际责任？今后一段时间采取何种发展政策才能真正实现国富民强？记者就此采访了法国前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与日本明治大学国际问题专家关山健，他们从不同角度给出了有建设性的意见


    辜学武：中国应定位为“现代转型大国”

     记者：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消息引起了德国媒体的广泛关注。但事实上，中国的人均GDP还很低。您怎么看？

    辜学武：我想中国应该理解世界各国，尤其是传统发达国家的躁动性反应。为什么？因为它标志着中国在不到十年间，一口气将意法英德日给超越了，老牌工业国家中，现在就剩下一个美国，它们能不百感交集吗？不错，中国的人均GDP还很低，不到德国的十分之一，但人们在谈到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总体分量时，一般是不太关注它的国民的平均生产能力的，就像我们在谈到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时，很少提及有多少纽约人在地铁里乞讨一样。

    记者：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目前这个时期，中国该给自己怎样定位？

    辜学武：中国不能把自己继续定位成发展中国家了，因为发展中国家这个概念至少在欧洲的话语系统中是与贫穷落后、不发达紧紧连在一起的。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和长三角、珠三角、京津沪以及许多二线城市的高度现代化水准与这个概念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中国若再坚持自己是发展中国家，虽然事实上没有错，但在国际舆论上很被动，需要使出浑身解数来证明自己的清贫，弄得不好，人家觉得你是在说假话，骗援助，躲责任。中国不妨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较为中性的现代转型大国，因为它大，所以转型难度大，需要时间；因为它分量重，所以转型风险大，一举一动，对自己和对世界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将这个定位和道理向世界讲清楚，相对容易，比继续强调自己是发展中国家效果要好，而且成本低。

    记者：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表现出一定恐惧，中国能通过什么方式更好地在国际上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

    辜学武：说恐惧可能有点过分了，不安和躁动可能更贴切一点。不安是因为不知道中国的发展成长对西方来讲最终是祸还是福；躁动是中国居然用不同于西方的政治模式创造了生机勃勃的经济繁荣，而且有一发不可收拾的势态。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强调自己的利益诉求要讲究方式。中国可以向世界说实话，中国的建国大业还没有完成，国家的三个要素(国土、人民和政权)都有缺陷：一是国土尚未统一；二是国民的民族认同感还不成熟；三是体制上不完善。事实上，中国自己定义的所谓国家核心利益，都同这三个要素连在一起。实话实说，把中国的忧虑向世界讲清楚，世界就不会那么对中国感到恐惧了。

    记者：中国同时应承担什么国际责任？

    辜学武：中国最大的国际责任在于成功地保持亚太地区的稳定和繁荣，这个家庭作业一定要做好，这个作业拿不到90分，其他国际责任都是空的。家门口的事情都搞不定，还谈什么国际责任？所以，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中国要勇敢地、大大方方地承担起亚太地区政治领袖的责任，但要担当起这个责任，是要付出代价的。中国不能全盘通吃，还要照顾其他国家的利益和诉求，在定义自身的核心利益内涵和外延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同其他国家利益的兼容性。

    记者：中国怎样才能从一个经济大国走向真正的经济强国？

    辜学武：大本身就是强的一部分，中国应该意识到她已经是一个经济强国了，她的一举一动都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当然，有人会说，中国的强大还只是量大，而不是质强。这个观点有它对的地方，中国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经济强国，还要多修内功。不要相信西方的“阴谋论”，就算他们有这个动机，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美国负债累累，日本原地踏步，欧洲一体化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发展成长的最大对手，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所以，勤修内政，还富于民，强化公平，推行公德应是未来十年中国走向真正经济强国的政策首选。（记者焦宇）

    关山健：警惕中日关系“对立期”危险   

    记者：日本怎么看GDP被中国超越？

    关山健：对于日中经济规模逆转的消息，在日本反应比较冷静。日本更为关注的是自身经济复苏出现的阴影。

    日本之所以反应冷静是有原因的。正如内阁府政务官津村启介所说，2010年度全年的数据比较更为准确和公正，这次逆转还只不过是易受季节性及短期性影响的一个季度的比较。而且中国的名义

    GDP超过日本已经提前预测到，因此现在不感到吃惊。本来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在GDP的规模这一点上超过日本很自然，今后印度等其他人口大国也会逐渐在经济规模上超过日本。

    另外，日本越来越多的人也从好的方面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原因是对日本经济来说，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巨大市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统计数据表明，今年上半年日中贸易额为1383亿美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34.5%，增幅创历史新高，特别是建筑、矿山开采器械相关零件的出口增加2.2倍，汽车出口增加2.5倍，今后，零售业、保险等服务业也会参与中国市场，对日本来说，中国重要性更加显著。

    记者：两国经济规模的变化会给日中关系带来哪些影响？

    关山健：日中经济规模的逆转现在虽然在日本没有成为很重要的话题，但在日中关系史上可以说是新时代的转折点。

    回顾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日中关系，约可分为四个时期，每个时期大约10年。上个世纪70年代是日中关系的“构筑期”；上个世纪80年代是日中关系的“发展期”；80年代末冷战的结束对日中关系形成各种各样的影响，使上个世纪90年代成为日中关系的“动摇期”；但以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日中经济关系取得了飞跃发展，两国关系进入“相互依存深化期”。

    在此基础上今年开始了又一个新的10年，以中国的名义GDP超过日本为契机，希望新的10年成为日中关系的“成熟期”———技术和社会发展水平占优势的日本与经济规模和发展潜力占优势的中国作为双方互补的伙伴，互相尊重对方的利益和立场，继续发展关系。

    记者：面对这种新的政治经济局面，中国需要注意什么？

    关山健：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也存在日中关系拉开“对立期”序幕的危险，这种危险性在日中两国都需要警惕。

    在日本方面，由于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感到中国是潜在的威胁的人有可能增加。2000年前后，经常出现的“中国威胁论”的言论，最近并不太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感到中国威胁的日本人不存在了，而是由于感到中国是潜在的威胁变为常态化，特别是提及中国威胁感到大惊小怪的情况少了。

    另一方面，由于日本的GDP被中国超过，我担心轻视日本的中国人可能增加。实际上中国人均GDP只不过3800美元，目前排在世界第105位，联合国规定的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中国占1.5亿人，中国政府规定的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有4000万。在国际行业的网络中，中国的贸易结构是从日本进口工业设备和主要零件，在中国国内加工，向欧美市场出口。最近从中国的报道和与中国友人的交谈中，可以感到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提高了中国人的自信心，我希望不要因此轻视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经济大国和周边国家。（记者何德功）

    德维尔潘：中国需要被更好地接受

    记者：现在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您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德维尔潘：这次危机表明一个新的中国正走向世界。那些在过去几年有幸来到中国的人已经看到这一天的到来。中国的发展成长并不开始于危机，但这场危机显示出了它的稳定性，特别是在世界范围内的金融治理中所体现的灵敏反应。

    当然，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个危机还没有结束，在全世界仍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中国和亚洲也将面临它们自己的挑战，比如经济过热。对全球的稳定来说，阻止地区的不稳定至关重要，在这种意义上说，人类需要共同承担责任。中国在

    G20峰会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那必须建立在一种真实的永恒的全球化治理基础上。

    记者：近来很多媒体报道说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但是中国总是强调它的人均GDP还是非常低下，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德维尔潘：近年来我去过中国好几次，每次都会惊异于它相比上次所发生的变化。用双眼来见证历史的伟大时刻，是一个难得的机会。8月底我将再次访华，并出席亚太总裁协会与吉林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首届(2010)世界新兴产业大会”。

    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阶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将会决定中国的世界地位。在快速的发展中，一个崭新的中国正初具雏形，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不仅仅需要重视发展的速度，更需要考虑中国人在面对新挑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的相对一致性，例如大城市的水污染或空气污染上遇到困难，或是面对城乡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的问题。在我看来，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这比完成这个目标更为重要。这就是为什么维持一个稳定持续的发展节奏至关重要，它可以避免经济过热的危险。

    在这个世纪，中国绝对会成为世界经济里的重要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开始拉近两个世纪前形成的巨大发展差距。而且我认为从2008年起，西方大部分的公众观点，包括非洲和拉丁美洲已经对中国改变了他们的看法。但在众多发展中国家中，中国还是需要被更好地接受，有时候文化差异使得贸易关系比预期的要困难一些。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像法国那样的国家可以给中国带来它们对世界的经验———更为复杂长久的经验，以便创造对话环境和持续性，因为更好地理解和新的相互尊重，就是迈出了积极一步。

    记者：最近，法国《论坛报》发表了法国业内人士对中国经济的看法的系列报道。您怎么看待中法之间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与竞争？

    德维尔潘：在法国和中国我都有幸与经济领导人有过一些探讨，我惊异于两国看法的差异。在像法国这样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成长的后果必然有一种焦虑不安。一方面，它们强调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发展的出口导向型模式削弱了西方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导致大量企业活动的外包以及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另一方面，它们也注意到中国经济参与到高技术、高附加值领域的激烈竞争，担心在与拥有庞大市场的中国竞争中再次败下阵来。

    当我在中国讨论这些问题时，许多决策者似乎对这种害怕感到很困惑，认为中国只是依从世界市场经济竞争的规则和逻辑。我认为承认这些误解是很重要的，以便我们去避免未来的冲突。如果什么都不做，在欧洲恐惧可能会愈加增长。我们承受不起一连串的冲突对抗。

    在很多领域，企业合作仍然是发展新型市场和新规模经济的双赢策略。这符合全球化的利益，也有助于提高全球贸易平衡并促进各方的和谐发展。中国政府似乎致力于人民币的一步步升值。无论是对全球贸易还是对中国的和谐发展来说，这都是很积极的。（记者谢开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