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评价新《三国》电视剧：价值观的错位

陈浩海

2010-08-07   来源： 时代周报
      什么都不如想象的好——出于这样的信念抑或偏见，我基本不看电视，尤其电视上的电视剧。但三国是个例外。不但完完整整看了旧版的，还正断断续续看时下新版的。这是因为，《三国演义》是我最熟悉最喜爱的一部古典名著，小学四年级看了一遍，初一又看了一遍，至今仍时不时翻看几页。不妨说，我已经不知在自己脑海中把三国拍摄了多少次。相比之下，旧版大体同我的想象或“林版三国”对得上号，而新《三国》则相去甚远。比如貂婵，据说饰者陈好是青岛人，而我现居青岛且祖籍和她同属胶东，然而即使出于这种特殊情感，我也很难表示欣赏。至于我最敬佩的汉丞相诸葛孔明，原本“飘飘然有神仙之概”，如今的模样却让人一言难尽。

不过，我之所以不认可新《三国》，主要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因为其中价值观的错位。

不言而喻，尊刘贬曹也好尊曹贬刘也好，都终究不过是手段，因而都不至关重要。至关重要的是以此传达怎样的价值观。罗贯中传达的，可以概括为忠义智勇四个字。四字之中，我以为“义”是核心，即“义”是三国原著的核心价值观。故而罗氏将“桃园结义”置于一百二十回之首。刘关张三人“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发誓上报国家下安黎民，从此患难相扶祸福与共。而关羽是其最典型的体现者，财贿不足以动其心，爵禄不足以移其志，美女不足以乱其情。“义不负心，忠不顾死”，一朝结义，终生相随。为此不避艰险，为此挂印封金，为此单骑千里。可谓义重如山、义贯千古、义薄云天。即使诸葛孔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未必是为了忠于汉室，而是为了报答三顾茅庐之恩白帝托孤之义。义是什么？换成当下说法，大体就是诚信，是对情分和承诺的一种坚守。何况就刘玄德而言，不仅有刘关张结义兄弟之义，还有三拒徐州的同僚之义和携民渡江的大仁大义。

然而，作为“义”之奠基情节和经典场面的“桃园结义”却在新《三国》中压缩得前后不足十秒，确乎曹操撒一泡尿的时间都比这个长！如此尊曹是否太过分了？更根本的问题是：曹操是什么人？如果说刘备集团是以信义取天下，曹操显然是以奸诈或权术取天下。如借头示众、梦中杀人、割发代首。不仅奸诈，而且残暴，如疑杀吕伯奢家人，故杀吕伯奢本人。陈宫为此责其“大不义也”，曹非但毫无悔意，反而仰天大叫：“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再如为报父仇之际，凡得城池，尽屠城中百姓。董承案杀人七百有余，伏后案斩首不止二百，纵有五月身孕亦无由幸免！这还不算，作为军人，竟下达尽杀降卒之令。如此杀人如麻不仁不义之辈，即便有雄才大略能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又有什么可值得推崇的？若说孙刘是英雄，曹乃奸雄罢了。事情明摆着，孙刘哪一个统一天下都要比曹对百姓有利。罗贯中所以尊刘贬曹，无非借此表达当时人民渴望施行仁政的美好愿望和重义轻生的道德理想。

而高希希居然要颠覆“尊刘贬曹”，明确宣称“让曹操取代刘备”！其用意委实令人费解。诚然不能据此一口咬定高希希推崇曹操即是推崇奸诈残暴，依他自己的说法，是要将曹“还原为一个真正的人”。但要知道，电视剧不是面对同行学者的纯粹的学术发言，而是通过娱乐性媒体以普通民众为对象艺术地传达某种导向性信息。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还原”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何况曹操奸诈残暴这点早已为史学家所确认—作为“真正的人”他原来就有此一面。至少，十秒钟桃园结义意味对“义”的轻蔑，而对曹浓墨重彩的刻意塑造显然使得这部自称“史诗”的电视剧失去了应有的理性批判力量。一句话，这是一种价值观的错位！

当今之世，以“潜规则”形式出现的曹氏权术或奸诈手法几乎充斥每一个角落，依仗权势欺小凌弱甚至漠视他人生命的曹氏残暴也远未绝迹。相比之下，讲究诚信的“义”和施政为民的“仁”反倒成了必须千呼万唤的珍稀元素。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有良知、有社会担当意识的艺术家或知识分子应该诉求什么拒斥什么，岂非自明之理！

反正，在我眼里，高希希们的精神境界、认知水准尤其价值取向—文学修养就更不用说了—远在六百多年前的罗贯中先生之下。不是吗？（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