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故事：沈阳女子在日本被剥夺纯情后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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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4月22日

编者按：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国，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在日中国人已近百万。他们到日本，去留学，去结婚，去挣钱，去创业……怀着五彩缤纷的理想和梦幻，从湛蓝的天上，从碧蓝的海上，踏上了这块扶桑之地。他们在域外生活中发生的故事备受网民们关注，本网联合日本华文媒体《日本新华侨报》将陆续刊发在日华侨华人的生活点滴。


　　中新网4月22日电 题：沈阳女子在日本被剥夺纯情后的抗争

　　◆日本特约记者 蒋丰 ◆编辑 王海波

　　她24岁。风华正茂的青春岁月。但是，她脸上显露出来的与她那年龄并不相符的黯然神伤，使她显得青春早逝。她极力地克制着缠绕在心头的痛楚，讲述了一件又一件往事，让我不得不拿笔记录下来……

　　●少年纯情总是真

　　说来话长。在沈阳第87中学读书的时候，她和伟是同班同学，时常还是同桌。

　　男孩子在这个阶段，大多会“喜欢”上一个同班的女孩子。伟也是这样，放学后几乎天天往她家跑，好像永远有唠不完的嗑。女孩子呢，在这个阶段大多是懵懵懂懂、似懂非懂，情感世界的门扉刚刚启开一条小缝。她说，当时我觉得伟非常聪明，随着班上的同学一起，管他叫“大能人”。

　　巧了，上高中，两个人又是同班。年龄的变化促进了情感的变化。只是，她在高中一年级下半学期，随父母一起搬家到大连了。谁料，第二年的一天，伟突然找上门来，对她说：“我要去日本。我妈妈是日本人。”

　　说完，拿出一本封皮上写着“日本国”3个字的护照。她愣了一下，接着连珠炮般地问伟：“你咋是一个小日本鬼子呢？你不在中国呆啦？”话音刚落，眼泪也像断了线的珠子般地往下落，扭身跑出家门。

　　她回来的时候，伟已经走了。妈妈告诉女儿，“他临走时甩下一句话：“阿姨，我长大了一定要娶她！”她又哭了。女孩子，在最初感受到被爱的情感时，常常是用泪水来表达无法直接用语言传递的爱的情感。

　　伟走了，到了海的那一边。但是，伟的信是常常来的。从一封封信中，她得知伟还是那样争强好胜，每天上午在日本人的高中读书，下午到归国者日语学校读书，晚上还要去拓殖大学日语班读书。从一封封信中，她得知伟还是那样一往情深，诗一般的语言力透纸背，洋溢出挚热滚烫的爱……

　　伟又来信了，说要给她办留学手续，而且寄来了全部的资料。还能说什么呢？她辞掉在大连国际酒店的工作，放弃了正在申请的去新加坡留学的手续。就这样，2004年11月，她也飞到海的那一边——日本。

　●初恋的果实并非都是甜蜜的

　　20天以后，伟的母亲带她去区役所(区政府)办手续。她觉得不对劲，区役所的工作人员为什么拿出写有“结婚届”字样的纸张呢？她一点日语都不懂，只好问伟的母亲：“阿姨，不是让我来上学的吗？”这位阿姨支支吾吾，到底也没有说出个究竟来。

　　回到家，她看见伟刚从医院回来，手里拿着一张没有来得及收好的化验单。她抢过来一看，上面的白血球是4万。“你怎么啦？是肾不好？还是得了爱滋病？”她凭着自己仅有的一点医学知识，知道正常人的白血球是在8,000到12,000之间，现在伟的“不正常”，意味着问题的出现。伟摇摇头，苦涩地笑着，说：“没什么，我得的是胃病。”

　　她心里不踏实，但伟用男子汉的柔情爱抚她。伟说：“我们结婚吧！就这样定吧，我们在2月12日举行婚礼。”她觉得太突然了，又无法拒绝这已经与生存利益结合在一起的爱。但是，她心里不踏实。她以女性特有的直觉，在探求着这爱的背后原因。


　　她到今天都记得，2005年2月11日，伟陪她在神田街头散步。当走到一座桥头的时候，伟一下站住了，用近乎哀鸣般的语调讷讷地说：“让我说说实话吧，我把实话都告诉你。我得了慢性骨髓性白血病。你要走，就走吧。我怎么也是活不长的人了，你走了，我就自杀，我就死！”

　　她脑袋像被人打了一闷棍，半天没有缓过劲来。她哭，她闹，她知道自己已经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了。“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你为什么骗我来？你们家干事为什么这样埋汰？”

　　伟也是泪眼潸潸，“我一直想告诉你，我爸我妈不让我说。我给你写过几封信，我爸看见都给撕了。我也知道这样做不好，但我天天想着你，是我不好呵……”伟已经泣不成声了。

　　男人是坚强的。然而，他一旦在所爱的女人面前披露出内心的软弱和痛苦的时候，对方往往会敞开女性——母性的胸怀，用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去抚慰那心灵。女人，看不得男人的眼泪。

　　她也是这样，她走不出这个传统的和心理的“误区”。“伟的命运掌握在我的手里了。我走，他就要倒下去；我留下，他就能够生存下去。”她自己在内心里这样说。她擦干了眼泪，拂去纷乱的思绪，用双手捧起伟的脸，柔情轻声地说：“我留下。”

　　初恋，至少在过程上是甜蜜的，但初恋的果实并非都是甜蜜的。新婚也是甜蜜的，但新婚的甜蜜往往是不能恒久的。对于她来说，新婚的甜蜜失去得似乎过于匆忙了。

　　婚后3个月，伟就渐渐体力不支，只能断断续续地上学了。她呢，一边照顾病人，一边想出去学学日语，找点工作。伟支持她，伟的父母却极力反对。他们给儿媳妇规定了3条：不许上学，不许工作，不许和医生见面。

　　不看僧面看佛面吧。为了伟，为了爱，她忍受着。但是，她也有不能忍受的时候。伟的父亲常常是早上5点钟来串门，总喜欢问：“你做饭了没有？”时常还要亲自尝一尝。有的时候，这位做父亲的会突然发脾气，大声训斥：“你做的饭怎么和饭店的不一样？这饭狗都不吃！”有的时候，这位做父亲的又会和蔼地提出一些奇怪的问题，比如：“你们怎么睡觉呀？”等等。不但动嘴，这位做父亲的有时候还动手。有一次，他居然对儿媳妇大打出手。结果，她腹中孕育的生命没有能够问世。

　　她不理解，为什么自己做出了这样大的牺牲，得到却是如此不公？一次，她从伟的父亲嘴里得到了答案：“我们办你来，就是让你来伺候我儿子的，就是让你来当护士的，你别以为自己了不起！”

　　她听出来了，对方还有没有说出口的潜台词！于是，她抗争，不惜服药自杀，以死抗争。幸好，在医生的抢救下，她没有死。或许，上帝认为她不应该死。

●不仅仅是为了一纸签证

　　毕竟是纯情。她和伟买了两条小狗。不管是两个人当中的谁，只要叫一声“儿子”，小狗都会欢蹦乱跳地跑过来。这对于两个相爱的年轻人来讲，是一种心灵的诉求，也是一种心灵的慰籍。

　　时光如水。两个人在一起恩爱生活了4年。但是，冷酷无情的病魔并不因为他们热切的爱而放过伟。2009年6月2日，伟住院了。他在病榻上整整苦斗了117天，最后还是败下阵来。去世前，伟把自己的父母特意叫到身边，悲切地说：“我真有那一天，最不放心的是她。你们要把她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呀！我求求你们下一个保证。”

　　伟的父母答应了，面对着骨瘦如柴的儿子。但是，谁都不会想到，2009年9月26日上午10点8分，伟撒手人寰以后，伟父母的举止也立即变了。扑在体温尚存的伟的身上，她哭得死去活来，她让伟的父母给伟买一套新西服，好让伟体面地走。结果呢，伟的父母从医院2楼花1800日元买回一套睡衣，伟就穿着这身睡衣走了。


　　葬礼是在教堂举办的。葬礼刚刚结束，伟的父亲就说：“古人言：‘人死如灯灭’。现在，我们也应该卸磨杀驴。”第三天，伟的姐姐更是打来电话，说：“妈让告诉你，我们家从此以后和你没有关系了。”

　　她心里凉了，凉彻透骨。但她还是给伟的父母打去了一个又一个电话。因为，她不久需要到东京入国管理局去办理签证延期手续。伟的父母回答得也很干脆：“你和伟的感情，与我们无关。你去办签证的时候，我们不会拿出任何证明。”此后，伟父母家的电话似乎变成了永久牌的“留守电话”。

　　她不明白，为什么一本护照，有时可以改变人的灵魂？为什么一纸签证，有时可以改变人的品性？她的保证人、归国者会副会长细川周二先生对此也不能理解。一次，细川先生问：“中国人都这样吗？”问后，细川先生也笑了。正是他，帮助了1600多名“中国人”复原为“日本人”。他感触最深的是，这些人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伴随着身份(护照)的转变，从言谈举止到内心世界都有一个转变。只是，在日本寻找生存的饭碗的时候，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要吃“中国饭”。

　　她担心，随着伟的去世，自己作为“日本人配偶”的在留资格也会失去。她说：“我可以回中国。但是，我回去后怎么对人说明呢？我如果对一个人一个人去解释，我丈夫是得白血病后去世的，我最后一定会成为祥林嫂式的人物。还有，我嫁给了‘日本人’，在这里付出了我的青春、我的感情，难道他一去世我就应该打铺盖卷回国吗？”

　　她到东京律师协会，向佐藤律师诉说了自己的苦恼和忧虑。佐藤律师被这份纯真的感情感动了，说：“你先去找工作，有工作就说明你有在日本生存的能力。这样，你可以在日本申请定住签证。”

　　苍天有眼。在日本经济不景气连带的就业非常困难的时候，她在没有人介绍、仅凭一本寻找工作的杂志的情况下，竟然找到在一家大型百货商场售货的工作。

　　就是这样，她的保证人细川先生仍然不放心。“怎么样，我们收你做养女吧。做我们的养女，你也可以不听我们的话。”细川先生准备这样做。她不同意。她不愿意为此牵连保证人。佐藤律师说：“不要紧，我陪你去东京入管局。”确实，去入管局办手续的那天，佐藤律师也到场，并且用强硬的口气对入管局的职员说：“请你们认真受理这个申请。这个申请如果被拒绝了，我们将在法庭上见面。”

　　她整整等了两个月。就在她近乎绝望的时候，入管局的明信片到了。几天后，她拿到了盖有“定住者”章印的护照。

　　她的眼圈又红了，她一页一页地翻看着自己的护照。5年，她护照上的“在留资格”经历了一个“就学”——“日本人配偶”——“定住者”的过程。这其中，蜿蜒曲折、起伏跌宕的青春历程，用“纯情”二字岂能言尽！

　　一纸签证，真的能改变人的品性吗？她说：“我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