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附院心内科教授陈灏珠荣获“上海市科技功臣奖”

步天涵谷

（转帖）

在前不久隆重举行的上海市科技奖励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教授陈灏珠荣获“上海市科技功臣奖”，成为这一殊荣的两位获得者之一。

　　当这位被誉为“当代心脏病学之父”的老人缓步迈上领奖台时，台下掌声雷动。“人，是一定要有精神的。”陈灏珠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语，更是激起人们心灵的共鸣。




　　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力量，成就了陈灏珠的不凡之路？

　　《解放周末》独家专访今年86岁的陈灏珠院士，探寻蕴藏于这位医学大家身上的精神力量。

　　事业精神

　　●“如果只用‘谋生手段’的眼光来看待医生这份事业，那就太肤浅了，也就不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好医生。 ”

　　●“医生不仅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值得为其奋斗的事业，要用事业的追求去践行职业的责任。 ”

　　采访从摆满办公室书柜的医学书刊说起，那里面记录并见证着陈灏珠的事业轨迹。

　　60年前，《中华内科》杂志连续发表了一位来自上海医生的“临床病例讨论记录”。一时间，好评如潮，这一系列来自临床一线的生动案例令全国各地的医生如获至宝。而这批文章的落款都是同一人——陈灏珠医师。

　　那时的陈灏珠，是刚刚踏进中山医院工作不久的一名住院医师。医院每周要举行病例讨论会，病理科医生会参加临床医生的讨论，由病理论断来分析和验证临床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措施是否正确。在一旁聆听的陈灏珠默默记下了医生们的讨论内容，加以细心整理并请老师指正后，发给了当时的权威内科杂志——《中华内科》。

　　谁也不曾想到，这位当年初出茅庐的住院医师，后来迅速成长为我国当代心脏病学的领军人物。

　　记者问陈灏珠，为什么能在紧张的报告会现场迅速地把这么多医生的发言详实地记录下来？他笑着说：“这是大学里‘逼出来’的基本功。 ”

　　在踏入中山医院之前，陈灏珠经历了5年颠沛流离的大学生活。

　　1943年，以优异成绩从中学毕业的陈灏珠先后收到了3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国立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和国立中正医学院。

　　“不为良相，必为良医。 ”抱着这样的情怀，年轻的陈灏珠选择了学医之路。

　　此时的国立中正医学院已经因战火而两度被迫搬迁，老百姓的祠堂成了学生们的临时宿舍。虽在战时，学校的治学却依旧严谨。老师授课一律用英文，但由于日军封锁，买不到新教材,学生只得把老师讲授的内容当堂记录下来当作教材，动作稍慢，就会跟不上进度。每晚，陈灏珠在如豆的昏暗灯光下写下的，详细清晰的“陈体”笔记，第二天就成为同学们争相借阅的样板。

　　大一刚结束，随着日军侵华的加剧，学校被迫再次搬迁，学生们必须自己逃往下一个目的地。

　　逃难，对年轻的陈灏珠来说已不陌生。出生在香港的他，小时候随父母穿越日军封锁线，逃往老家广东的经历还历历在目。

　　而这一次，陈灏珠要和同学们穿越的是被称为赣江“十八滩”中最险恶的“惶恐滩”。在湍急的水面上，陈灏珠不禁想起当年文天祥过此滩时留下的名句：“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

　　到达江西南部后不到一年，学校又不得不转移至福建。跨省迁徙，面临的是崇山峻岭的险途，有些同学徒步跋涉了几个月才到达福建长汀，也有些同学从此再无音讯。开学后，结核病又在学校蔓延。由于缺乏医疗条件，陈灏珠眼看着不少同学被疾病夺去了生命。

　　当抗战胜利后，学校迁回南昌时，原本和陈灏珠同班的100多位同学只剩下了30人。而日后正是在这30人里，涌现出了新中国的3位院士。

　　说起这段艰难的流亡大学生涯，陈灏珠百感交集。他说，苦难也是一所学校，这段无奈的日子，也带给自己当一名医生所需的基本知识、快速的记录习惯和扎实的外语功底，更让自己受用一生并践行一生的，是“目睹了战火中生命的脆弱后，才真正体悟到生命的珍贵，从而更加坚定了行医济世的使命感，以及为医学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

　　多年后，当陈灏珠站上讲台为医学院的学生们讲课时，总会对年轻人说这样几句肺腑之言：“做医生一定要有事业心。因为医生不仅仅是一份赚钱营生的职业，更是一份值得为之奋斗的事业，一定要用事业的追求去践行职业的责任。 ”

　　采访中，谈起如今一些医生的缺失敬业精神等不良现象时，陈灏珠提高语气对记者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千万不能把当医生看作一个单纯的就业岗位。医生不仅仅是一份挂着听诊器的工作，更是一项奉献价值、实现行医济世理想的崇高事业。如果只用‘谋生手段’的眼光来看待医生这份事业，那就太肤浅了，也就不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好医生。 ”

　　因为怀有这份强烈的事业心和使命感，陈灏珠在个人利益面前显得尤为超然。

　　在陈灏珠太太眼中，丈夫是一个没有经济头脑的人。早年工作时，工资微薄，只能勉强维持家用，但从来未见丈夫为此有过操心，他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病人的身上。 “医院的福利、自己的工资，他也从不关心，拿到工资回家交给我后就不再过问了。 ”

　　是的，医学事业就是陈灏珠生活的全部。他说：“选择了医学这份事业，就是选择了一心一意，就是选择了‘苦中作乐’。苦生命所苦，乐生命所乐，这就是我对事业的全部心思。 ”

　　创新精神

　　●“医学领域的创新关乎生命，决不可为了博人眼球刻意作秀，而应该完完全全为了病人。 ”

　　●三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首例”，如今都已成为心血管疾病治疗领域应用最广泛的技术。

　　伴随着对事业的钟情、对生命的深情，陈灏珠焕发出了创新的激情。

　　上世纪50年代，就在大多数心脏病人都被风湿性心脏病所困扰的时候，刚刚进入心内科领域的陈灏珠就大胆预言：有朝一日，冠心病这类与病毒感染无关的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将取代风湿性心脏病成为心血管系统的流行病。

　　并非异想天开。他的预言是基于对病人情况的仔细研究和统计分析。在研究了住院心脏病患者的病种构成后，他发现了这个微弱的趋势——冠心病的比例在逐渐增高。他翻阅了大量国外文献，发现西方国家已经明显出现了冠心病病人增多的趋势。

　　事实证明了陈灏珠的远见。自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冠心病逐渐成为我国最常见的心脏疾病。

　　1954年，在陶寿淇教授的指导下，年仅30岁的陈灏珠发表了论述“心肌梗死”的文章。

　　“心肌梗死”这一病名从此被医学界所公认，并沿用至今。

　　陈灏珠并不是预言家。他的创新发现绝不是拍脑袋的突发奇想，而是基于敏锐的洞察力和科学严谨的论证。

　　他对记者说：“医学领域的创新关乎生命，绝不可为了博人眼球刻意作秀，而应该完完全全为了病人。 ”

　　正是为了病人，这位原本只需依靠听诊器、心电图诊断病情的内科医生，选择了一条全新的探索之路。

　　在那个没有心脏超声设备的年代，心内科医生无法通过X光或心电图直观地诊断疾病。陈灏珠决定采取一种更直接的方式与病灶“对话”——将一根导管顺着病人的血管进入心脏内部，到那里一探疾病之究竟。

　　在老师的带领下，陈灏珠在中山医院建立了上海第一个心导管室。此时，我国已经成功开展了右心导管检查，即让导管通过手上的静脉，抵达患者的右心房。陈灏珠决定另辟蹊径。 1959年，他和心外科医生搭档，在国内首创了左心导管检查。这种对心脏直接进行检查的介入诊断法，大大提高了先天性心脏病和风湿性心脏病患者的诊断质量。

　　这仅是陈灏珠一系列“首创”的开始。此后，中国第一例埋藏式永久性心脏起搏器安置手术，第一例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手术，第一例血管腔内超生检查，陈灏珠相继完成的这三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首例”，如今都已成为心血管疾病治疗领域应用最广泛的技术。

　　关乎生命的创新路，步步小心。

　　1972年4月23日，一位患者因剧烈的胸痛被送入了中山医院。经检查，医生怀疑他患了当时并不常见的冠心病，但却无法确诊。

　　正当所有人一筹莫展之时，陈灏珠决定，为这位患者施行中国第一例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手术。

　　新手术需要新设备。但在那个“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国内设备还十分落后的年代，一切只能靠自己的发明创造。

　　冠状动脉造影手术需要一台特殊的X光机，以左右旋转，从不同角度拍照，可是医院的老设备在拍照时根本不能转动。怎么办？陈灏珠灵机一动，既然X线机不能动，何不自制一个能转动的手术床？于是他们找来木板，做出了一张像“独木舟”似的船形床，病人睡在上面可以沿着纵轴旋转，从而解决了造影时需从不同角度拍照的难题。

　　史无前例。正是在这张“独木舟”手术床上，陈灏珠小心翼翼地把心导管送到病人的血管中，然后注入造影剂。不到一个小时，一张清晰的冠状动脉X光片出现在眼前，X光片精确地显示出冠状动脉的堵塞情况。

　　如今，这种能够清晰显示冠状动脉内部病变情况的造影手术，早已成为诊断冠心病的“金标准”。

　　人文精神

　　●“医学是生命的科学，医生面对的是生命，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敬畏生命的人文精神。 ”

　　●“如果不给病人以人性的温暖，把病人视作等待修理的‘机器’，那即使有再丰富的医学知识，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医生。 ”

　　敢于并善于破解医学难题的陈灏珠，心中另有一片诗意的天地。

　　多年来，他有一个习惯从未改变：每晚临睡前读几首诗词。他说：“进入诗词的世界，能让心灵褪去浮躁，滋补脑力。 ”

　　陈灏珠最心爱的“宝贝”，就是家中那些书籍和文献资料，以及几十箱按年代整理成册的信件和文章。这里面，有经他成功抢救的美国来华考察的科学家每年寄来的全家福，也有素不相识的外地患者向他求助治疗方案的信件。

　　珍藏完好的，还有陈灏珠几十年来的日记本。苍劲秀丽的字迹中，不见一丝潦草，也没有一天遗漏，如他行医做人般严谨认真。

　　日记的内容十分简练，不加任何评述。他自己生病的时候，日记里只有三个字：“在病中”。

　　偶尔，陈灏珠也会在日记里提笔抒发出游时的感触，比如：“举目不见左公柳，侧耳难闻羌笛残。 ”

　　时隔多年后，见到昔日并肩抢救病人的美国朋友，他则写下这样的诗句：“昔日齐心拯病客，今朝盛意馈诗篇。 ”

　　对陈灏珠而言，诗词、文学带给他的不仅仅是心灵的放松或者知识的广博，而是心存的这份诗意，能够让他更细微地体察人性、懂得生命。他说：“医学是生命的科学，医生面对的是生命，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敬畏生命的人文精神。 ”

　　几十年来，面对每一个病人，他始终遵循“视、触、叩、听”的传统检查方法，一步也不遗漏。

　　记者问他：“现在的检查手段已经那么先进，为什么您还要坚持做这些被有些医生讥为老掉牙的步骤？ ”

　　陈灏珠朗声回答：“心电图、超声心动图再先进，也不能代替医生问病史、作检查，因为视、触、叩、听永远是诊断疾病、把握病情的客观依据。更重要的是，病人会在医生问病史、作检查的过程中感受到人性的温暖。 ”

　　听诊，是陈灏珠最在意的环节。他说，医生不能把听诊器当作象征或者摆设，尤其是心脏科医生，学会用听诊器辨别心脏的异常症状永远是最重要的基本功。听诊，更是为了倾听病人内心的声音。

　　“不少病人为了看专家门诊，往往要排上几个小时的队，好不容易坐到医生面前，医生却没说几句就低头做记录、开化验单子，有些甚至连看都不好好看病人一眼。 ”记者谈到这样的现象，陈灏珠听后，脸上露出了深深的忧虑。

　　他认为，只有在与病人的交谈和倾听中，才能站在病人的立场上换位思考，理解病人，进而真正帮他们解决问题。“所以我一再要求学生，要把患者当作与你一样有尊严的人。病人以及家属处于相对弱势的位置，内心特别渴望温暖。如果不给病人以人性的温暖，把病人视作等待修理的‘机器’，那即使有再丰富的医学知识，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医生。 ”

　　对于生命的态度，陈灏珠就是这样用人文精神去彰显的。

　　服务精神

　　●“医生的时间，永远是用来服务病人的。 ”

　　●这“24小时制”，他一做就是几十年。

　　从踏入中山医院的第一天起，陈灏珠就把家安在了医院，一住就是整整6年。当时医院对刚入院的住院医师实行24小时工作制，病人有任何情况，住院医师都要在第一时间出现在病房。

　　没想到，这“24小时制”，他一做就是几十年。

　　家搬到医院附近的平江路后，医院每次有危重病人需要心内科医生参与抢救，陈灏珠还是召之即来。无论夜有多深，无论寒冬酷暑，他都会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医院。

　　他的一双儿女从小就熟悉父亲的格言：“爸爸是医生，医生的时间永远是用来服务病人的。 ”

　　陈灏珠的服务对象不仅仅是病人。多年来，他还热衷于举办科普讲座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防治宣传，把预防保健的知识传播给更多的人。

　　曾经有人对他说：“您作为德高望重的全国著名心血管病专家，不必为科普事业这样劳心劳力。 ”

　　陈灏珠却认为：“此事不是‘不必’，而是‘非常必要’。因为绝大多数心血管病都是可以预防的。 ”

　　早在上世纪70年代，陈灏珠就和同事们一起完成了中国首次大规模的居民血脂水平调查，发现我国居民的血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平均低于西方人，而高密度脂蛋白则高于西方人。基于这份调查，他提出，这可能是当时我国冠心病患者少于西方人的主要原因。

　　对此，西方专家提出质疑，“中国人的血脂水平太低，可能是由于营养不足吧。”

　　事实是最有力的回答。 20年过后，陈灏珠再一次开展了血脂水平研究，发现中国人的血脂水平在不断升高，原因不是营养不足，而是在于高脂肪高热量的饮食习惯。这种饮食习惯如不转变，冠心病、糖尿病也会像西方国家那样进一步流行。

　　也正是有鉴于此，陈灏珠更加自觉地投身于医学科普的推广工作。他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社会。

　　除了医学、科研和科普工作，陈灏珠还一直承担着指导博士生、硕士生的教学工作。

　　修改学生的论文，往往是在参加学术会议的飞机或火车上。

　　曾任中山医院副院长的姜愣教授在写第一篇学术论文时，起初曾抄录了一段爱不释手的文句。陈灏珠看后，作了删改，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论文要写自己的东西，万万不能拷贝别人。 ”

　　正是本着这种严谨的治学作风，陈灏珠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心脏科人才。现任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的葛均波教授曾经为老师写下这样深情的语句：“每一天，无论您是否意识到，您都给学生带来了改变。 ”

　　润物无声的改变，涌动着的是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