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检察官

步天涵谷

电影《东京审判》让无数中国人在心潮起伏中领略了60多年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惊心动魄的殊死较量和中国法官与国家民族荣辱与共的非凡气节。

《东京审判》以发生在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28名日本战犯的艰难审判过程为背景，各国法官和检察官等法律人士上演了一场场法庭传奇，尤其是中国法官梅汝璈的据理力争才扭转了局面，以6票对5票的一票之差，用战犯的绞刑告慰了在战争中死难的中国人民。在历时两年半的漫长过程中，法庭共开庭817次，创下了国际刑事审判的纪录。审判中，中国法官用自己的智慧、勇气和学识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赢得了世界的赞赏与尊重。

东京审判也记载了苏州大学值得骄傲的一段历史：由于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程序，中国赴远东法庭的法官、检察官、顾问、翻译等几乎都来自苏州大学前身东吴大学法学院，他们是：向哲浚(检察官)、倪征(首席顾问)、桂裕(检察官顾问)、鄂森(检察官顾问)、裘邵恒(首任检察官秘书)、高文彬(翻译、检察官秘书)、方福枢(法官秘书)、杨寿林(法官秘书)、刘继盛(翻译)、郑鲁达(翻译)等，东吴大学法学院也因此更加著名。

当时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并不在苏州，而是在上海。自1915年建院，这里为中国培养了数百位学术精英，包括新中国首任国际大法官倪征、小说家金庸等人。在20世纪初期，它被称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比较法”学院之一。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国际法院一共有过6位中国籍法官，从顾维钧开始，一直到1997年的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东吴法学院的教授或毕业生。

向哲浚：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官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远东盟军总部在组建国际军事法庭过程中，要求中国政府派遣一位精通英语、有国际阅历和国际法知识的法官。中国政府决定选派东吴大学法律系教授向哲浚出任此职。但向哲浚考虑到从事起诉惩治战争罪犯的法官工作更需要经验和阅历，故推荐了清华大学毕业的师弟梅汝璈出任法官，自己则担任检察官一职。

1946年1月东京法庭筹备组建时，与美国等国拥有庞大的检察官阵容相比，中国方面的成员只有向哲浚及其助手裘邵恒两个人。尤其令向哲浚感到压力大的是，他去东京时只带去了一份中国政府认定的11个人的战犯名单。

中国检察官手头没有证据，加上在极其恶劣的抗战环境中，很难从事证据收集工作，尤其是日本宣布投降后，战犯销毁了各种证据。而且，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在长达8年的抗战中，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是不证自明的，只需对其处罚就行了。然而，在国际法庭上，光宣布某人是“天下皆知”的战争元凶，因而判他死刑是不行的，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予以证明。

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向哲浚往来穿梭于日本和中国之间。在他的感召下，倪征、高文彬、周锡卿、吴学义、罗集谊以及张培基、刘继盛、郑鲁达、刘子健等法学专家和热血青年都加入了中国检察组。在向哲浚的带领下，他们冒着酷暑，在已被封闭的日本内阁和日本陆军省档案库中，日复一日挥汗如雨地寻找战犯们犯罪的蛛丝马迹，夜以继日地翻译、摘抄、整理资料证据。经过7个月的艰苦努力，终于收集到了足够证明各战犯犯罪的确凿证据。比如，向哲浚等从日本外务省密件中找出当时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向外务大臣“打小报告”的长电，电文中反对日本派驻中国的大特务土肥原贤二将溥仪放入木箱劫持到塘沽的计划。这一份长电，对证明土肥原挟持溥仪成立“伪满洲国”的罪行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东京审判期间，向哲浚运用娴熟的法律和外交手段，将当时东京法庭的首席检察官、美国检察官约瑟夫·季南请到了中国，陪同其对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事件进行了实地调查。这次调查不仅使季南对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有了直接的感受，而且收集到了大量人证和物证，而这些证据对后来法庭审理上述两大事件以及相关战犯的定罪量刑起了巨大的作用。

向哲浚和美国检察官莫罗还先后出庭，指控以松井石根为首的日军使中国南京居民陷入极大的痛苦和暴力之中。松井石根却为自己辩护说，他们对中国的侵略是“兄弟之争”，他们在南京的军事行动是有组织有控制的。通过收集到的日军在南京犯下的大量暴行证据，向哲浚将松井石根的“无罪抗辩”痛击至全线崩溃。

最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写道：发生在中国南京的大屠杀是日本军队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罪恶行动。松井石根是日本陆军的高级军官，他既有义务、也有权力控制自己的军队和保护南京的不幸市民。由于他玩忽职守，他必须对南京大屠杀承担责任。

1948年12月22日深夜，松井石根和其他六名日本战犯相继被执行绞刑。

1948年底，艰苦卓绝的东京审判结束后，向哲浚回绝了国民党政府让其去台湾出任“最高法院首席检察长”的任命，回到祖国大陆，先后在上海大夏大学、东吴大学担任法学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又先后在复旦大学法律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上海财经学院工作。

1987年8月31日逝世，终年96岁。

裘劭恒：


远东国际法庭首任检察官秘书

裘劭恒于20世纪30年代，获得了东吴大学法学学士的头衔。1946年，远东国际法庭组建时，作为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的首任秘书，他肩负着搜寻证据的任务。在1946年3月到4月，向哲浚和裘劭恒频繁回国，前往过去的敌占区和遭受过侵略迫害的难民中寻找人证与物证。但由于战争期间中国方面没有注意搜集和保留证据，日本方面又严守军事秘密，投降后又销毁了大量犯罪证据，让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的工作困难重重。但裘劭恒最终找到了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尚德义、伍长德，目击者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约翰·梅奇牧师等关键人物。

1946年8月，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出现在法庭上，在东京引起了轰动。末代君王是国际检察局3个王牌证人之一，他整整出庭8天，创下了单人作证最长时间的纪录。而这名关键人物是被裘劭恒说服出庭的。

溥仪头一次看见裘劭恒时，见他是中国人，怕得要命，以为中国人要把他当汉奸审判。裘劭恒告诉他说，来东京让他做证人，是去证明日本人是怎么利用你做傀儡侵略中国的。他开始还半信半疑，后来裘劭恒去监狱次数多了，连陪在旁边的法警也不怎么听他们谈话了，他才逐渐放松起来，最终接受了法庭的要求。

在日工作半年之后，首任检察官秘书裘劭恒返回上海从事律师工作。1979年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林江反革命集团”案，裘劭恒担任特别法庭顾问。他以娴熟的法律知识查阅了大量国际案例，提供法律保证，使审判林彪、“四人帮”的工作做到有理有节，赢得外界赞许。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民航一架飞机被劫持到南朝鲜，裘劭恒受有关方面邀请，从国际法角度用英文撰写了《严厉惩罚劫持中国民航客机的罪犯》一稿，由新华社向世界全文播发，义正词严地谴责这是国际犯罪，劫机犯理应受到中国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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