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软禁多年的张学良晚年为何不回大陆

刘恒宝

2010-03-19
  张学良是这个时代最终皈依基督的人物，也是家喻户晓的发动“西安事变”的人物。

不想利用“宣统皇帝”这块招牌

1990年夏，日本广播协会(NHK)电台记者报道了张学良早年与溥仪交往的回忆：

我在天津的一个饭馆吃早饭，溥仪突然进来看见我。我劝他把袍子脱掉，把身边那些老臣辞掉，你这些老臣围着你就是在揩你的油，你能天天出来走走，我倒很佩服你。我劝他，你肯不肯到南开大学去读书，好好读书，你作一个平民，把你过去的东西都丢掉，你真正做个平民。如果南开你不愿意去，我劝你到外国去读书，到英国或到哪儿去读书。我说你原来有皇帝的身份，你虽然是平民，你比平民还是高，你要是真正好好做一个平民，将来选中国大总统中有你的份。你如果今天还是皇帝老爷这一套，将来有一天会把你的脑瓜子耍掉。

在溥仪的《召见簿》中，第一次出现张学良的名字是在1926年4月1日，当年溥仪21岁，在天津日本“租界”地宫岛街张园自设“行在”办事处，仍以“宣统皇帝”的身份称孤道寡。张学良那时26岁，经过两次直奉战争已是身经百战的奉军第三军司令了。张学良所说上面那段话正是这个时期的情形，两人确实很熟悉。

张学良跟溥仪交往从来没想过利用“宣统皇帝”这块招牌，恰恰相反，而是劝溥仪脱袍子，辞老臣，“真正做个平民”。然而，他们政见不同，因此在交往中潜藏着对立和斗争。从他事后同日本记者的谈话来看，言谈中仍流露出势不两立的口气。不赞成“御弟”到属下做事

1927年初，经社交界颇为活跃的陈贯一夫妇介绍，溥仪的二弟溥杰在北京饭店舞场结识风流倜傥的少帅张学良，他们称兄道弟出入于饭店、球场或舞场，溥杰还常到张学良在北京的驻地“神聊”，交谊日深。在张学良的影响下，溥杰产生了从军带兵打天下的思想，再不愿空守没落王府当没用的“御弟”了，遂于1928年初利用少帅邀请参观南口奉军工事并检阅部队的机会，向张学良述说了投奔奉军的愿望。溥杰先生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张少帅听到我的请求时，有些犯难地对我说：“要说这事本身倒很好办，但以你皇弟的身份到我的部队从军，恐不合适。咱们现在是朋友关系，如果那样的话，就成为上司与下属了，这就不好处理，再说父帅仍视你哥哥为君主，他会怎么看这件事呢？还有，特别是你哥哥仍旧很讲君臣名分，他能答应这事吗？”他说出了一大堆难题。我不听他这些，继续坚持自己的要求：“是我们之间的事情，就看你答应不答应吧？！”此后我又屡次三番地表示要到他的军中去“从戎”，并说他要是不答应的话，就不够朋友，弄得张少帅无可奈何，最后他只好说：“那好。这段时间你就先上我们在奉天举办的讲武堂去吧！”

当时，奉军处在南方国民政府的北伐军以及冯玉祥和阎锡山军队的围攻之中，不久便因作战失利而决定退守关外，张学良特意通知溥杰先到天津躲避，溥杰便带着妻子唐怡莹乘坐少帅的专列赴津，并住进法“租界”张公馆，几个月后也去了东北。他知道父亲载沣和大哥溥仪都不会同意，遂给他们留了信，说明去向便不辞而别了。载沣先见着信，赶快报告溥仪。溥仪后来回忆：“有一天，我的父亲突然到我的住所(天津日界张园)哭着告诉我说，溥杰和张学良部下私自出走，一定是上东北，让我设法把他找回来，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便找日本驻津副领事白井康，求他想办法。他答应和大连日本关东厅联络，如果溥杰坐船登陆，便可拦他并让他回来。白井康就和关东厅的‘通译’中岛比多吉联络，后来果然发现溥杰在船上，中岛认识溥杰，告知来意，便把溥杰拦阻了，令他重回天津。”

溥杰折回天津以后遭到大哥的训斥。溥仪对他说：“你的志向不错，不过怎能给张学良做事呢？不如直接到日本士官学校去学军事！”嗣后溥仪聘请远山猛雄为日语教授，让溥杰和婉容之弟润麒学日语，到1929年3月便送他们东渡留学去了。

溥仪不准溥杰投到张学良的帐下，这当然有身份的考虑，但主要原因是政治的，从根本上说溥仪与张作霖父子是对立的，他容不得别人当“满蒙王”，更容不得别人争帝位。

不上土肥原的当

溥杰投奔张学良不成，不久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日本关东军炸死张作霖，企图引起政局混乱，挑动军事冲突并乘机占领东北，建立傀儡政权，甚至有的报纸已刊出消息说溥仪已经“来奉”，以建立“满蒙帝国”。当然，这是不真实的。
张学良得知父帅的死讯急忙返回奉天，迅速稳定了东北政局，从而推延了日军侵占东三省的时间，也推延了溥仪当傀儡皇帝的时间。1928年8月4日，张学良宣布为父发丧。溥仪闻讯命师傅陈宝琛和朱益藩给少帅写了一封慰问信，并送去“御笔”挽幛，以尽悼念之意。张学良于8月24日给陈老(陈宝琛字庵)和朱艾老(朱益藩字艾卿)复了一封亲笔签名信致谢，以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身份，写得很客气：

馞老、艾老先生阁下：

接诵大函，猥以先君弃养，辱承唁慰并赐挽幛，拜领隆施，不胜感谢。伏维杖履优游，起居佳畅，至惬颂私。良痛遭大故，方兴陟怙之悲；断任仔肩，益懔临渊之戒。邦家多难，夙夜殷忧。素谂先生德望高崇，海内钦仰，尚祈时颁训诲，俾作准绳，是则私心所祷祝者耳。肃此复谢，祗请崇安！诸惟荃照不备。

张学良拜启

为父帅发丧完，东三省的命运就摆在了张学良的面前：如果继续走奉系军阀的道路，则势必依赖日本人的支持而使国内仍处于南北分裂状态；如果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那就必须置父帅经营多年的“东北王”、“满蒙王”于度外，中国统一、反对内战的少帅选择了后者，1928年12月29日宣布“易帜”，东北三省同时挂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奉军亦改称东北军，这是张学良将军对中国历史的一大贡献，对此，日本人恨之入骨。他们为了劝说张学良以日本为靠山宣布满洲独立而做了大量工作，包括让派到张学良身边当顾问的土肥原贤二说服张学良出任“满洲皇帝”，对于这段重要“秘史”，少帅在半个多世纪后终于开口讲出了真相：

同土肥原最冲突的地方是他当时给我写了一份东西，就是王道论，就是要我当皇帝。我当时就问他，你是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让我当满洲皇帝，你是什么意思？我让千田森告诉参谋本部把土肥原调走，把土肥原这个顾问调走。千田森当时就说，你这个顾问是日本派的。当年订条约时规定你有两个顾问，你没有权让他调走，完全是政府派的。我就把前面的故事都跟他说了。后来我说，那好，我没有权，我没法子，我的顾问我也没权调，那么我不见他，我有权吧。我不跟他谈话，我有权吧。我不跟他谈话，我当时就告诉我那个传话的，我说以后土肥原顾问来，我一概不见。

溥仪当然不愿意张学良争皇帝，但他也不愿意看到南方和北方的统一，因为这不利于清朝的复辟，所以他也做少帅的工作。他有位老臣叫商衍瀛，字云汀，清朝翰林院编修，还在溥仪的“小朝廷”中当过“南书房行走”。此人后来成为东北红十字会的名人，与奉系将领广有联系。于是他利用这种身份替溥仪说项，接触张作相、张景惠等人，向他们送礼，诡秘地从事政治活动，在“易帜”前后那个关键的历史时刻，他又受命于溥仪而与张学良密商，嗣后少帅以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的身份，又写一封亲笔签名信“敬呈清帝尊展”：

敬复者：

商君云汀来沈辱荷过谈，敬谂雅意殷拳，感激莫名。比维潭第多福，动定成绥，允符私祝。学良才短学疏，谬膺疆寄，循省遭际，韦越为虞，重以奖言，弥增愧悚。承示各节，已与商君面谈，晤时谅能备道。好风多便，尚望时惠德音，借资韦佩，无任盼祷之至。端肃拜复，敬请台安。
商衍瀛到底跟张学良谈些什么？信中没有明示，但从前后两信在行款上的变化及字里行间的口气看，张学良“易帜”的决心是坚定的，不可能给溥仪任何政治许诺。

张学良不希图“皇帝”头衔，而专注于中国的统一和东北的建设。在降下五色旗并升起“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的前前后后，少帅捐出奉天大帅府的家底，兴办东北大学，以培养自己的人才，修筑通往吉黑两省的铁路新线，以防止日本利用“满铁”进行刁难，同时还进行了收回旅顺和大连港主权的谈判等等。不久，全国海陆空军总司令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全国海陆空军副司令，除继续掌握东北三省军政大权外，又在北平中南海设立海陆空军副司令部，坐镇华北五省，从而开始了他一生中叱咤风云的时代。

潜藏炸弹，意在警告溥仪

1924年，驻守北平的张少帅经常参观故宫，当然不是来向溥仪讨什么“紫禁城内骑马”之类的，也不是来寻访明清遗迹。张学良或在每年太平花盛开的时节，偕夫人于凤至应邀出席御花园的茶点招待会；或是为兴趣所驱遣，常往故宫欣赏钟粹宫书画陈列室的展品。他那时收购了大量明清书画和一些宋元古字画，为鉴定作品的真伪也时而来此。但他已基本不与蛰居天津的溥仪来往了，溥仪也不敢把“复号还宫”的要求送进他的中南海行辕。

1931年7月23日，正在日本留学的溥杰回国度假并往静园觐见溥仪。他向大哥传达了经吉冈安直传递的重要信息：日本军方对张学良不满，希望溥仪接管满洲统治权。

日本军阀反对少帅那是显而易见的，两年前就曾让土肥原贤二用“王道论”和“满洲皇帝”勾引张学良，希望他宣布“东北独立”，以逞自己的独吞之欲，结果遭到严厉的拒绝。两年以后，还是那个著名间谍土肥原，诱饵也还是“王道论”和“满洲皇帝”，只是猎取对象由张学良改换溥仪了。溥仪可没有张学良的气概，跟土肥原谈判时，他虽然也曾提出这样那样的条件，但最终还是就范了。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过后，溥仪出关投敌，走上了难以挽回的罪恶之途。

正当溥仪滑向泥淖的时候，张学良先后两度伸手拉他，这也是应该写进历史的重要情节。如1931年11月2日，土肥原夜访溥仪，并甜言蜜语地说，日军在满洲的行动仅为反对张学良，而对满洲毫无领土野心，并愿意帮助宣统皇帝在满洲建立独立国家。溥仪倾向于接受。蒋介石也派人见溥仪，说明只要溥仪答应不迁往东北或日本定居，可以恢复清室优待条件，可以随意住在北平或南京。溥仪拒绝了。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派人于11月6日晚6时许往溥仪所居的静园送了一筐水果，其中潜藏了炸弹。少帅意在警告溥仪，让他清醒，不料这一行动使溥仪失去安全感，反而加速了他出关投敌的脚步。张将军自谓他是军人性格，想了就做，这件事能反映他的行事特点。

扣蒋送蒋

有史料说，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刚到西安，张学良即去其下榻处——临潼华清池晋谒，陈述停止内战的意见。蒋介石想不到张学良的想法真的起了变化，未等他把话说完，就大声训斥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不要问为什么！”
蒋介石曾在自己日记中批评张学良：“此其做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张学良的泪水流尽，蒋介石却是铁石心肠：“即使你用手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改变。”这是他对张学良冒死进谏的回答。

实际上，在这之前12月8日，张学良与早已达成合作的杨虎城商定：扣留蒋介石，实行“兵谏”。10日，二人又商定：12日凌晨行动。扣蒋之事由东北军担任，其他相应事宜由十七路军担任。当得到蒋介石被扣的消息后，张学良即命把已拟好的八大主张迅速通电全国。这八大主张是：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通电中还表明扣蒋是对其“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

不久，南京方面的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相继来到西安。张学良明确地向宋子文声明：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已经决定了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只要蒋介石答应双十二通电所要求的八大主张，三方面一致同意放蒋介石归京。蒋介石知晓后，即委托宋氏兄妹代表他与张、杨、周(恩来)谈判。他提出，所有商定款项，均由他蒋介石以“领袖的人格”保证执行，不做任何书面签字。

“四面两方”的谈判自12月23日开始，24日结束。蒋介石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担保不再进行内战。这样，蒋介石首先保证了自己被放回南京的条件。在放蒋问题上，张学良唯恐夜长梦多，拖得时间长了怕出什么变故，内心中计划争取尽快让蒋介石走。于是，他赶紧找到杨虎城，表示当天就送蒋介石走。杨虎城知道张学良的决心已难挽回，便同意了他的主张。

张学良、杨虎城决定立刻放蒋介石、送蒋介石，唯恐部下知道会进行阻拦，所以这个决定谁也没有通知。当天下午4时整，蒋介石、张学良、宋子文、宋美龄、端纳分乘两驾飞机飞离西安。当知道消息后紧急赶往机场的周恩来，望着已经在天空中的蒋介石、张学良所乘的飞机，不禁摇头叹息。后来，周恩来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张学良这次冒生命危险，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原想扮一出从来没演出的好戏，如委员长也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西安，这出戏岂不成为千古美谈！真可惜，一出好戏竟演坏了！”他想不到蒋介石是不会放他回去的，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精神颇为沮丧。

1946年11月，张学良被蒋介石命令遣送到台湾。此时，他已被“严加管束”l0年之久了。1947年10月，他写了一首无题诗：

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

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

在他被软禁期间，因受宋美龄的影响而信奉了基督教。
少帅缘何不回大陆

1928年底，蒋介石派张群、吴铁城去运动少帅张学良反正，以谋北伐统一。东北易帜，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学界长期以来都片面强调蒋介石、张学良二人对国家统一的看重，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再辨读后提出：东北易帜是北洋中央政权覆灭的产物，所谓东北易帜经历京津易帜、热河易帜、滦东易帜、东三省易帜“四个步骤”，这仅是研究者的主观臆想，与历史实际相去甚远。张学良多次推迟易帜，固然有日本干涉的外来因素，但不容否认，也有其借此“巩固个人地盘与权利”的主观意愿。张学良是东北易帜的最大赢家。

曾业英认为：“两岸的形势越缓和，他回家的条件就越成熟。”但是，有一些冷战思维阴魂不散的台湾人，却唯恐张学良真的回到大陆，会对台湾产生“震撼”。如张群对张学良所说的，蒋氏父子为什么不放你，原因是：“你是个宝贝，谁把你抓住，对谁就有用，你明白这句话吗？”意思就是怕张学良跑到共产党那边去，对共产党有用。然而，正是这位最大的赢家，自“西安事变”以来，一直被辗转软禁。但在解禁后，他完全可以回到大陆，因为大陆的执政党对他并无敌意。

可是，张学良就是不敢回。

有人分析，至少有三种原因：

一、政治环境的干扰

张学良常说，他是远离政治漩涡的“闲云野鹤”，“采菊东篱”的老翁，没有特权的普通人。其实不然。在我们看来，他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政治，他是位国内外一直关注的政治人物。被蒋介石幽禁期间，他矢志不渝，非常关心祖国的和平统一；“自由”之后，仍然表示，只要国家需要，他将像年轻时一样尽心尽力。

1991年6月4日，张学良在美国与吕正操将军会晤时，说他愿意保留其特殊身份，一旦两岸需要他做什么，他甘心情愿为祖国的和平统一而尽力；并答应将中共中央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一国两制”方针，原原本本地告诉李登辉，为两岸传递信息。

1993年，他还把自己培养了20多年的兰花(爱国号)托黄绣球转赠江泽民主席，表达其爱国赤子思念祖国内地人民的一片深情。

二、个人性格使然

张学良讲情讲义，始终如一。他以为李登辉上台后，张群等才敢公开为他举办规模盛大的祝寿活动，又是李登辉给他到美国探亲与子孙团聚的自由，因此对李登辉持有好感，感恩戴德，以致模糊了自己认清李登辉“台独”面目的视线(为此，他与吕正操在美国会晤时，在对李登辉的看法上产生分歧，争论了一番)。结果上了李登辉的当。

三、身体方面等因素

张学良回来的最佳机遇是在1991年。他当时身体健朗，思维敏锐，坐车、乘飞机都毫无问题，而且从美国直飞北京相当方便。但他错过了这个机会。此时，他的身体日渐衰弱，赵四病上加病，夫妇双方只能靠轮椅行动，即便再想回来，身体状况也不允许了。

总之，张学良想家是真，未回是实。他要真的下定决心回来，有的是机会，也是任何人阻挡不住的。

张少帅的生命是在本世纪2001年9月28日结束在夏威夷的檀香山，终年101岁。此前，他以基督的情怀写下耐人寻味的一首诗：

白发催年老，虚名误人生。

主恩天高厚，事事如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