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 上海通州路418号的那群特殊的女子(图)

刘恒宝

2010-03-18
     上海解放不满一个月，公安局开始着手登记妓院和妓女(公娼)的数字；1951年11月25日晚，上海市公安局下令正式关闭残存妓院，505名妓女被送进了教养所；1952年9月25日晚上，940名暗娼被送进专门的妇女教养所。

通州路418号

来了一群特殊女子

1952年9月25日晚上，对上海最后的940名暗娼来说，是个不眠之夜。这天，她们被上海市公安局的民警送进了通州路418号--专门改造娼妓的妇女教养所。

劳动教养所有一千多平方米，门口并没有哨兵，只有两个门房。白天，这里的大门是敞开的，走进去是一个大广场，可以同时容纳2000人活动。正中高耸着5米高、2.5米宽的大牌子，红字标语很醒目：“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广场两边还新建了4个庭园，一个是干部办公室和宿舍，其余3个是专门为接受改造的妓女们准备的。每个庭园有10间房子作宿舍，每间28张双人叠床，还有活动室。

庭园前面有劳动改造的工厂，后面则是厕所、图书馆、文娱活动室和医务室。

10个月之前，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下令封闭所有妓院。这群特殊女子的新生，从此开始。

要不要立刻禁娼？

陈毅：让她们再受受苦吧

1917年，英国社会学家甘博耳对世界八大都市的公娼人数和城市总人口之比做了调查，上海为1:137。1947年国民党实行公娼制度后，上海妓女业更盛，娼妓总数过10万。
前临福州路、北靠汉口路、东邻云南路、西接西藏路的新旧会乐里，是旧上海有名的红灯区。老一辈上海人都记得，100多家妓院林立的四马路(现福州路)，每到晚上，霓虹灯就闪着妓女的名字和电话。

1949年5月初，南下的解放军在丹阳驻扎，为接管上海做准备。时年36岁的曹漫之，是军管会财物接管副主任。

对都市生活完全不了解的干部们，在丹阳接受了各种知识培训。他们总结出了三个工作重心：一是青红帮流氓集团；二是各种社会腐败组织；三是构成冒险家乐园的各种集团性的社会黑势力，包括娼妓、舞女等。

其中，娼妓改造被视为最困难的步骤。因为，这是最底层、最苦难的阶层，又浓缩了最为复杂、卑贱的人性。

即将担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将娼妓问题提了出来。对于接管上海后是否立即关闭妓院，干部们争论多次，有一部分人主张一解放就明令禁娼。

曹漫之找来了熟悉上海情况的党内外人士座谈，这些人却有不同意见。他们的理由是，上海百废待兴，如果立刻取缔娼妓，既没有足够的医疗条件为她们治病，也没有专门资金安置就业，只能把她们推向社会，使她们流离失所，生活更加悲惨。

陈毅听到这些意见沉默了许久：“只好让她们再受受苦吧，不过，一定会很快解决的。”

曹漫之随后通知地下党上海市委，让熟悉妓院情况、和妓院打过交道的同志不要分散，集中在公安系统，准备将来作为娼妓收容改造工作的骨干。

一位年轻的管教干部

接到任务紧张地大哭起来

上海解放未满一月，公安局开始着手登记妓院和妓女(公娼)的数字，另一些工作人员也开始进入妓院进行调研。

时任接管专员的王凌青回忆说，第一次进入妓院时，一个老鸨问他们“小姑娘要不要”，见他和同伴没有回答，就一路追着拉皮条。直到他们说自己是公安时，老鸨才被吓跑。

王凌青印象最深的是，妓院里面有当时很少见的电风扇，还有电话。

1949年7月，上海法院成立，发表了“妓女脱离卖淫生涯，'龟门'索要赎身费违法”的讲话，妓女数量开始减少；而8月间公布的包含“不得强迫妓女接客和废除妓女与院主之间一切契约”在内的14条，更让妓院变得萧条起来。

到1951年11月，上海的妓院，由1949年1月的五百多家，减少到79家。

也就在此时，上海市民主妇联和家庭妇联抽调了50名妇女干部到民政局报到，在通州路418号集中学习了整整20天。

这个地点，很快变成了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而这批妇女干部，就是教育改造上海千百名妓女的骨干。

“我们这些人，提起'妓女'两个字都觉得耻辱，心理压力很大。”杨洁曾就是这批妇女干部中的一员，她后来被任命为教养所所长。

杨洁曾在回忆录中写道，要她们住在所里，白天黑夜都和妓女生活在一起，很多人都心头发紧。其中有个18岁的姑娘，得知这个任务，一屁股坐在楼梯上大哭了起来。军令如山，加上一些老同志的开导，大家最终还是去了。

1951年11月25日晚，上海市公安局下令正式关闭残存妓院，505名妓女被送进了教养所。

10个月后，上海展开了第二波针对私娼的清理活动，940名暗娼也走进了通州路418号。

政府用比黄金还贵的青霉素给她们治病

穿着旗袍、化着浓妆、哭泣着的娼妓们，在这里，与穿着土布军棉服的杨洁曾和她的同事们相遇了。

头一件事是动员和诉苦大会。

干部们根据土改时期的宝贵经验，认为通过诉苦，可以让学员们认识自己的苦难，拉近与教养干部的距离。

但最初她们却并不领情。转任民政局局长的曹漫之有一次去妇女教养所开动员大会，五百多名妓女在下面。他一进去，就有一个妓女站起来说：“姐妹们，哭！”全场妓女随之号啕，哭了两个多小时。
在民警将妓院主、老鸨等人押上台，宣布她们被逮捕、劳教时，妓女们开始有了变化。一个叫陈翠英的女子第一个走上台，控诉妓院老板将自己骗入妓院、强迫卖淫，还将自己的姐妹罚跪在碎玻璃上，最终活活流血而死的事情。

一个个妓女开始控诉曾经的苦难。她们中，有长了杨梅大疮而被老板用烙铁烙的，有被逼着吃蝌蚪打胎的……说着说着，台上台下哭声一片。

管教所的女干部们，也在落泪。

医生们给这些女子检查身体，发现她们中94%患有梅毒、淋病等性病，还有不少人有肺结核、心脏病。

治疗性病最有效的药品是青霉素，而当时的新中国还不能自产，由于西方封锁也无法进口，只有从国民党那里缴获的为数不多的一些，还预备留给负重伤的抗美援朝志愿军。曹漫之向陈毅汇报时，陈毅沉吟半晌，亲笔手令各解放军纵队后勤卫生部，把青霉素集中起来，先供妇女教养所使用。

很多原本不服管教的娼妓们，在听说政府用比黄金还贵的青霉素为自己治病时，都不再说一句话。

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新生牌”产品走遍全国

娼妓生活使这些女子们失却了尊严，嬉皮笑脸，拉拉扯扯，让人轻不得重不得。她们中有些人，甚至连一块手帕都不会洗。

劳动，是这些人获得尊严和新生最关键的一步。杨洁曾回忆，她们首先改变了娼妓们的作息，并让她们在干部的言传身教中，学会简单劳动。

她说，一开始干部们抬着大桶给学员打饭，后来她们觉得不合适了，慢慢自己抬。再过了两天，她们自动洗去了脂粉。

教养所最初也是强制劳动，主要是抬石子、修操场，每天8小时，但效果并不好，很多人借口生病上厕所溜号。

干部们决定换个法子。根据个人爱好和身体条件，学员们可以选择摇纱、织袜、织毛巾、缝纫等，这一来，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

工会赠送的手摇织袜机，给这些曾经的娼妓们带来了快乐和新生的勇气。
管教干部们回忆，大家都很拼命地摇，一方面为了表现自己，一方面也有自赎的心情。

这些产品，后来被取名为“新生牌”，有袜子，也有毛线，由上海百货公司统一收购，全国很多地方都能见到。

1953年，上海庆祝“五一”劳动节大游行，有一个方队全是年轻姑娘。她们手中举着的标语写着8个字：上海市妇女教养所。这一年临近春节时，教养所走出了第一批学员，19个人被几个大工厂录用为工人，这在当时，足以令人骄傲。

“会乐里的新生女性”

收到了青年男子的求爱信

1955年是妇女教养所安置出所人数最多的一年，一共安置了1948人。有的人去了皖南国营农场，有的去了甘肃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最热闹的还是九百多人去了新疆，参加了建设兵团。

教养干部们说，这些学员走的时候都很开心，佩着大红花，被敲锣打鼓送到火车站。离开繁华之都，这些身世特殊的女子，在遥远的新疆跟建设兵团的战士们结婚生子。

当年最年轻的教养干部杨秀琴回忆说，教养院里有些没成家的干部，也去了新疆。不过，到新疆以后，学员和干部的来往就很少了。

有意思的是，妓女改造从1953年为社会所知后，有一些青年男子写来求爱信，要求教养所为他们介绍对象。干部们也确曾因一封言辞恳切的求爱信，促成过好姻缘。

几位新华社的记者来到上海，寻访了一些走出教养所的学员，拍了一组题为“会乐里的新生”的照片。这组照片里，可以看出有的人当了工人，有的人组成了幸福的家庭。

这几张照片成了现存档案中对这群特殊女子的最后记忆。

50年前妓女们集中的会乐里，现在已经建起了时髦的大商厦；而通州路418号，则是正在施工的商品房工地。旧时烟花，恍成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