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吾金教授在复旦附中的演讲――(图)

顾汉现

――俞吾金教授在复旦附中的演讲――(图)


2010-02-28 10:56


关键字：复旦附中,问题域,哲学立场


如果说，人类早期的哲学思维总是向外伸展的，那么，随着思维的成熟和深入，它开始倒过来，指向人类自身，尤其是人类的精神世界，即内部世界了。在奥古斯丁之后，法国哲学家笛卡儿使思维的触角进一步伸向人（自我）的内在世界。



俞吾金浙江萧山人，哲学博士。现为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国务院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暨人文学术委员会主任。主要研究外国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著有《从康德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问题域的转换》等，迄今在教学和科研上已获得10项省部级以上（含省部级）一等奖。

　　在普通人的眼中，哲学是一门玄虚高妙的学问，而哲学家们则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幻想家。古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在《云》中嘲笑了哲学家苏格拉底，法国剧作家莫里哀则在《伪君子》中塑造了一个令人喷饭的哲学家的形象。凡是读过钱钟书先生小说《围城》的读者，也一定会对哲学家褚慎明留下难忘的印象。当然，在这些文学作品中，哲学家的形象被漫画化了。而在现实生活中，哲学不但是一门重要的学问，哲学家也是受人尊敬的学问家。记得法国哲学家笛卡儿曾经说过，一个国家最值得庆幸的事情就是拥有自己伟大的哲学家。如同西方人在思想上感恩于古希腊的先哲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样，中国人也在精神上受惠于孔子、孟子、老子和庄子这些伟大的思想家。

　　作为一门古老的学问，哲学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英国哲学家罗素在《西方哲学史》的“绪论”中指出：“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显然，罗素这一广有影响的观点并不是严格的，因为他遗忘了艺术（包括美学）。其实，人类文明通常是由四大板块，即科学、神学（包括宗教）、艺术（包括美学）和哲学构成的。因此，哲学不应该被片面地理解为介乎科学与神学之间的“无人之域”，它与其他三个板块是共存共荣，一起向前发展的。如果说，科学注重的是观察、实验和归纳思维，艺术注重的是想象力和形象思维，神学注重的是天启、信仰和演绎思维，那么，哲学注重的则是人生境界和辩证思维。

　　哲学思维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种前提性的、刨根究底的思维。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哲学探索乃是激动人心的思维之旅，哲学思维并不是那种专拣细枝末节着眼的佣仆式思维。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佣仆心中无英雄。意思就是说，佣仆永远看不到他们所服侍的伟大人物的伟大之处，因为他们着眼的只是伟大人物吃喝拉撒这些细枝末节。哲学思维是从大处着眼的。正如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所说，人在宇宙中不过是一个微粒，但人的大脑却可以包容并思索整个宇宙。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帕斯卡尔把他最重要的著作称作《思想录》，而把人称作“会思想的芦苇”。我们认为，包罗万象的哲学思维拥有以下四个触角：

　　触角一：伸向外部世界

　　尽管宇宙大爆炸理论被越来越多的观测和发现所证实，但仍有诸多谜团没有得到破解。许多问题还有待于科学家们的进一步研究。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早已告诉我们，哲学起源于对外部世界的惊奇。确实，人一旦出生，来到这个大千世界上，有许多现象都会引起他的惊奇。比如，自然界发生的种种现象――风、雨、雷、电、虹、冰雹、地震、海啸、火山爆发、日食、月蚀。人们特别感兴趣，而又特别想知道的问题是：我们置身于其中的这个地球，乃至整个宇宙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的，还是从其他的东西演化过来的？我们人类是从其他生物演化而来的，还是由超自然的神灵创造出来的？正像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高更留下的那幅著名的油画《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为了消除这些困惑，人类走上了漫长的思维之路。初民们留下的美丽而富于想象力的神话传说，无一不蕴含着他们对上述问题的猜测、想象和解答。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思考的深入，尽管人类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宇宙在局部和细节方面有了更多的了解，但难以置信的是，在20世纪的前面30年，人类对宇宙的起源仍然处于茫然无知的状态下。1929年，美国天文学家哈勃在观测中发现了星系光谱的红移现象，而且离地球越远的星系，以越快的速度远离我们而去。这一现象表明，宇宙处于膨胀状态中。正如史蒂芬・霍金所说的：“宇宙膨胀的发现是20世纪最伟大的智慧革命之一。”这一假设很快得到了天文学界的认同，人们自然而然地联想起牛顿在17世纪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现在想来，如果只有万有引力的话，宇宙就会塌陷到一个点上。而这样的状况之所以没有出现，就是因为宇宙处于膨胀的状态中，而向外的膨胀的力抵消了向内的引力。

　　然而，一旦人们接受了宇宙膨胀的假设，一个新问题又产生了，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结果？1948年，美籍俄国天体物理学家伽莫夫进一步提出了宇宙大爆炸的理论假设。按照这种假设，宇宙最初是由高密度、高温度，而其体积又无限小的原始物质构成的。这些原始物质发生了大爆炸，其碎片向四面八方飞溅开来，并随着温度的下降而不断膨胀，形成了目前我们居住在其中的宇宙。这个大胆的假设自然而然地使人们联想起，德国哲学家康德在1755年出版的《宇宙发展史概论》中提出的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设。按照这一假设，原始的、星云状的物质微粒由于相互吸引而不断凝聚，又由于相互排斥而发生旋转运动，从而形成了太阳系。尽管康德的星云假设把生成和发展的理念引入到太阳系中，但由于缺少宇宙大爆炸和膨胀的理论背景，他对斥力的解释总显得苍白无力。

　　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天体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这个因疾病缠身而坐在轮椅上的伟大科学家，运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和普朗克的量子理论，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见解，极大地丰富了宇宙大爆炸的理论。首先，他肯定，作为连光也无法逃逸出来的强引力场的“黑洞”并不完全是黑的，而是存在着辐射，当这种辐射导致能量消耗殆尽时，黑洞就会蒸发。其次，肯定黑洞的中心是“奇点”，即以数学的方式假定的无限小的点。正是在这个点上，原始物质的质量和能量达到了极点，引起了大爆炸。再次，肯定宇宙在时间上是有起点的，而在空间上则是无边界的，从而推翻了以牛顿为代表的经典物理学关于时空永恒存在的学说。

　　尽管宇宙大爆炸理论被越来越多的观测和发现所证实，但仍有诸多谜团没有得到破解，如：宇宙会无限地膨胀下去吗？如果膨胀在时间和空间的某个点上终止，引力会导致宇宙的重新塌陷和新的奇点的产生吗？这些问题还有待于科学家们的进一步研究。有趣的是，宇宙大爆炸理论由于肯定宇宙在时间上是有起点的，因而与罗马教廷关于上帝创造世界的理论产生了某种“共鸣”。1981年，霍金到梵蒂冈参加宇宙论会议，受到教皇的接见。令教徒们瞠目结舌的一幕发生了：教皇居然跪倒在霍金的轮椅前，亲切地与他耳语。而在348年前，即1633年，在同一个宫殿里，当时的教皇乌尔班八世签署了谴责伽利略的文件。世事沧桑，可见一斑！

　　其实，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就创立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热寂说”，即在一个自身封闭的宇宙中，熵在不断地增加，一切能量最终会转化热能，宇宙将在热寂状态中死灭。这一见解提出后，在理论界也曾引起过轩然大波。在当今世界，无论是宗教界对“末世论”的争论，还是未来学家对“世界末日”的预言；无论是科幻作家对“核冬天”的断言，还是电影编导对“星球移民”的构想，都蕴含着地球村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恐惧。而从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来看，一切产生出来的具体事物都会灭亡，但构成这个大千世界的物质则是不灭的。正如恩格斯告诫我们的：“物质在它的一切变化中永远是同一的，它的任何一个属性都永远不会丧失，因此，它虽然在某个时候一定以铁的必然性毁灭自己在地球上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而在另外的某个地方和某个时候一定又以同样的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

　　触角二：伸向内部世界

　　人的内在世界的展开并不是随心所欲，漫无边际的，而是围绕着经济关系的中轴线而展开的。不管人类对其自身及其内部世界做出了多少探索，人（自我）的神秘性并不因此而消减。

　　如果说，人类早期的哲学思维总是向外伸展的，那么，随着思维的成熟和深入，它开始倒过来，指向人类自身，尤其是人类的精神世界，即内部世界了。

　　在古希腊神话中，站在山崖上的狮身人面的怪物――司芬克斯向路过的俄狄浦斯提出了如下的问题：早晨四只脚、中午两只脚、晚上三只脚行走的动物是什么？按照规则，如果俄狄浦斯回答不出这个问题，他将被司芬克斯吃掉；如果他准确地解答了这个问题，司芬克斯将坠崖自杀。这就是著名的“司芬克斯之谜”，由于俄狄浦斯准确地说出了谜底――人，司芬克斯不得不坠崖自尽。那么，为什么人早晨是四只脚、中午是两只脚、晚上是三只脚呢？因为早晨、中午和晚上分别比喻人的儿童、青壮年和老年三个时期。儿童时期手脚都在地上爬，青壮年时期两脚站地，老年时期走路要靠拐杖，成了“三只脚”。

　　公元1世纪，西方产生了基督教。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上帝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人。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1871年又出版了《人类的由来》。在达尔文看来，人根本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从古猿演化而来的。在后达尔文时期，人类学家的核心任务就是描绘出人类起源的蓝图。按照考古发掘的材料，人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约40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180万年前古猿演化为直立人，一直延续到20万年前。随后又发展出早期智人，延续到约5万年之前。最后出现的是晚期智人，他们与现代人在形态上已经非常接近了。

　　从哲学上看，古猿向人类的演化是通过直立行走、劳动、创造和使用语言等重要环节而完成的，而这一富于挑战气息的演化过程也在语言文字中积淀下来。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写道：“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像臂胫之形。”而当一个人称呼自己时，他使用的另一个重要的字就是“我”。有趣的是，“我”在甲骨文中的写法，简直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存在物，由此可以想象初民在当时生活中的困厄与危险。这个字无论是在金文中，还是在小篆中，都是一个荷“戈”而行的武装分子。鉴于此，“我”生存之艰难，已见端倪。当然，更复杂、更值得研究的是人（自我）的精神世界。古罗马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在其《忏悔录》中以细腻的笔触展示了自己青少年时期的精神活动，并发出了如下的感慨：“人真是一个无底的深渊！”人的内心世界是如此之丰富多彩、变幻莫测，以至于无法测量出其深度。

　　在奥古斯丁之后，法国哲学家笛卡儿使思维的触角进一步伸向人（自我）的内在世界。他在荷兰的火炉边陷入了沉思，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在他看来，其他一切（甚至包括外部世界是否存在）均可被怀疑，但此刻，“我正在怀疑，正在思考”这一点却无法被怀疑。正是在这个阿基米德点上，笛卡儿建立了知识的确定性，即唯有经过自我理性思考的、清楚明白的知识才是可靠的、确定性的知识，而其他都是鬼话。正如英国哲学家休谟后来所说的：“我们如果在手里拿起一本书来，例如神学书或经院哲学书，那我们就可以问，其中包含着数和量方面的任何抽象推论么？没有。其中包含着关于实在事实和存在的任何经验的推论么？没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投在烈火里，因为它所包含的没有别的，只有诡辩和幻想。”

　　受到休谟思想的激励，德国哲学家康德把对人（自我）的探索归纳为如下四个问题：我能认识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期待什么？人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涉及到认识论，第二个问题涉及到伦理学，第三个问题涉及到宗教学，第四个问题涉及到人类学。在康德看来，最重要的是第四个问题，即人是什么？然而，遗憾的是，正是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康德却缺乏深入的思考，而真正做出科学的解答的是马克思。马克思告诉我们，人不是居住在绝望之岛上的、孤零零的鲁滨逊，人是社会存在物，他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总是首先解决吃、喝、住、穿的问题，然后再去从事精神活动的。人的内在世界的展开并不是随心所欲、漫无边际的，而是围绕着经济关系的中轴线而展开的。正是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中，家庭、社会、国家和国际联合体得以形成，数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得以确立。然而，不管人类对其自身及其内部世界做出了多少探索，人（自我）的神秘性并不因此而消减。正如德国诗人海涅在《诗歌集》中所诵吟的：

　　啊，美丽的司芬克斯！

　　请给我解释这神秘之谜！

　　我对于这个问题，

　　已经想了几千年时间。

　　触角三：伸向语言世界

　　人们通常以为自己生活在世界上，实际上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的语言表述中。哲学就是对人们的语言进行分析和治疗。哲学家们由于错误地理解并运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从而提出了大量“假问题”。

　　假如说，人类作为高等动物，与其他动物之间存在着什么根本性的差别的话，我们或许可以说，人类拥有一个抽象的语言世界。事实上，人们不但运用语言来称谓外部世界（包括人类社会）的万事万物，也用语言相互称呼和命名，并以此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人们很容易陷入下面的幻觉之中，即把语言理解为与他人进行情感和思想交流的工具。然而，实际情形常常是颠倒的，即语言成了人们思想的统治者，而人们自身反倒成了语言的工具或奴仆，甚至常常会用语言去言说一些与自己心中的愿望正好相反的东西，而自己仍然处于浑然不知的情况下。比如，人们习惯于把脚踏车称作“自行车”，把电瓶车称作“助动车”。其实，他们正好说反了。实际情形是，脚踏车应该被称作“助动车”，因为它必须用脚的力量去“助动”，而电瓶车应该被称作“自行车”，因为只要一打开马达，它自己就会往前走。

　　可见，尽管人们天天在使用语言，但这并不表明他们对语词的含义获得了准确的、批判性的理解。事实上，当被错误理解的语言和文本统治他们思想的时候，他们的思维和行为会变得非常荒唐可笑。由此可见，语言世界作为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媒介，作为不同的主观世界之间的媒介，起着何等重要的作用。无怪乎西方哲学在20世纪中出现了著名的“语言学转折”，某些分析派的哲学家，如英籍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甚至认为，哲学就是对人们的语言进行分析和治疗。哲学家们由于错误地理解并运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从而提出了大量“假问题”。他们在这些假问题中殚精竭虑地思索，再也找不出准确的结论来。就像苍蝇飞入了捕蝇瓶，再也飞不出来了，而维氏认为，自己的哲学就是要引导捕蝇瓶中的苍蝇再飞出来。

　　维氏的见解确实是发人深省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误用语言的现象几乎随处可见。比如，当一位女士说“黑颜色的衣服不容易脏”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说了一句错话，因为无论是黑颜色、白颜色，还是其他什么颜色的衣服，都会脏。准确的说法是：“黑颜色的衣服即使脏了也不容易被感觉出来”。也就是说，问题的要害不在于对衣服本身作断言，而在于对人的感觉作断言。

　　总之，语言世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人们通常以为自己生活在世界上，实际上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的语言表述中。有趣的是，人们对语言的盲目信赖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见到什么文字，就相信这些文字所指称的对象，他们已在语言世界中迷失了方向。只有借助于批判性的哲学思维，才能把他们从这种窘境中拯救出来。

　　触角四：伸向镜像世界

　　几千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总是不断地追问：什么是哲学？这种不间断的反躬自省和对哲学自身镜像的不停息的探寻，正是哲学的特殊性及其魅力之所在。

　　什么是“镜像”？按照当代法国哲学家拉康的理论，婴儿在成长的过程中会经历一个“镜像阶段”（6-18个月），他在镜子里看到了自我的形象，并把镜像，即镜子里的映像理解为理想化的自我。假如对“镜像”做更宽泛的理解的话，就会发现，一个人对他人的眼光、话语和观点的认同，实际上都是对理想化的镜像的追求。

　　无独有偶，哲学也在不断地追求自己的镜像，即追求理想化的哲学自身。众所周知，实证科学一旦确立了自己研究的范围，就不会再反躬自问了。比如，物理学的研究者不会老是追问：什么是物理学？化学的研究者也不会老是追问：什么是化学？然而，有趣的是，哲学就像不断地呼唤着“阿毛”的祥林嫂。几千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总是不断地追问：什么是哲学？实证科学家们常常以此讥笑哲学和哲学家们的无能，然而，他们并不理解，这种不间断的反躬自省和对哲学自身镜像的不停息的探寻，正是哲学的特殊性及其魅力之所在。

　　哲学作为人类安身立命的最高智慧，它蕴含的范围是如此之广，思索的问题又是如此之深，因而它自身具有某种不确定的特征，需要不断地反思自己，超越自己。正如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所说的，哲学是长着许多脑袋的怪物，每个脑袋都说着不同的语言。有的学者把哲学理解为对宇宙奥秘的探索，也有的学者把哲学理解为人生意义的探寻，有的学者把哲学理解为语言上的分析、批判活动，也有的学者把哲学理解为认识世界的方法论。事实上，正是这种不断的反躬自问，使哲学一直保持着思想的高度而不坠落下来，也使哲学的思维之旅历久弥新，永远保持着青春的活力。(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