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鲁迅研究在日本

陈亮911

　　在日本，鲁迅始终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早在1909年，当鲁迅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留学生时，东京的刊物《日本与日本人》五零八号“文艺杂事”栏，便报道了当时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翻译、出版的消息。当鲁迅正式走上中国文坛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家青木正儿给予了最初的介绍，称鲁迅“是位有远大前程的作家”，他的《狂人日记》“描写一位迫害狂的恐怖的幻觉，达到了迄今为止中国作家尚未达到的境地”。之后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直至战前相继出现了丸山昏迷、清水安三、山上正义（林守仁）、佐藤春夫、增田涉、小田岳夫等人对于鲁迅著作的翻译和鲁迅生平的介绍。《鲁迅选集》《大鲁迅全集》等书籍的相继出版使鲁迅的作品在战前的日本就得到了广泛传播。在战时的1944年年末，竹内好的《鲁迅》作为一部日本鲁迅研究的奠基之作，它深刻而久远地影响了战后日本鲁迅研究，并逐步形成了以“竹内鲁迅”为根基的理论体系与思想传统。从五六十年代到70年代，经过尾崎秀树、丸山昇、竹内实、木山英雄、山田敬三、伊藤虎丸，以及近30年的丸尾常喜、藤井省三等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日本鲁迅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如从日本舆论界对鲁迅最初的文学活动的注意算起，迄今，鲁迅在日本已被言说了整整一百年。这百年间，中国的鲁迅研究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其间虽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辉煌，但也遭遇了90年代以来的冷落，现在则出现了后继乏人的局面。相对而言，日本鲁迅研究虽然时有起伏，而且到20世纪末热情也有所减弱，但是总体上看，基本上处于平稳发展的态势，即使是当鲁迅被政治图解和被某些中国人百般诋毁的时候，日本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仍然严守坚定的学术立场和严谨的科学态度介绍和研究鲁迅。为什么同一个鲁迅在不同的国度中，却有着如此相异的历史命运？在当下鲁迅研究处于困境的时期，日本鲁迅研究有哪些启示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这是回顾百年日本鲁迅研究需要我们认真总结的地方。

　　日本的鲁迅研究从来都是作为一项独立的学术活动，　因此，科学、严谨成为他们共同的信念与追求。像竹内好，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情势下，依然是从个人的生命体验出发，独立和超越于战时政治需要之上，用生命和心灵感悟和解读鲁迅。《鲁迅》是竹内好在即将被派往中国战场之前写下的，深层的写作动机包含着对日本战时下文学为战争服务的文学现状的殊死抵抗。在生与死的临界点上，他沉潜入鲁迅的精神内面，以对鲁迅思想中的悖论的发现和解明，写下了被称之为“近似遗书”的《鲁迅》，创造性地提出了诸如“文学与政治”，鲁迅的“回心之轴”、“挣扎”、“抵抗”、“拒绝政治的政治性”等众多命题，至今深远地影响着日本的鲁迅研究。

　　当然，日本历史上也有过因政治原因而导致对鲁迅的误解。在中国，曾经很长时期里出于一种纯粹的政治需要，鲁迅常常被绝对政治化、工具化和简单化，而鲁迅作为文化巨匠的文化内涵与品格和作为文学家的文学色彩与内蕴却往往被淡化和忽略了，使鲁迅研究陷入于单纯政治化的范畴之中。但是，在日本，不论是来自中国的还是日本自身的政治运动与思潮，都为日本鲁迅研究提供了促其成熟和获得独立自觉的外部刺激和反面借鉴，使真正有良知的学者、文人始终坚守研究的独立性、纯洁性和学术性。像丸山昇从不盲从于任何权威、教条和政治形势，惟一认定的只是事实本身，　主张以鲁迅史实为基础，坚持科学、求实的态度，从鲁迅思想的发展中研究鲁迅，开辟了实证研究的先河，对鲁迅思想的转变特别是后期思想发展的研究做出了重大突破。显然，坚持和捍卫鲁迅研究的独立性，既是日本鲁迅研究不受外界干扰，保持长期稳定发展的秘诀之一，也是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学术的独立并不等于与政治绝缘，更不意味着逃避现实，日本鲁迅研究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一方面与社会现实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不完全受制于既定的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支配，具有相对独立的自主性和超越性；但另一方面又与社会现实和政治紧密相连，表现出了强烈的批判性与现实性。战后日本鲁迅研究的动机之一，就是站在对日本“疑似近代”的反省的立场上，通过鲁迅看待“真正的近代”。竹内好写于1948年的《何谓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就是借助鲁迅和中国作为反省和批判日本近代的内在力量。他将日本与中国加以对比，把中国和日本在接受西方近代文化的方式区分为“回心型文化”与“转向型文化”， 批判了近代日本的优等生文化，把它视为一种失去主体性的“奴隶”文化。他肯定了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的“抵抗”，也就是“抗拒为奴”的精神，而最能代表这一精神的，在他看来，就是鲁迅。正是从鲁迅那里，竹内好找到了对日本的主体性进行审视和反思的一面镜子，主张通过现代中国这个媒介实现自我否定，并由此展开对亚洲的近代化问题的思考，以促成新的文化自我生成。丸山昇和伊藤虎丸等人继承了竹内好的强烈的现实感和反省意识为核心的主体精神的自觉，他们从鲁迅身上，也从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当中意识到只有通过“回心”式抵抗才有自我变革和发展，才能实现主体性真正的确立。鲁迅构成了借以反省和批判日本的近代和“战后民主主义”的重要媒介和重建亚洲主体性的思想资源。

　　在当下鲁迅研究日益趋于“古典化”和边缘化，不再与当代生活构成对话关系时，竹内好等人的方法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进入历史并将文学与现实连通的路径，它所启示的就是在对当代思想与文化的观照和批判中，将鲁迅研究介入到社会变革和文化建设里面去，重返当代思想与文化的前沿，构建一种与时代充满弹性与张力的鲁迅研究的生存机制与功能体系。

　　学术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地创新，日本鲁迅研究的百年历史就是一个不断挑战自我和超越自我的历史。正是在对小田岳夫和增田涉及战前日本鲁迅研究肤浅理解的批判与挑战的基础上，竹内好建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与方法，并作为一种精神资源被有效地注入到战后日本鲁迅研究中。但是，日本学者在继承的同时，并没有把竹内好的鲁迅研究奉为终极性的完成，而是不断发起新的挑战与批判。比如丸山昇就是试图以历史主义的方法纠正“竹内鲁迅”强烈的“玄学”品格，还原了鲁迅“革命人”的一面，用“革命人”把“文学者”与“启蒙者”统一起来，以克服竹内好的二元论，相对于竹内好直觉式的哲学性研究，采取严密的逻辑实证分析，拓展和深化了认识鲁迅的思维空间。伊藤虎丸比较注重鲁迅思想与文学生成的历史性与现实性，在吸收竹内好思想成果的同时，以“终末论” 来深化竹内好的“回心”和“文学的自觉”，并用“欧洲近代的‘个’的思想”观念来统一“文学”和“启蒙”的矛盾关系，在对鲁迅留日时期思想的形成跟当时日本流行的西欧思想和文学之关系的探讨中，提出了“原鲁迅”命题。

　　近２０年来，日本鲁迅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愈来愈趋于向外转的倾向，并开始从政治研究向文化研究过渡，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新格局，而这一切，同样深蕴着竹内好的巨大影响和超越竹内好影响的不懈努力，也是竹内好所主张的“在发展中来把握鲁迅”， 通过自我否定鲁迅这一象征来从鲁迅身上无限地生发新的自我，发现新的来自于鲁迅的思想动力和精神能源。这就是时隔一个世纪，日本鲁迅研究始终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根本所在，也是值得中国学者认真思考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