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看东条英机:盲目开战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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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1月08日

从“满洲事变”到日中战争，又发展到日美开战，直至停战的昭和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东条英机又做了些什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如果把日中战争发展到与英美对战的进程中产生的责任作为“开战责任”、把明知不能取胜却强行冲入日美战争，并且在必须及时控制局面时未能采取有效手段的责任称为“续战责任”的话，那么在这两方面，都必须严厉追究东条英机的责任。

    指挥实战

    东条在昭和战争中首次登场是1928年(昭和3年)3月。当时作为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高级课员(现在的课长代理)的东条在由革新派军部官僚组成的木曜会上宣布“要在满蒙确立完整的政治势力”。

    木曜会的成员是毕业于陆军大学、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从事拟定国策的军部精英官僚。东条与永田铁山、冈村宁次等人一道试图打倒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掌握军队中枢的长州(现在的山口县)派，力争建立国家总体战体制和统帅权。特别是为了在日本树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首次提出的总体战体制，认为必须确保满洲。作为木曜会成员之一的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主谋的炸死张作霖事件(1928年)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吹响了国家大改革的号角。

    1931年(昭和6年)9月，发生“满洲事变”时，东条是参谋本部编制动员课课长。其后，自1935年至1938年先后担任了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关东军参谋长。这也正是从“满洲事变”扩大到日中战争的时期。

    在担任关东军参谋长时，东条参与了“满洲国”总务长官星野直树、“满洲国”产业部次长岸信介、满铁总裁松冈洋右等人推行的殖民地政策。

    1937年(昭和12年)7月，日中战争爆发后，东条发表强硬论，亲率兵团进攻到内蒙古的察哈尔省。这是东条首次指挥实战，依靠冲锋一边倒的战术占领了内蒙古。据说当时有众多的中国人被处刑。

    从“满洲事变”发展到日中战争这一过程中，日本所采取的行动脱离了规定要尊重中国的主权、门户开放等内容的九国条约。但是，据说当时的陆军，包括东条在内，都没有充分理解这一国际条约。

    东条作为第二届近卫内阁的陆相入阁后，首次着手进行了日美军事力量的比较调查。调查的数字显示日军难以维持长期战争。但是，东条却说:“美国缺乏国家的内核，而我们的帝国却拥有三千年的国体。”

    虽然日本政府作为国策决定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东条却丝毫没有认真考虑过美国采取石油禁运制裁的风险。而且，作为与美国谈判关键，即从中国撤军的选择也不在东条的思路之内。这是因为他考虑到一旦撤军，不仅是“满洲国”、乃至朝鲜统治都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瞬时瓦解。

    东条主张对美开战，近卫因此退出了政权。其后任的座位就意外地落入到东条手中。东条从内大臣木户孝一那里得知天皇希望回避战争的意愿，开始重新研究国策。

    历任大隈重信内阁海军次官(1914年)，天皇侍从长兼枢密顾问官(1929年)，枢密院副议长(1940年，后为议长)，首相(1945年)等。

    历任内大臣府书记官长(1930年)，近卫内阁文部大臣(1937年)，近卫内阁厚生大臣(1938年)，平沼内阁内务大臣(1939年)，内大臣(1940年)等。还担任过天皇之首席机要顾问、“重臣会议”的主持人。

    历任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兼第一舰队司令(1936年)，海军大臣(1937年2月)，首相( 1940年1月)等。因反对与德意结成军事同盟，被陆军视为亲英美派，1940年7月被迫辞职。此后以重臣资格反对军人组阁。1944年7月复任海军大臣，反对本土决战，主张接受《波茨坦宣言》。日本投降后参与解散日本海军的工作。

    历任海军次官(1923年)，联合舰队司令(1924年)， 田中义一内阁海军大臣(1927年)，军事参议官(1929年)， 斋藤实内阁海军大臣1931年)，首相兼拓务大臣(1934年)等。1952年死亡。

    军务局局长武藤章向东条进言:“如果朝着撤回(开战方针)的方向努力，就必须更换参谋本部的强硬派——作战部部长田中新一。我也不惜为此辞职。” 但是，东条对人事未作任何调整。依靠原班人马即使再讨论也难以转换方针，东条回避战争的努力终以失败告终。

    东条代表着缺乏基于国际主义(国际社会的现实主义)战略观的陆军的利益，作为其最后一招，在他当上了最高指挥后就作出了冲入日美战争的决断。

压制言论

    东条政治的显著特征就是利用宪兵的镇压和由国家垄断信息。

    这些始于东条担任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的时代。东条下令调查了对关东军持批评态度的民间人士，列出了与社会主义、国家改造运动、皇道派有关的4000人名单。关东军参谋(负责情报、谋略)田中隆吉等人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把反日的中国人当做眼中钉，进行了彻底的清除。

    这些行动同样也把矛头指向了“反东条”的政敌们。在1942年(昭和17年)4月的大选中，东条力图以翼赞政治体制协议会推举的候选人获得全部议席。他命令宪兵队“监视”非推荐候选人的尾崎行雄、鸠山一郎、芦田均等人，还在选举期间强行逮捕了尾崎。

    选举过后，成立了几乎所有议员都加入的翼赞政治会。由陆军出身的原首相阿部信行担任总裁。由此只剩下执政党一党，其他政治团体都被迫解散。议会就成为了批准协助战争的会场。

    政治家中野正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自杀的。中野是被曾担任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时期的东条的部下、东京宪兵队队长四方谅二胁迫自决的。据说宪兵队在中野家的隔壁房间一直看着中野咽气。伴随着战局的恶化，东条还派宪兵队到开始探索和平谈判的冈田启介和近卫文麿等重臣的身边，日夜监视他们的行动。

    东条对传媒界也毫不留情。刚刚对美开战的1941年12月，就制定了有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临时管制法。只凭东条一个人的意向，就能随时让报纸停刊。东条对《每日新闻》“竹矛不够有力”的报道十分恼火，把执笔的记者新名丈夫征兵入伍，想送往战局激烈的第一线。


    东条渐渐地被称为独裁者。但是，东条自己却否认了这一点。他说过“希特勒是兵卒出身，而我是大将，怎么能相提并论”。在1943年(昭和18年)1月的议会上，东条说“我只是一个草莽之臣”，还在答辩中表示“如果失去天皇陛下的信任，陛下命令我辞职的话，那我就没有任何前途。我就好像是月亮，只是仰仗陛下的光芒才会发光”。虽然东条高喊要“承诏必谨”，即遵守天皇诏书行事，但是他认为对自己的叛逆就等于是对天皇的大逆不道。

    强大的权力

    东条抱有一种革新性的思想，那就是不论是平民还是政府官员，在天皇面前都是平等的。在日美开战后取得初期胜利时，有的舆论把东条描绘成“救世主”。

    但实际上，他使众多平民百姓出身的士兵失去了生命，无所顾忌地压制了国民追求幸福的权利和内心的自由。

    1944年(昭和19年)2月，联合舰队的据点特鲁克群岛瓦解后，东条开始兼任参谋总长。

    历任大藏省次官(1905年)，贵族院议员(1911年)，第一次桂太郎内阁藏务大臣(1912年)，第二次大隈内阁藏务大臣(1914年)，第一次、第二次加藤高明内阁内务大臣(1924年)，宪政会总裁、首相(第一次内阁， 1926年)，民政党总裁、首相(第二次内阁，1931年)等。1949年死亡。

历任驻华公使(1931年)，外务省次官(1933年)，驻苏大使(1936年11月)，驻英大使(1938年)，驻南京汪精卫傀儡政府大使(1941年12月)，东条内阁外务大臣(1943年4月)，小矶内阁外务大臣兼大东亚省大臣(1944年7月) 等。

    他打算通过集权来转变政策，以渡过难关。真正了解败势明显的战局和日本仅存的国力的人只有东条。但是，他没有把手中的强大权力用于担负责任的政治上，却依旧鲁莽地继续战争。

    东条在担任陆相时，发表了以“勿受生擒为俘虏之辱”为世人所知的《战阵训》。(1941年1月)不准当俘虏的战阵训也就是使敢死队的冲锋合法化，号召“玉碎”。


    关于“特攻”，东条在1944年6月也说过“日本的长处就是大家都拼命勇往直前，根本不把死当成一回事。(省略)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一长处，通过用我们的一架飞机歼灭敌人的一艘舰艇，用我们的特殊艇撞毁敌舰的敢死队，就一定能把敌人打垮。”(《东条内阁总理大臣机密记录》，东京大学出版会)

    “在日本，不是飞机在天上飞，而是精神在飞。既然我们的精神在翱翔，就不会输掉这场战争。”东条还留下过这样的话。1944年6月，北九州遭受空袭时，东条不屑一顾地说“就好像是被蚊子叮了一下，泥地上溅起了一点儿泥”。轻视生命竟然达到了如此的极限。

    当塞班岛失守已成定局，东条被迫要下台时，他还口吐狂言。

    “这是上天给我们日本人的启示。是说你们还不能认真吗？还不能拿出真正的干劲吗？……现在到了发挥我们最大力量的时候。用头撞墙觉得痛，才感觉前面有墙是不行的。”(保坂正康，《东条英机与天皇的时代》，筑摩文库)

    东条下台后，宣扬通过敢死队“特攻”和本土决战要继续打下去，还直接向天皇进言。东条到最后一刻都丝毫不顾惜人民的生命。

    历任大藏省书记官长(1934年)，近卫内阁大藏大臣(1937年6月)，兴亚院顾问(1939年)，华北开发会社总裁(1939年)，东条内阁大藏大臣(1941年)，大政翼赞会理事(1944年) 等。

    历任“满洲国”财政部总务司司长(1934年)，“满洲国”政府财政部次长(1936年，事实上的独揽该部大权之最高长官)，“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厅长(1936年12月，事实上的国务总理，独揽“满洲国”的一切行政大权)，东条内阁官房长官兼国务大臣(1941年10月16日)；大藏省顾问官 (1944年12月) 等。

    历任检察总长(1911年)，司法大臣(1923年)，枢密院议长(1936年)，近卫内阁内务大臣、国务大臣(1940年7月)，枢密院议长(1945年) 等。

    历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1922年)，步兵第35旅团旅团长(1924年)，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1925年)，第十一师团师团长(1928年8月)，华中派遣军总司令(1937年10月，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元凶)，内阁顾问官(1938年7月)，大政翼赞会大东亚事务部顾问(1943年)，大东亚开发会社总裁(1944年)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