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珍闻：招商局拒迁台湾 为迎接解放护产起义

步天涵谷

(转帖)

　1948年之后的国民党政权已摇摇欲坠，正准备将包括招商局的轮船在内的国家财产迁往台湾。为了顺利迁移，国民党专门拟定了一个“疏散计划”。

　　香港的神秘来客

　　1948年10月中旬，因要去香港与英商轮船公司结账，胡时渊从上海到达香港，这时招商局客运生产经理俞大纲也出差在香港。他是俞大维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也是解放后天津市长黄敬的叔父，平时和胡时渊相处融洽。11月22日，他到思豪酒店来看胡。他说:我想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现任香港《文汇报》总经理张稚琴同你见面。当时胡时渊正在考虑是跟国民党去台湾，还是留在上海迎接解放，或者筹集资金在新加坡或香港经营商业。是去是留，当时正举棋不定。听到俞大纲介绍香港《文汇报》总经理，胡当然表示高兴。为了防止走漏风声，事先约定张来时，用指头在胡时渊房门上轻敲三下，作为暗号。11月24日下午2点钟，胡听见门上有轻敲门的声音，就开了门，门口站着一个中等身材的中年人。胡时渊问:“你是张先生吗？”他点头称是。胡时渊邀请他坐下后，详细介绍了招商局的情况。总部在上海的招商局在沿长江城市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汉口、长沙、重庆等地都设有分公司，沿海在连云港、青岛、烟台、汕头、广州、福州、温州、宁波、台湾、香港等地也设有分公司，除国内分公司外，在新加坡、仰光、日本、加尔各答也设有办事处，拥有船员和职工17000多人。供各港口内使用的小火轮约50艘，长江大轮10多艘。过去，每月营业的现金收入可以相抵而盈余，但当时因为南京联勤总司令部运输署所欠的军运差船费为数过巨，所以有时现金周转比较困难。此外，胡时渊还将国民党的疏散计划告诉了他。台湾招商分局也给胡预先在台湾租好了房子。还有人劝胡到新加坡经商，胡时渊也在考虑中。张说:“我诚恳劝你留在上海，做好招商局护产、反疏散的起义工作，这才是你的前途。”胡表示愿意留在上海为共产党做些工作。他赞扬了胡时渊的积极态度，并叫胡时渊谈谈如何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工作。于是胡时渊谈了几点打算，着重谈了保护在长江内行驶的大小轮船、拖轮和铁驳的重要性。海轮随时可以在国外买到，而江轮却买不到，必须由自己制造，造船比买船困难得多。同时，长江轮船对于解放后恢复国内客货运输有着极重要的意义。胡又说:“关键在于解决招商局经费困难问题，有了经费，什么事就都好办了。”张稚琴听后表示同意。张稚琴说:“今天我们的谈话，必须严守秘密，以后不必通讯联系。你回上海后，可以在清早和晚上收听解放区的电台广播，了解解放战争进展和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

　　反疏散斗争的开始

　　1948年年末，国民党内政部部长洪兰友，由交通部航政司司长李景潞陪同，从南京来到上海，视察上海方面撤往台湾的准备工作。第二天晚上，李景潞从杨管北的家中打电话给胡，叫胡马上到陕西北路杨家去看他们。胡到达时，洪兰友、徐学禹已经先在那里。李景潞问胡:“招商局撤往台湾的工作，按照原计划准备得怎样了？最迟要在明年3月中旬全部撤退完毕。”胡时渊佯装有把握地回答:“正在准备中，可以如期完成。”徐学禹也在旁附和说:“可以完成”，洪相信了，打了几句官腔作罢。而当时招商局的商船已经用各种办法借口拒绝或拖延到台湾。

　　到1949年招商局共有500吨级海轮5艘，其中一艘沉没于营口港；2000吨的中字登陆艇5艘，解放时有3艘留在上海。3000吨级的大湖型轮19艘，其中海辽轮于1949年在日本回上海的途中，由船长方沉流率领开往大连起义。万吨轮10艘，都在远洋线行驶，N3型轮船19艘，除2艘在黄浦江内卸货外，其余17艘都在海外营业。500吨级的华字登陆艇12艘，其中6艘被交通部于1947年拨给民生公司，其余船于1948年秋冬之交全部租与私营公司，行驶于重庆到上海之间，解放后全部还给了招商局。当时这些商船用了各种办法拒绝或拖延到台。令人遗憾的是，另有30艘海轮，因开到台湾基隆港集中，没有回归到人民手中。

　　协助策动香港招商局各轮起义

　　1949年5月27日，上海市区全部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派遣于眉和邓寅冬为军事正副总代表，于6月5日前来接管招商局，当时胡时渊一一作了移交，招商局原有的外汇美金20万元，也由财务处处长叶实夫如数交给了邓寅冬。胡留任招商局总经理。30艘海轮去了台湾以后，大多仍航行于外海，但都要到香港补给。劝说他们起义，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胡以此事商于黄慕宗，认为我们应该派员到香港去策动起义。于是两人同去找于眉总代表，获得了他的准许，于是决定1)于眉、胡时渊、黄慕宗3人联名分别写信给香港招商局经理汤传篪、副经理陈天骏，劝说他们率同全局职工和海轮船员在香港起义。(2)指派船长陈邦达携带3个人的联名信前往香港，从事策反工作，但一切行动必须予以保密。

　　1949年8月，船长陈邦达携带联络信和路费港币4000元，由天津秘密去香港。于眉总代表指定胡时渊在上海指挥，保持与陈邦达的联络。当时，胡与陈约定，为了保密起见，今后在来往电报中，以汽车的类别作为船型的代号，如把“别克牌”轿车作自由轮的代号等。陈邦达到香港后，由于大势所趋，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不但香港招商分局汤、陈两经理同意，且有13艘海轮船员职工八百多人连同香港招商局全体职工，继11月9日中央两航空公司飞机起义之后，11月11日在香港举行集体起义。周恩来随即在各报上发表声明，指出这些财产、船舶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允许任何人破坏，或作其它主张。

　　1950年2月，招商局军代表董华民偕同黄慕宗、张德甫、应芝芬、周崇然前往香港处理起义船只的接收事宜。在中共地下党协助和爱国民主人士的精心组织策划下，大量国有财产终于回到人民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