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倒塌20年：拆墙20年 从14岁就开始想逃离

小徐614

柏林墙倒塌20年：拆墙20年 从14岁就开始想逃离

（转帖）

2009-11-4



　　拆墙20年

　　总长169.5公里的柏林墙，建于1961年8月13日，15道防线隔离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含首都东柏林）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的飞地西柏林，是二战以后德国分裂、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和冷战的重要标志性建筑。

　　1989年的11月9日，柏林墙在东、西德人民的欢呼声中倒塌。在柏林墙倒塌20年之后，那里的人们是否真正“跨跃”了那道墙？

　　柏林墙拆得太彻底了

　　每个到过柏林的人，都会对柏林墙纪念馆或者旅游商店里那些小块砖头印象深刻。这些自称柏林墙碎片的砖头，被装在塑料袋或者罩在有机玻璃盒子里面，根据大小被标以从1欧元到数十欧元不等的价格，一卖就是20年。

　　难道那堵墙上敲下来的碎砖头，卖了20年还没卖完吗？

　　2009年夏天旅居柏林的那段时间里，我也有这种狐疑。勃兰登堡门附件一家商店的女店员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放心好了，即使它不是柏林墙上的石头，也肯定是柏林的石头??

　　柏林旅游局局长布尔哈德·基克也是后悔者之一。他一直致力于游说当局采取更多措施，重新发掘柏林墙的历史价值。他说：“在柏林，每块石头都代表了一段历史。而我们犯下了最致命的错误，那就是以德国人的行事方式，把柏林墙拆得太彻底了。”

　　旅游局长的呼声，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20年前推倒柏林墙时，西德路德教会牧师曼弗雷德·菲什尔呼吁保留部分柏林墙的声音，他说：“我们一些人意识到，即使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我们也不应该将所有证据毁掉，人们需要一些东西将他们与过去联系起来。”

　　其实这只是拆墙20年来，德国公众情绪折射在柏林墙废墟上的浮光掠影而已。更隐秘幽深的复杂情绪，从来都是深藏在这个商业化片段的噱头后面。

　　人心中的高墙与现实的差距

　　据新华社报道，柏林自由大学2008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12%的前东德居民和11%的前西德居民表示，如果柏林墙没有被推倒，柏林的形象会更好些。柏林墙拆除20年后，许多前东德居民认为，前西德接管了他们的文化和政治；而前西德民众说，他们已经厌烦前东德人对前共产主义时代的缠绵怀念。

　　如果这项调查可信，那么说明20年后的今天，怀旧情绪依然浓郁。诚如记者访问过的原东德边防军上校刚特·雷奥所言，柏林墙早就倒了，但许多柏林人心里依然有一道“心墙”无法跨越。这种怀旧情绪，实际上在柏林墙倒下的20年中从未消失过。

　　高墙倒下的第三年，统一后的德国百废待兴。1991年12月，中国新闻代表团应德国政府之邀访问德国，代表团成员任正德后来在《望》杂志刊文记载，接待他们的德国经济部官员抱怨，德国统一步伐之快出人意料，现在碰到的困难之多也出人意料。连在统一时宣称“没有一个人会比以前过得糟糕”的前德国总理科尔，也承认对困难估计不足。

　　《明镜》周刊的编辑们，在18年前的那时就发出更直率的预言：柏林墙一天之间拆除了，但要拆除思想上的柏林墙，恐怕还需一两代人的时间。

　　到了2000年，另外一位国内媒体记者诸友琼在访问德国时，发现“统一”正在使德国人陷入困惑，只不过这种困惑比9年前任正德访问时要更具体而微观：东德人抱怨实行私有化,失业率大大增长了，西德人心疼掏腰包交纳“统一税”太多；东德人不习惯完全陌生的资本主义“规则”，不适应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和生活方式，认为东德被西德“殖民化”了，使东德人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沦为“二等公民”；西德人则埋怨东德人太不知足，认为他们应当对西德人“感恩戴德”才对。两边的德国人都说“统一的代价太大了”。

　　最极致的例子出现在到柏林历史博物馆参观者的留言中，有一些人写下了“重建柏林墙,而且要建得更高一些”的主张。

　　必须得承认，这道人心深处的墙，有其现实和物质的基础。德国之音今年10月4日报道：1990年在东德（不包括东柏林）居住着大约1450万人，现在还剩不到1300万人。仅在2008年，从德国东部就迁出了5万人。从东部迁往西部的主要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留下的是老年人和社会弱势群体。

　　两种社会性短视

　　事情就是这么吊诡，如果没有强大的西德，德国没有可能那么快统一，柏林墙推倒后也不可能这么快平稳过渡。与此同时，可依赖的朋友，同时也是被抱怨的对象。

　　柏林墙推倒20周年之际，洛杉矶国立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名为“两个德国的艺术——冷战文化”的展览，展出了1945至1989年间120个东德和西德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将东德和西德的艺术家融合在一起。最近一期德国《时代周报》盛赞了这种做法，同时报道了莫里兹堡博物馆在收藏东德艺术家作品上偷工减料的做法。该报发表评论，担心重新统一后的德国人对历史的判断和修订太过草率，似乎大家一致认为东德艺术应该与整个时代一起被忘记。

　　《时代周报》称这种习惯于简化历史的现象为“社会性短视”。

　　需要指出的是，对我们而言，更需要警惕另一种习惯于简化当下的社会性短视，即将德国民族性格中短于自我表彰而长于指出问题的审慎悲观，理解为某种价值观的回归与颠覆。不理解这一点，就会误把德国社会和媒体20年来一直喋喋不休的提醒和警惕，解读为东德人民真的希望回到20年前的柏林墙时代。

　　除了20年前的既得利益者，很少有人真正希望这么做。事实上，这种抱怨和怀旧，这种抑郁而缓慢的行进，才是正常社会里的真实面目。曾作为前东德反对派长期活跃于政坛的东德神学研究者弗里德里希·绍勒莫曾说过一段非常精辟的话：“20年前欢欣鼓舞的时期过去后，现在就像酩酊大醉后醒来的抑郁，或是蜗牛爬行一样缓慢地走向磨合的正常状态。”

　　为了纪念20年来这个写下历史的一天，德国人整整花尽了今年一整年的时间。

　　2009年新年刚过，德国总理默克尔就在播客中表示，围墙倒塌20年后的此刻，重整和清算德国共产党的独裁体制显得特别重要，除了历史不能遗忘外，应该让年轻人认清独裁的危险。

　　这位出身东德的总理，今年10月，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女作家米勒祝贺，表示“在柏林墙倒塌20周年后，一个柏林女作家获奖，这是个极其美妙的信号”。米勒在接受采访时则表示，永远需要警惕那个扼杀自由和人性的时代重来。

　　默克尔和米勒的表态，可视为拆墙20年来，德国朝野主流声音的一次呼应。

　　在这个世界上，拆除各种阻隔和限制交流的高墙的努力，在热爱自由的人们心里，会永不停止。

艾波曼，东德最著名反对派

　　“20年前，在德国人民的努力下，那堵墙终于倒了。我想能和你们分享的，只有我们在过去的经验，以及我们对待过去的态度。”

　　从异议色彩浓烈的反对派，到取得政权后分享权力的当权派，再到调查和研究历史的著述派，这个近乎传奇色彩的老人，经历了原东德从极权时代到和平过渡时代、到政权平稳交接后的复兴与繁荣三个典型历史阶段，其数十年得失与经验，堪称公民参与政治实践的一副丰富多彩的个人化样本。

　　Rainer Eppelmann

　　1943年2月12日出生在柏林，柏林墙倒塌后两德统一前东德最后一任国防部长，现任“处理德国统一社会党独裁政权”联邦基金会主席。

　　莱纳尔·艾波曼（Rainer Eppelmann）个子不高，头有点秃，脑门透亮，眼神深邃，有几分像中国人熟悉的共产革命领袖列宁。在柏林市中心弗里德里希大街附近的办公室里，艾波曼身着一件很随便的宝蓝色衬衫，没有打领带，双袖高高挽起，又宛如一个劳作多年的老铁匠，一双铁箍般的大手，捏得记者生疼。

　　这个长得酷似列宁的老人，数十年来致力的却是“再见列宁”的工作。

　　采访原定一个半小时，他的助手频频在门口探头，焦急地等待艾波曼腾出时间，好去安排下一个会谈。而在和记者见面前，他刚刚结束和匈牙利大使的会谈，主题也是东欧诸国的历史问题。

　　66岁的艾波曼现在的职务是“处理德国统一社会党独裁政权”联邦基金会（Stiftung zur Aufarbeitung der SED-Diktatur）主席，在此之前一直上溯到德国统一后的1992年，他先后在联邦议会“处理东德统一社会党独裁政权的历史与后果”调查委员会、 “克服德国统一过程中的东德统一社会党政权的后果”调查委员会两个机构中担任主席一职。这三个有着冗长名字的机构，其主要使命都是调查和记录前东德极权政府的罪行，处理其遗留问题。

　　两德统一后的19年间，从1992年开始，他有17年时间从事的是这种历史调查和研究，已经主持和参与出版了先后两套共32本研究文集。现在这个基金会，和前两个隶属于德国联邦议会的调查机构相比，更像是一种学院性质的研究机构。

　　在此之前，柏林墙倒塌后的第二年4月到两德统一的1990年10月，应东德前总理德梅季耶（Lothar de Maizière）之邀，艾波曼还在柏林墙倒塌后的最后一届民选政府里担任过为期半年的国防部长。他这个国防部长的主要使命是裁军，除了将筛选出的 11000名东德士兵编入统一的联邦德国国防军以外，艾波曼解散了效忠东德统一社会党的原东德军队，遣散了剩余的15万多原东德士兵。

　　短短几个月的部长经历，艾波曼被外界称作“不用武器创造和平的牧师部长”。事实上，这个称呼渊源于此前他近20年的漫长而坚韧的政治异议活动。

　　1943年2月12日出生在柏林的艾波曼，在原东德是个著名的反对派，在德语里这个身份常常被称作异议分子（Bürgerrechtler）。早在 1966年，这个23岁的东德愣头青因服兵役时拒绝宣誓效忠党派，被投入监狱服了8个月有期徒刑。这时，将东西柏林隔开整整28年之久的柏林墙，已经建成 6年时间了。彼时的艾波曼无论如何想不到，23年后他会以国防部长的身份终于报了这个“一箭之仇”。

　　出狱后的艾波曼进入柏林神学院修习神学。9年后，他成为柏林弗里德里希和海因区的一名青年牧师，依托他的教会进行了大量政治反对活动，正式开始了他的反对派公民政治参与生涯。著名的蓝调弥撒，即在艾波曼和他的同事们的主导下，成为当时争议极大的争夺青年活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也就是柏林墙倒塌的7年前，他和东德著名的化学家，另外一位异议分子罗伯特·哈弗曼（Robert Havemann）一起，发起了著名的非暴力呼吁和平运动。

　　这些政治反对活动，一方面逐渐使艾波曼越来越成为东德国家安全部（斯塔西）的眼中钉，当局不断策划对他的阻挠和打击行动。另外一方面，这种阻挠和打击又反过来提升了艾波曼在东德内外的影响，让他和他的周围凝聚了越来越丰富的政治资源。

　　到柏林墙倒塌的1989年，这种貌似矛盾的两极形势，呈现越来越白热化的倾向。1989年9月，在此前的教会活动团体的基础上，艾波曼和三个同事一起发起成立了著名的民主启蒙党（Demokratischer Aufbruch，简称DA）。作为四名创立者之一，艾波曼先后担任过这个反对党的首任新闻发言人和党主席，还作为民主启蒙党的代表参与了筹划两德统一的圆桌会议。

　　波谲云诡的是，就在胜利曙光即将到来时，艾波曼的战友，彼时担任民主启蒙党主席的创建人之一施诺，突然承认自己原来是斯塔西的线人，并因此辞职。声誉大受损伤的民主启蒙党因而在几天后到来的选举中失利，就此并入基民盟。

　　在统一后的德国，艾波曼担任过数年基民盟主席团的成员，也担任过联邦德国议会的议员，一直到现在，专职从事调查和研究东德极权政府的罪行和对德国的影响。

　　这个近乎传奇色彩的老人，从异议色彩浓烈的反对派，到取得政权后分享权力的当权派，再到调查和研究历史的著述派，经历了原东德从极权时代到和平过渡时代、到政权平稳交接后的复兴与繁荣三个典型历史阶段。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下诸多民族国家进行政治演化的大背景下，其数十年得失与经验，堪称公民参与政治实践的一副丰富多彩的个人化样本。

　　这个有5个孩子的父亲，除了继续致力于他耕耘了数十年的德国本土政治和历史外，对德国以外的民族国家（地区）的政治演化也保持相当关注。

　　2005年2月，艾波曼在访问台湾时，从他的德国经验出发，建议台湾应尽快开放威权时期的秘密档案，并将档案写进教科书，让年轻人尽快了解历史真相。因为“唯有诚实面对过去，转型正义才有可能得到实现，国家的未来才能找到明确的方向”。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艾波曼甚至在采访之初即进行“逆袭”，反过来先对记者提了几个问题。他关心当下的中国人是否享有出入国境的自由，也关心是否有看到各种媒体和信息交流的自由，更关心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们关于现代政治演化的宣讲，能得到周围多大比例人群的关心、兴趣和认同，“特别是农民”。

　　他坦承提这些问题，是想以此类推和反照20年前的东德变革历史。

　　“20年前，在德国人民的努力下，那堵墙终于倒了。我想能和你们分享的，只有我们在过去的经验，以及我们对待过去的态度。”艾波曼如是说。（注：德国统一社会党，前东德唯一执政党（1949年--1990年），其前身是1946年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合并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