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为何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文卓

屈原是可以不投江自尽的。

就像他最后披头散发在水泽边吟唱时，遇到的那位渔翁所说的，圣人应该能够做到“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没有必要“握瑾怀瑜”，而遭到众人的排挤。换言之，圣人是应该不那么死心眼，可以在俗世中随波逐流、同流合污乃至醉生梦死中活下去的。周游列国十几年，四处碰壁，混得活像“漏网之鱼”、“丧家之狗”的圣人孔子，虽然不能说他随波逐流、同流合污、醉生梦死了，但是，“不凝滞于物”、“与时推移”，没有自寻短见，却是不争的事实。

但屈原，终于还是纵身一跃，任由滔滔的汨罗江水，吞噬了他宝贵的生命。屈原之死，固然是人间悲剧，令人惋惜不已。但是，我们又必须承认，屈原的死是有意义的：他坚守了自己积极负责的人生态度和美好的情操品德。

我国民间延续了上千年的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的习俗，都跟屈原有一定的关系，可以说是对屈原之死的一种祭拜。古往今来，没有几个人能够享受到这样的哀荣。

屈原之死，原因有四：一是他太有才能，二是他忠君爱国，三是他坚守原则，四是遭遇暗君奸臣。四者之中，减去任何一项，他都不必以死求得解脱；四者兼备，他就别无选择，只有一死了之。

屈原的才能，《史记》屈原列传中有“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记载。这大概是史家根据屈原担任楚怀王左徒（张守节认为相当于唐代的左右拾遗一类的官职，品级并不高）期间的表现，归纳出来的。拥有这些才能的屈原，在同僚之中，一定是出类拔萃的。加上一度又受到楚怀王的器重信任，“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不用说，屈原的仕途，前程似锦。

历史、人生的经验告诉我们，人的才能是一柄双刃剑：刃的一面是，能助本人通往成功，实现理想；刃的另一面是，容易引起他人的嫉妒、诬陷。屈原的同僚上官大夫，这位跟屈原争宠的奸佞小人，一次在屈原没给他看为怀王起草诏令的草稿后，他便向怀王进谗，说：“大王让屈平起草诏令，他一定会张扬得无人不知，每次写好诏令，他都自我表功，好像除了他，别人都是写不出来的。”楚怀王听后，一怒之下，便疏远了屈原。使屈原尝到了“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滋味，使他“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遭疏远排挤之后，屈原自身的委屈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这期间，因为秦国使者张仪的离间与欺诈，因为怀王的“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信任上官大夫、令尹子兰而疏远屈原，楚国的处境日益危险，兵挫地削，直至后来楚怀王本人也被秦国扣留并客死在那里，只落得一副尸首被运回楚国下葬，遭到天下人的耻笑。屈原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事情的发生，而无力扭转。楚怀王死后，其长子顷襄王继位。这顷襄王也不是个头脑清醒的国君，继续任命当初劝怀王入秦、遭百姓怨恨的弟弟子兰为令尹。

屈原因为心系怀王，在《离骚》中表达了希望怀王安全返回楚国，希望顷襄王能够远离奸佞，希望楚国改变陋俗（指大臣之间的妒贤嫉能），“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结果，这惹恼了令尹子兰，子兰唆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诋毁屈原。这一次，屈原的情况比怀王时被疏远，被打发到齐国出差，还要糟糕：他被顷襄王放逐到了楚国江南地区。

屈原到江南之初，“被（披）发行吟于泽畔”。这一回的放逐，屈原对楚国、对自己的人生都已经彻底感到了绝望，这位披头散发在泽畔行吟的诗人，“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显然是世外高人、言谈不俗的渔翁，他的一番处世箴言，也无法打动屈原，屈原还是坚持自己“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理念，不愿意以自己的清醒洁净之身去容忍他人的昏暗污浊。中国历史上最多愁善感的男性诗人，最终还是作出了“宁赴常（长）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的决定！

屈原死去几十年后的公元前223年，楚国被秦国所灭。

两千多年过去了，楚怀王、顷襄王、上官大夫、令尹子兰、郑袖，这些曾经给屈原造成过无法排遣的忧愁烦恼的君臣们，早已灰飞烟灭，只留下一个个遭世人耻笑的名字，而屈原，却永远地活在人们的心中，受着人们代代相传的尊敬与怀念。

屈原之所以成为千古不朽的人物，除了他那些如日月悬挂天空、深受人们喜爱的诗赋（李白有言“屈平词赋悬日月”），还有他殷切的爱国之情，“哀民生之多艰兮，长太息以掩涕耳”，他发自肺腑的恤民之情，还有他不随波逐流，不同流合污，宁做失响黄钟、不做雷鸣瓦釜的高洁品性。屈原的词典里，没有妥协二字。他最终的选择，实际上就是如下八个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