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败退的最后"毒计"：制造银元投机风波

文卓

　蒋介石部署退出大陆最后的"毒计"：让共产党背上沉重经济包袱

　　国民党无法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在逃离大陆前，蒋介石鉴于国民党失败的教训，也制定了一套企图使中共重蹈国民党覆辙的“经济拖垮”战略。为实现这一计划，蒋介石下令采取—切手段掠夺和破坏大陆的经济基础。

　　一是把国库大量资金运往台湾。据当时国民党监察院财政委员会秘密会议报告，国库库存金钞共值33亿5千万美元。分别为：390万盎斯黄金、7000万美元外汇和价值7000万美元的白银。从1948年12月1日起，国库的这些黄金白银根据蒋介石密令被分批运去台湾。第一批，也是主要的一批，当日午夜由上海装运，由海关缉私舰“海星”号装载，并由海军总部派“美盛”号护送，运至基隆登陆，数额为200.4万余两。第二批运走57.3万余两，仍由“海星”号装载，“美盛”号护送，在厦门登陆。第三批运走黄金19．8万余两、银元120万元，于1949年5月17日，汤恩伯遵照蒋介石命令亲自派人用武力从中央银行运往台湾。三批共运走黄金277．5万余两、银元1520万元。北平和平解放时，市军管会从全市全部银行里，仅发现有几百两黄金、几千元美钞，不够全城百万居民一小时的开销。

　　二是将有价值的工厂、设备拆卸迁移运往台湾。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国民党军把大工厂里能拆卸的机器设备尽量拆卸运走；全国所有的飞机和华北的全部海轮也劫至台湾。

　　三是不能拆卸搬走的如发电厂、水泥厂、钢铁厂等，则全部炸毁或破坏。国民党撤走时，炸毁了许多工厂和交通设施。人民政府接管的国家基础设施遭到了严重破坏，特别是全国重要港口、码头、车站、铁路、公路等遭损毁程度极其严重。

　　蒋介石还给新生的人民政权留下了安置大量“旧人员”的沉重负担。国民党败退大陆时，有几百万旧政府和军政公职人员，人民政府对这批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使军队从470万增加到550万，全国公教人员从200万增加到350万，总计有900万人。

　　在国民党的“人祸”给人民政权平添巨大经济困难的同时，不幸的“天灾”接踵而来。1949年，中国自然灾害频发。7月间，南方部分地区暴雨成灾。四川境内长江、沱江、岷江、涪江等江水暴涨，成都等低洼地区全部被淹，受灾面积达77个县。湖南南资、沅、溰流域及滨湖地区52个县被淹，冲毁农田500万余亩，房屋5000余栋，受灾人口达200万，死亡2万人。两广地区柳州、桂林洪水泛滥，西江、高要、三水、清远、河源、东莞围堤决口，死亡人数在7万以上。湖南、广西、广东三省灾区已达百县，灾民千万以上。8月，河北省连续发生水灾、风灾和虫灾，据统计，受灾44个县，受淹3288个村庄，淹没土地1000余万亩，受灾人口300万左右。

　　一个又一个灾情，使全国城市失业人员一度高达400万，相当于1949年底在业职工人数的一半，农村需要救济的灾民达4000万人。1949年7月16日，新华社发表题为《全力与洪水作斗争》的短评，指出：目前洪水已经威胁着数万人民的生命，救灾治水已成为沿江、沿河和受灾地区人民的最急迫要求，也是对于当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严峻考验。

银元普涨，严重冲击金融市场

　　1949年，旧中国几十年积累的固定资本仅剩100多亿元，当年全国粮食产量只有1.08亿吨，棉花44.45万吨，原煤3243万吨，钢15.8万吨（仅相当于英国19世纪初的水平），而财政赤字却占到总支出的2/3。

　　这种情况，加重了人民政府制止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困难。一些投机商人则乘机兴风作浪，于1949年4月、7月、11月，先后多次在全国各地刮起涨价风。

　　第一次物价波动，发生在1949年4月，从平津开始蔓延到华北和西北解放区。不法商人乘机抢购囤积，哄抬物价，导致以粮食、纱布带头的物价大幅度上涨。5月份，天津市综合物价指数比3月份上涨1.32倍，北平上涨1.55倍，张家口上涨1.49倍，石家庄上涨1.34倍。平津的物价形势又很快波及到各地，并通过物价指标传导到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4月，兰州市的所有工厂，除了省属的制革厂、化工厂、水泥厂等不足10家工厂情形较好外，其余的226家工厂有1/3已经准备关门。成都市的物价从4月7日至11日猛涨4天，导致几十家商行倒闭。

　　第二次物价波动发生在上海。人民政府接管上海不满10天，不法商人便与人民政府展开了一场银元大战，导致又一个严重危机——通货膨胀向上海逼近。接管上海的当天，市军管会发布《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金圆券的规定》，以人民币1元收兑金圆券10万元，7天内共收兑35万9000亿元，约占国民党政府全部金圆券发行额的53％。一些投资资本不满意于人民币控制上海市场，他们利用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对钞票贬值的担忧心理，掀起银元投机风潮，企图把人民币“挤”出上海市场。掌握着大量银元的投机商人，任意提高价格，转手之间，一块银元竟然可以获得人民币150多元。结果原本1块银元值100元人民币，一星期后涨到1400元。一时间，银元成了市面上流通的主要货币，而人民币早晨发出去多少，晚上基本上又都回到了人民银行。更有甚者，南京四大私营百货公司开始用银元标价，拒用人民币。

　　银元暴涨导致了物价急剧上涨，工厂难以经营，许多产业资本转化为投机资本，反过来更加剧通货膨胀。在上海解放后的13天内，批发物价指数上涨两倍多，人民生活的必需品粮食和棉花也上涨了1到2倍。一场严重冲击金融市场的银元投机风潮愈演愈烈！

　　类似上海情况的还有武汉、南昌等地。武汉出现了人民币浮在市面上却买不到东西的现象，银元与人民币的比价曾经到达1：4500。在南昌，银元与人民币的比价更高达1：6000！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国共产党人有足够的估计。刘少奇坦言：“1949年是中国人民胜利最大的一年，也是困难最大的一年。”“最大的问题，还是恢复经济，克服困难，医治战争创伤。”克服经济困难，稳定物价，考验着新生的人民政权。

　陈云执掌中财委：打响遏制上海通货膨胀第一仗

　　为了尽快把经济工作抓起来，这次全会决定，建立中央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财经工作。5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进一步明确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隶属关系和组成部门。

　　6月4日下午，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会议，宣布：中央军委决定派陈云、薄一波负责筹备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暂时属中央军委领导，中央政府成立后由中央政府领导。7月12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宣布成立，陈云任主任，薄一波任副主任。

　　陈云在二三十年代，就受党的指派开办商业机构，为党中央的活动筹集经费，其出色的经营受到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表扬。到1948年，陈云已经开始考虑在苏联的帮助下拟定东北经济建设的计划。三大战役结束前，陈云就提出：“我们已觉悟到在目前情况下，需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陈云领导财经工作的经验和才能深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赏识，因此，选定由他主掌全国财经工作。

　　陈云走马上任、开始筹建中央财经委员会的当天，华东局财委致电中共中央再一次报告了上海银元发行的严峻情况，并建议采取发动舆论攻势、抛售银元、禁止银元流通、严惩银元贩子、举办折实存款、抛售各种实物等6项办法打击银元投机。

　　让人民币进入上海，是陈云的主意。他原来设想，通过发行人民币，用人民币兑换金圆券，购买上海的物资，人民币很快就会占领上海，最终成为上海的权威货币，人民政权就掌握了经济工作的命脉。为此，中央通过上海军管会发布命令：从上海解放之日起，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在人民币进入上海之初，暂时准许金圆券在上海市面上流通。同时，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宣告成立，它在最初的主要任务是用人民币兑换金元券。但是，不法商人在美、蒋支持下公开向人民政权挑衅，与人民政权争夺货币主导权，狂妄宣称：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这是陈云没有预料到的。

　　6月5日，上海市委致电中共中央，提出采取严厉打击银元投机的方针，具体办法有5条：“一、宣告我们对银元的态度。二、抛出银元（我们约有500万元），三四天内把银元价格不断降低到600元上下，然后在京沪杭地区同时宣布禁用银元（希望武汉亦采取共同行动）。动员上海群众及军警来全面取缔银元贩子活动，公安局主要选择一二个最大的银元投机家，给以最严厉的处分（如逮捕及没收）。三、人民银行所管辖和领导下的各银行一面收兑银元，一面举办折实存款，以解除小市民对纸币的顾虑。四、贸易处出售米、煤、盐、油，并抛出人民币吸收工业品，以解决工厂资金困难，并使工业品缓慢上涨……五、对失业工人及贫民进行必要的救济工作。”

　　这一新政实行的当天，上海市政府开始抛售银元。然而，当天抛售的10万银元被投机分子一吸而空，不仅没能促使银元价格的回落，反而出现了急剧飚涨的严峻形势。6月7日，银元价格涨到每元兑1800元人民币。

　　次日，陈云致电华东、华中局，决定先用强硬手段查封银元投机的大本营上海证券交易所。当时中财委尚未成立、中财部即将撤销，因此，电报署名：“中财”。6月10日上午8时，200多名公安干警按预定部署，化装秘密进入证券大楼，控制了各活动场所和进出通道。两个小时后，宋时轮警卫部队一个营到达证券大楼，对整个大楼实行军事包围。此后，公安人员分头搜查了各个投机字号，当场扣压了238名严重违法奸商。

　　这一举措立刻震动了全上海。重拳打击金融投机的第二天，银元价格开始大幅下跌，粮油价格也开始下降。一个月后，银元投机风波被平息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