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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胡适、张恨水、姚雪垠等文化人如何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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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12 22:39:50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作为一个对传统文化有深厚功底的政治家和诗人,毛泽东结识了不少文化人,或与他们有文字之交,或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在世间留下不少佳话。

毛泽东和胡适

毛泽东青年时代曾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五四运动前后深受《新青年》杂志影响,转而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了毛泽东的回忆:“《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1917年底,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曾到缎库胡同拜访胡适,两人谈到了勤工俭学话题,胡适劝毛泽东不一定要留学。1918年9月,毛泽东再度到北京,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过助理员,也见过胡适,希望胡适能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不久,毛泽东回湖南创办《湘江评论》,引起胡适的注意,曾在《每周评论》上向读者热情介绍,肯定“《湘江评论》的长处在议论方面”,又赞扬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等文章,说“《民众大联合》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1958年,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口述自传》录音时,唐德刚问胡适:“你是毛泽东的老师?”胡适说:“那时,他在北大作旁听生,听过我的课,还到我家拜访过我。五四那年,毛泽东写文章,我在《每周评论》上写过介绍文章。”

毛泽东与周作人

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在五四运动前后,曾与陈独秀、鲁迅等人一起倡导新文学运动,由于在新文学运动理论上建树和创作,使他成为新文化运动骨干人物之一,自然成了毛泽东仰慕的作家。1920年4月7日,毛泽东到北京八道湾拜访了周作人。后来,毛泽东在《毛泽东自传》中说,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管理员时见过周作人,而周作人也将毛泽东的来访写在日记里。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多数教员不愿在日寇铁蹄下苟且偷生,纷纷南迁,而周作人却以“家累太重”为由留下。日本占领北京后对周作人进行威胁,周作人竟屈节投降,任汪伪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消息传出后,文坛为之震惊。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中说:“文艺是为帝国主义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抗战胜利后,周作人被国民党政府判处有期徒刑14年,受到应有的惩罚,后因国民党逃离南京,他被保释出来。1949年7月4日,正值新中国建国前夕,周作人想到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便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末说:“本来也想写信给毛先生,因为知道他太忙,不便于去惊动,所以便请先生代表了。”后来,毛泽东读了周作人这封信后,即批示:“文化汉奸嘛,又没杀人放火。现在懂得希腊文的人不多了,看起来,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从此,周作人从事翻译工作,“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斗,1967年去世。

毛泽东与鲁迅

毛泽东和鲁迅从未有缘见面,但这并不影响毛泽东对鲁迅的熟识和赞誉。据鲁迅的挚友和学生冯雪峰回忆,1934年1月,冯雪峰到江西中央苏区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长,一天,毛泽东来到冯雪峰住处,风趣地说:“今晚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冯雪峰告诉毛泽东,鲁迅读过毛泽东作于井冈山时期的几首诗,认为它有“山大王”气概,毛泽东听了,开怀大笑。对“山大王”评价,毛泽东有过直接的认同。1973年5月,毛泽东召见王洪文,问及王的年龄,王说38岁,毛泽东说:“你比我强多了。”王即称赞“毛主席那时已经是伟大的革命领袖了”。毛泽东笑道:“不,是山大王,落草为寇,杀富济贫。”

毛泽东在1961年10月7日书写鲁迅《七绝》诗赠送给日本访华的朋友:“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并对日本友人说:“这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1975年,眼科医生唐由之为毛泽东做摘除白内障手术,毛泽东用铅笔书写鲁迅作于1933年的《七律·悼杨铨》赠给唐由之:“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是诗沟通了毛泽东和鲁迅这两位名人的心灵。

毛泽东和柳亚子

在毛泽东眼里,诗人柳亚子是一位有骨气的文人,早在1926年,毛泽东和柳亚子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中全会上认识。抗战胜利后,为争取国内和平,毛泽东于1945年8月28日从延安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9月6日,毛泽东到柳亚子寓所看望他,柳亚子向毛泽东索要诗作,毛泽东将《沁园春·雪》题赠柳亚子。11月14日,重庆《新民报》发表这首词,引起轰动。1949年2月,新中国建国前夕,毛泽东致函邀请柳亚子等一批民主人士赴京共议建国大事,柳亚子等人于3月18日到京。只隔10天,柳亚子突发牢骚,写了一首《感事呈毛主席》诗:“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暗示自己渴望功成身退,归隐家乡。毛泽东看了柳诗,真心实意写了《七律·和柳亚子》诗,为老友开导舒心:“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看到和诗后,柳亚子十分宽慰,又写了诗说:“昆明湖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表示接受毛泽东的劝说。1958年,柳亚子因病去世,毛泽东派人送去花圈,表示对老友的哀悼之情。

毛泽东和张恨水

张恨水是位多产的小说家,拥有广泛读者,毛泽东曾是他的读者。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期间,曾约请张恨水到红岩村做客,他们交谈了两个多小时,临别时,毛泽东将延安生产的呢料、小米和红枣送给张恨水。不久,周恩来的秘书拿来毛泽东《沁园春·雪》词,张恨水读后,觉得气魄非凡,决定在11月14日《新民报》副刊上发表。过了一天,《新华日报》转载这首词,甚为轰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文代会接见过张恨水等人。1955年,毛泽东会见张恨水,问他:“为什么不见你的新作?”张恨水说:“一来多病,二来对工农兵生活不熟悉,恐怕难于信任。”此后不久,周扬特意向张恨水转达毛泽东的意思:“为工农兵服务,不能从字面上理解,老作家还是要写自己熟悉的题材。”1976年,张恨水与世长辞。

毛泽东和郭沫若

诗人郭沫若和毛泽东诗交于20世纪40年代。1957年,毛泽东在《诗刊》上发表了18首诗词,郭沫若写了《试和毛主席韵》,作《念奴娇·小汤山》、《浪淘沙·看溜冰》、《水调歌头·归途》,分别和毛泽东的《念奴娇·昆仑》、《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1961年10月18日,郭沫若看了浙江绍剧团演出的《三打白骨精》后,有感于当时中苏关系交恶的政治风云,在11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诗:“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诗中借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典故,隐喻修正主义的可恶。毛泽东读后,于11月7日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1962年12月,毛泽东70虚岁生日之际,郭沫若写了《满江红·领袖颂》:“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毛泽东读后,又诗兴大发,于1963年1月9日吟成《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毛泽东和丁玲

丁玲是从国统区来到苏区的第一位作家。1936年11月,她逃离南京,辗转到达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所在地陕西保安。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都前来欢迎。11月22日,中共在保安成立革命根据地第一个文艺协会组织,丁玲任中国文协主任。毛泽东问丁玲:“你还想做什么?”丁玲说:“想跟着红军上前线。”11月24日,丁玲上了前线,结识彭德怀、贺龙等红军将领,并写下《彭德怀速写》等散文。年底,丁玲收到一件意想不到的电报,是毛泽东赠给她的《临江仙》词:“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1936年初,丁玲到了延安,当面请毛泽东用毛边纸抄录这首词,后来将它寄给大后方重庆的作家胡风代为保管,直到1982年,胡风将它归还丁玲。

毛泽东与姚雪垠

姚雪垠创作《李自成》小说第一卷于1963年出版后,很多人说它是英雄史诗,也有些人说它“歪曲农民革命”。为了使小说有个实事求是说法,姚雪垠从武汉邮局把《李自成》寄给毛泽东,想不到毛泽东看后认为它是继《甲申三百年祭》之后又一个好教材。“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李自成》被打成“反社会主义大毒草”。1966年7月的一天,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说:“姚雪垠《李自成》第一卷分上下册,上册我已看过,写得不错,你赶快通知武汉市委,要对姚雪垠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这样,姚雪垠躲过了被批斗的一劫。1975年国庆前夕,姚雪垠在艰难情况下完成《李自成》第二卷初稿,当时武汉一些极左分子常常干扰姚雪垠,使他无法写作。姚雪垠又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看后作了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三卷至五卷,毛泽东,十一月二日。”这时毛泽东已经病重,仍然关心姚雪垠和他的《李自成》。后来王任重把毛泽东批示情况告诉姚雪垠,姚雪垠感动不已:“毛泽东适时地指示保护我,特别要我将《李自成》一书写完,这在他一生中是一件很小的事,但在我的一生中却是一件大事,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也是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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