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东北大战略

文卓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随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完全占领东三省，东北1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陷入日本的统治之下。1945年苏联出兵东北，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东北的归属接收问题遂成了举世瞩目的焦点。为此，国共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东北争夺战。

　　其实，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红军不仅暗中协助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而且为进入东北的以及在华北的中共军队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明确提出：我们要“准备二十、三十个旅，十五万人到二十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满洲去”，“得到技术条件”即先进的武器装备。“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因为东北不仅有大工业，而且背靠苏联与外蒙古。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足以看出东北的重要性。

　　毛泽东认为：华北以我为主，东北由我控制

　　1945年8月15日，从外蒙古大举向中国察哈尔地区推进的苏联远东军外贝加尔方面军苏蒙联军的先头部队，占领了多伦及张北。刚一得到消息，毛泽东就下令绥远、太行、冀察地区的八路军，乘机夺取靠近张家口地区的大同、太原与北平，并不惜与试图占领这些城市的国民党傅作义部和阎锡山部作战，争取造成背靠苏军控制冀察晋绥热数省大部地区的有利形势。

　　17日，晋察冀边区冀察军区郭天民、刘导生部所辖十二分区部队，兴冲冲地派出一队骑兵赶往张北，准备与苏蒙军建立联系，以便配合作战。不料，这支骑兵甚至还没有来得及通报“家门”，就被大批呼啸而来的苏军摩托兵围住并缴械。带队的干部解释了半天，徒费口舌，对方一句也听不懂。又连比带划地折腾了半天，苏方才大体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苏军一位上校参谋解释说，他们实在想象不出，这些着装五花八门、武器长短不一的人，怎么会是八路军。

　　八路军与苏联红军初次接触所产生的这段小小插曲，足以折射出双方当时关系的微妙特点。两军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但中共中央却深感庆幸，因为这一经历证明，苏军至少不反对与八路军接触。当然，为了不给苏军留下不良印象，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专门发布指示，要求所有需要与苏军接触的部队，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着装。

　　这段时间要根据一两条消息来判断局势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延安得到确切情报，苏联已经在与重庆政府缔结的中苏条约中正式承诺，将中国东北交国民党人接收；另一方面，来自前线的报告显示，苏军对八路军态度尚可，并愿让八路军担负其进攻的破路行动。为了抢在蒋介石的前面占领东北，毛泽东当即指示晋察冀军区主力“配合红军夺取张家口、平津、保定、石家庄、沧州、唐山、山海关、锦州、朝阳、承德、沽源、大同”，同时紧急从各区调遣近十个团的兵力及一个干部团，开赴热河及东北，准备乘苏联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夺取东北。然而，斯大林一封要毛泽东务必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电报，使毛泽东的计划转眼间似乎又成了泡影。

　　毛泽东不是那种容易气馁的人。他很快调整了原先过于雄心勃勃的夺取大中城市的计划，指示原定派遣进入东北的部队暂时留在关内，在热河发展待机，干部可到苏军占领区去建立党组织、地方政权和武装。不过，他的中心盘子仍然是：“陇海路以北以迄外蒙一定要我们占优势”，即华北以我为主、东北由我控制，国民党只派行政大员象征性地接收。在这个条件下，蒋介石同意就谈，不同意就“准备坐班房”。毛泽东确实是做好了谈不成的准备的。他明确讲：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了“何鸣危险”以外，还没有过随便交枪的事。达不到目的，决不轻易妥协。

　　在前往重庆谈判之前，毛泽东已经了解到中苏协定的条文中有苏联承诺不向中共提供任何援助的文字。如果苏联真的照此办理，再加上美国已动用各种现代化手段为蒋介石加紧向华北和东北调运军队，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有多少机会和时间来争取东北呢?但毛泽东还是信心十足，为什么?他在政治局会上解释说：不要只看表面，“中苏条约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因为允许苏军留在东北三省，这对我们就是很有利的。他显然相信：外交是外交，党的关系是党的关系，只要不影响苏联公开的外交义务，他们实际上还是会支持我们的。正是根据这样一种估计，毛泽东相信中共仍有机会争取东北。只是，他强调在目前复杂的外交形势下，要善于运用谋略。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加上计算”。

毛泽东坚持至少派30个团

　　“计算”的重要性，在这时显而易见。在动身赴重庆谈判前夕，毛泽东与留在延安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刘少奇等专门商量了争取东北的 办法。鉴于这时的外交形势是苏军不入关，美国不登陆，两国都以此为界限，小心地不介入到中国内部事务中来，毛泽东估计苏联方面在东北问题上也会同样谨慎。但谨慎归谨慎，从张家口地区苏军不反对与八路军合作的情况看，未必不可以采取大一些的动作。如果不去军队，光派干部去，要想抢在蒋介石前面控制东北，可能性很小。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离开延安赴重庆。第二天，根据商定的方针，中央书记处指示去东北的部队与干部立即出发，用东北义勇军名义非正式进入东北，不声张，不登报，走小路，控制苏军未驻之城市、乡村；部队不能去的城市，派干部去与红军作非正式接洽。指示强调：“苏方不干涉中国内政，我在东北活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方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取放任态度，我有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

　　毛泽东到重庆后，很快就了解到，由于中苏条约已有明文规定，东北问题不可能列入国共谈判的内容。对东北，除非抢占先机，造成既成事实，否则只好交给国民党。他分析所得消息，认定争夺东北仍有机会。特别是获知美国海军陆战队有在中国沿海登陆意图后，他深信此举必会对东北苏军形成刺激，结果一定对中共进入东北有利。因此，他当即电告延安称：国民党去东北的三个军全靠海运，尚不知何日可到，苏军撤兵时间势必延长。且已知苏军只驻交通要道，我部队活动空隙甚大。他主张，部队及干部应加紧行动，趁苏军未撤前分散开入，并做长期打算，发动群众，组织力量，以利将来。

　　这时，种种迹象显示，苏军囿于外交条约的限制，对八路军的态度并不十分友好。继十二分区部队一度被缴械后，十四分区北进支队又因便衣装扮被苏军不分青红皂白全部缴械。在这种情况下，部队能否顺利进入东北，刘少奇似乎没有毛泽东那样的信心。他于9月7日明确提出：去东北部队只保持原定的5个团，“因情况不明，暂时决定不派更多部队去”。毛泽东当即表示不同意，复电称：热、察两省为我必争，及时增驻重兵十分必需，除去东北者外，仅控制热、察两省就应有20个团的兵力。而去东北的部队除原定的5个团外，至少应再从山东、冀鲁豫及晋察冀抽出10个1500人到2000人的团，经冀东、热河分散开入东北活动。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东北是志在必夺。

　　毛泽东的雄心，几乎立即就被证明是有根据的。

　　9月9日，延安方面接冀热辽军区电，得知十六分区曾克林部已于8月31日在绥中县山海关外与苏军“会师”。据随后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说，他们态度很好，他们主动要求曾克林部配合他们攻占山海关。山海关占领后，苏军即任由中共建立政权和维持治安。李运昌抵达山海关时，苏军指挥员专程前往迎接，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随后，两军还在山海关开了一次“盛大联欢会”，并联合举行了入城式。苏军还允许曾克林部乘火车前往锦州及沈阳，并接收沿途部分地区。同时，胶东区也报告说，吕易率一个排经海路去大连与苏军联络成功，苏军一位少将专门接见了吕易等，明确表示：中共在乡村活动，红军不加干涉，并同意中共在大城市中组织非武装群众团体。比较此前在张家口地区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可以看出，在得知美军登陆的消息后，苏军对八路军的态度有了明显转变。

　　日本占领东北13年，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那里都已很少有影响。日本统治一垮台，东北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一片权力真空，国共两党谁进去得早，谁就容易在那里发展自己的力量。曾克林部以及吕易部进入东北后都迅速发觉，那里的农村和城市相当混乱，但民众热情很高，很好组织，收编伪军，动辄即可收得数千人，光是在山海关附近，很少几支部队就收编了伪军三个团又十五个“讨伐队”，并得枪上万。

　　于是，中央书记处不再犹豫了。9月11日，书记处决定：由“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二万五千人由肖华率领即日分散进入东北，并电华北各地去东北干部即日集中起程”，另从延安等地再抽调数千干部去，以便“进驻乡村、小城市及红军尚未占领之中等城市和交通线，发动群众，壮大力量，建立地方政权，改编伪军，组织地方武装”，迅速在东北占据优势地位。

　　为了阻滞国民党军队进入华北、东北，争取全部占领热、察，造成东北优势，书记处还开始在华北部署察绥、长治等重要战役，打击可能威胁热察的国民党军，并命令李运昌部率五个团进驻由承德、山海关至赤峰、朝阳、锦州和沈阳一线，切实控制进入东北的陆上交通。中共中央夺取东北的决心，至此确定无疑了。

　苏方鼓动中共争夺热察，毛泽东信心十足

　　就几乎在中共中央下决心夺取东北的同时，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发生了。那就是曾克林部不仅开进沈阳，而且应苏军之请，在沈阳建立了卫戍司令部，直接负起了警卫沈阳的责任。

　　由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负责警卫整个东北的中心城市沈阳，这反映出苏军在中国问题上本能的倾向性。实际上，尽管先前苏军碍于外交关系对八路军有颇多限制，但从根本上说，他们是同情中共而反感国民党的。当时的不少报告都提到，苏军下级官兵固然纪律松弛，酗酒、搞女人，还纵容贫民哄抢日人财物；然而，苏军的政治意识深入骨髓，普遍尊重共产党员，重视工人，知道中国有阶级敌人，提到毛泽东、朱德的名字，许多人竖大姆指。如果能够让他们选择的话，他们肯定愿意把东北交给共产党，而不交给国民党。让曾克林部接管沈阳治安，就说明了苏军的这种心态。

　　不过，让八路军公开进入沈阳并负责警卫，苏军无疑是在冒重大的外交风险。目前还没有任何可靠的历史文献能够说明苏军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做，但无论如何，这在当时的外交条件下绝非明智之举。因此，这种情势很快就告一段落了。

　　9月14日，显然是依据莫斯科的指示，苏联远东军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派其代表贝鲁诺索夫中校，在曾克林的陪同下，乘专机飞抵延安，委婉地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苏方对中共军队进入东北问题的正式意见。这就是，在苏军撤退之前，国民党军和八路军原则上都不应进入东北。已经进入沈阳、大连等地的八路军，请朱总司令命令它们退出红军已占领的地区。但在非正式的谈话里，贝鲁诺索夫同意，只要军队不用八路军的名义，并且不与苏军接触，苏军将不加干涉。他同时还代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提出，希望中共能派负责人前往东北，以便就近交涉，协调行动。 如果完全不顾及苏联当时在外交上的处境，我们似乎有理由对苏方这种冠冕堂皇的表态，特别是随后将曾克林等部硬性“请”出苏军占领区的作法表示不满。但当时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显然并不这样理解问题，他们反而深受鼓舞。 与苏军代表谈话当天，中共中央与在重庆的毛泽东迅速商量后，马上组成中共东北局，第二天即让东北局领导人随苏军代表的飞机飞往沈阳，协调一切。根据曾克林及胶东过海部队的报告，中共中央进一步得知东北日军遗留武器弹药甚多，苏军对八路军利用这些武器持放任态度，出关部队及新建部队已发展到万余人，均已顺利取得新装备。据此，书记处当即下令华中、华北派遣100个团的干部，不带武器，身着便衣，迅速动身开往东北，并决定在延安再动员数千干部前往，“各自寻找最迅速到达的路线前进”。毛泽东得讯后也深表赞同，并提议：新四军江南各部也应准备将来适当时机渡江北上。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考虑，立即就被证明是正确的。

　　16日，苏蒙联军代表克尼德涅夫中将要求八路军晋绥军区转告延安：由于国民政府依据中苏条约的规定，反对苏军进入东北三省以外的地区，他们必须退出目前占领的察绥地区。他们要求八路军主力火速北开前往接收，包括他们不久后将要撤出的东北地区。他强调，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中共同苏联和外蒙之间的交通，以免将来国民党军队占领这些地区会再度切断这些联系。克尼德涅夫将军表示，八路军务必全力控制这些地区，战略重心千万不要南移。如果八路军需要，他们可以秘密提供武器方面的帮助；即使将来八路军在抵抗国民党军队进攻时受挫，也可以靠近外蒙边界，甚至撤到外蒙去。

　　克尼德涅夫将军的意见显然是来自莫斯科的。因为，几乎与此同时，重庆的苏联大使也直接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根据苏共领导人的意见，中共应当“确保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线，防蒋进攻”。

　　苏方态度如此明朗，战略重心整个北移已经是势在必行了。刘少奇当即指出：现在是夺取东北的“千载一时之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应该立即调整整个战略部署。

　　17日，刘少奇代表书记处致电毛泽东等，提出：“东北为我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红军在东北现已开始撤退，据说在十二月初将撤完，内蒙红军即将撤退，已三次要求我接防德王府、百灵庙一线……在此情况下，我之战略部署须立即加以考虑。”

　　中共军事史上那个十分著名的“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就这样提出来了。这一方针的核心，就是不惜放弃部分南方根据地，将部队依次北移，以便集中10余万主力控制热察，争取东北。刘少奇的解释是：“满洲四周连接苏联势力，南面旅大又系苏联军事管制地带，故我如能控制热察及冀东，在满洲沿海又配置数万兵力，即可阻止蒋军进入满洲，控制东北。此着关系极大。”

　　应当说，此着也已在毛泽东的考虑之中。他和周恩来复电称：如能将东北及热、察控制在手，全党团结一致，就什么也不怕了。

文卓

　苏联要求中共以主人自居，放手干

　　苏军支持中共态度之日益明朗化，或多或少与美军9月13日在青岛登陆有关。斯大林1945年初在雅尔塔会议上虽然促使美英领导人承认了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但毕竟无法明文限制美国人进入东北。他最怕的就是美国人染指中国东北，因为一旦形成这种局面，苏联远东地区就可能受到威胁。美军登陆华北，当然使俄国人受到强烈的刺激。不仅华北毗邻东北，而且热河、察哈尔及绥远邻近外蒙，同样让莫斯科放心不下。因此，苏军急切地希望中共能够占据热、察。

　　可惜，这时八路军北上部队的集中速度和开进速度，还远不足以实现苏军的期望，就是距离毛泽东的设想也相差甚多。

　　八路军开赴热察和东北的行动，自8月底就开始了，但总共不过几个团的兵力。除李运昌部以外，原定万毅部从海上运去，因种种原因，直至9月底也只有一个连到达东北。大批部队9月下旬才分别开始从晋冀鲁豫等地或陆路或水路，或武装或徒手，陆续动身赶往热察和东北。书记处很快就发现，最快也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在冀东地区集中起8到10万人。待布置妥当，两个月左右才有把握投入战斗，“更快则不可能”。而蒋介石运兵较我迅速，就是我军先期控制了冀热辽和辽东半岛，蒋军也仍有可能深入东北。因此，书记处的意见是，我军进入东北的部署应做长期打算，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的一些有依托、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

　　对于中共面临的困难，苏联方面自然很少了解。9月30日美军进一步北上天津登陆，10月1日又北上秦皇岛登陆。眼看美军节节逼近东北，苏方迅速做出决定：利用中共武装阻挠美蒋势力在东北立足。

　　10月3日，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共中央军委委员，专门出面招待了中共东北局的负责人彭真等。他特地转达了斯大林的话，称赞“中国共产党是勇敢的、聪明的、成熟了的，我们很有信心”。在得知中共中央准备夺取全东北时，他高度赞赏地说：“你们气魄很大”。但他不同意中共关于让开南满，争取背靠苏蒙朝的东西北满的军事部署，说这表明你们还没有脱离游击战争的观念，你们应该在山海关方面部署15万主力部队，在沈阳周围地区部署10万兵力。他说：“你把南边，特别是山海关方向抓住，北面自然是你们的。东三省人力、财富主要在南边，又是门户，把这里掌握了，北面还有什么要紧？”

　　东北局领导人表示：八路军还有很多不足，武器落后，特别是没有炮……这位军委委员当即笑着说：现在就有了，我们可以多给一些。第二天，即10月4日，苏方更进一步通知东北局：他们愿意把保存在沈阳、本溪、四平、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全部转交给中共。至少可以装备几十万人。当东北局领导人说明以中共目前在东北的力量还无力全部接收时，苏军领导人很痛快地说，一个月内他可代为保管。

　　苏方变得这样慷慨，使东北局领导人大为兴奋。他们立即电告延安，称苏军“前门已开”，“数量极大”，“确系远方决定”，机不可失。建议：“下最大决心，立即从各区抽调三十万主力，于一个月内赶到，用尽一切方法控制此间。这是决定全局的一环，为了争取这一环，宁肯牺牲其他地区，即使化为游击区，即使是暂时的丧失都值得。”

　　这时关内战争已四处打响，因而书记处颇觉犹豫，答复说：“三十万办不到，一个月可有十万到达冀东和东北，本月底可再出动五万到八万。现因国民党有将近五十万大军从平绥、同浦、平汉、津浦向平津、东北前进，我冀鲁豫、太行、五台等区部队均不能抽调，必须阻止顽军北进，并消灭其一部，才能掩护我出动三十万到达目的地。”为此，书记处甚至提出，是否请苏军从张家口、绥远方面给中共以必要的援助。

　　10月11日，毛泽东回到延安。他一了解到这一情况，马上表示了不同意见。他提出，我冀鲁豫、太行、山东、五台等区部队虽一时不能抽调，但在平汉、津浦等八条铁路线上全面阻击国民党军队，迟滞并牵制其推进，并非不可能。目前情况下，既然苏方态度已明，集中部队拒止蒋军已是关键一环。确保山海关一线暂时做不到，至少可以按照苏方建议，在南满实施防堵。据此，他在书记处给东北局的指示中专门加上了这样一段话：“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

　　10月中下旬，美军开始协助蒋军强行抢修被八路军破坏了的、从秦皇岛通往山海关的铁路，并公然武装护路。这更加让苏军大为恼火，于是开始给国民党脸色看。

　　10月24日，苏军突然搜查了国民党刚刚建立起来的吉林省党部等机关，并封锁了其东北行营。25日，苏军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如果说过去需要谨慎些，现在应该以主人自居，放手些干。”他宣称，所有兵工厂、武器弹药和工业中心将统统交给中共，并要求中共准备抵抗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包括封锁所有机场。他并且表示，如果在11月15日苏军正式撤退之前国民党方面发动进攻的话，苏军将协同八路军作战。

　　苏军如此积极，毛泽东颇为振奋。他爽快地表示，我军正在组成55万至60万野战军，尚有70万至100万地方军，只要“友人”能够给以有力援助，完全有把握取得华北和东北的优势地位。他唯一希望的就是，苏军应尽可能推延撤退时间。

　　10月27日，两艘美国军舰运送国民党军抵达葫芦岛，遭到李运昌部三十一团的武装抵抗，被迫退回秦皇岛。武装拒止美蒋进入东北的行动由此开始。

　　但真的打起来了，苏方的态度又开始有些退缩。莫斯科毕竟不希望直接与美国人冲突。因此，苏军代表于28日通知中共东北局称，莫斯科指示，苏军不能同美军发生直接冲突，一旦美军与国民党军联合登陆，苏军只得采取退让方针。不过，中共如果抵抗，苏军不加干涉。苏军并且希望中共对敢于强行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军进行打击和歼灭。考虑到营口、葫芦岛两处均为国民党准备登陆的地点，苏军指挥部指示当地苏军撤防，全部设施交给中共。同时，苏联大使通知国民政府称，该两处已经没有苏军，对那里出现的任何冲突他们概不负责。

　　11月初，中共在平汉战役等阻截国民党军进兵东北的战斗中相继取得胜利，国民党军两个师起义，约20个师被歼，华北各主要铁路均被切断，国民党从陆路进入东北的计划严重受阻。而这时东北各个口岸又多被八路军占领，长春等重要城市的机场也在苏军允许下由八路军设防，国民党军通往东北的各种通道几乎都被堵死。已经和即将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总计将达到15万人左右。沈阳地区的大批军火，包括大量轻重机枪和步兵炮，亦开始被陆续输送给关内作战部队，整个军事形势明显变得对中共有利。

　　毛泽东盼的就是这一天。他为此致电重庆中共负责人：“华北、东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全部归人民自治(孙中山主张)，仅平、津、青三地可暂时驻一小部分中央军，将来亦须退出。其他各地中央军已到者须退出，未到者停止前进。阎锡山、傅作义须免职，民选各省省政府；华北、东北各设政治委员会统一管理各省，中央政府不得违背自治原则派遣官吏，已派者须取消……东北由东北人民自治军保护，中央军不得开入，否则引起内战由彼负责。”

毛泽东曾秘密要求苏军援助

　　要实现控制长、哈两市及整个中东路的目的，关键在于守住长春路要衢四平街。

　　在最初的作战中，林彪指挥民主联军打得较为顺利，在四平以南先后歼灭国民党一个多师。根据部队伤亡情况，林彪建议“目前方针似应脱离被动作战，采取主动进攻，对于难夺取与巩固之城市，则不必过分勉强去争取”。但毛泽东计算了1月份以来国民党军在东北被歼的数量，相信“国方兵力不够，如不增兵，决无力于最近打到长春”。

　　但事实上，由于这时中共在东北所占地面较广，兵力分散，且新兵较多，而国民党的兵力则相对集中，装备也相当精良，因此从4月18日开始，国民党陆续集中了将近7个较精锐的师猛攻四平，民主联军很快就陷入苦战。

　　保卫四平，对于能否保住在东北已经取得的成果至关重要。毛泽东明确要求林彪：“死守四平挫敌锐气，争取战局好转”。同时，他不失时机地主张“力求迅速停战”。周恩来受命在谈判中提出：苏军已撤，东北已无接收主权问题，我政治上只要三分之一，军事上只提重定驻军比例，并非想独占东北，国民党应正视东北现实，首先停战以利谈判。

　　四平之战，苏方极为关注，评价甚高，再三建议集中主力死守，并保证满足中共对武器弹药的需要，称如从北满运来不及，可以从北朝鲜急运，那里的苏军有大量军火，“要多少有多少”。而对于毛泽东来说，苏方这时最重要的建议，大概莫过于“在关内另辟战场”，“减轻东北压力”这一条了。

　　5月上旬，民主联军在四平的抵抗陷于严重被动，毛泽东不得不建议主动放弃四平，变阵地战为运动战。问题是，四平一失，长春即不可守。毛为此要求周恩来向美蒋提出，以长春双方不驻兵或有条件让出长春，来换取国民党承认中共在东北其他地区的地位。但蒋介石断然拒绝，必欲打下长春，夺取全东北。

　　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毛泽东断定，国共两党全面破裂在所难免。他愤怒地表示：我让到长春双方不驻兵为止，再不能有任何让步，美蒋要打让他们打去，要占让他们占去，我们绝不能在法律上承认他们的打与占为合法。但是，他确实又深感形势危急，如蒋军一气打到哈尔滨，20万民主联军势将难以立足，背靠苏联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计划将如何实现?迫不得已，他只好极机密地要东北局吁请苏方，在蒋军进至北满时，出动部队到哈尔滨等地协助我军抵抗。

　　在全力抵抗了一个月，伤亡近万人之后，中共放弃了四平。紧接着，长春、吉林、辽源、伊通、西丰等城市先后落入国民党军队之手。毛泽东毅然决然，毫不迟疑地把战争引向了关内，从6月上旬开始先后命令山东、太行、晋冀鲁豫及晋察冀各军区，趁蒋军全力向北之际，在关内大打，实施“报复作战”。

　　这是一着险棋。但事实证明这是一着极富想象力的好棋。蒋介石因此捉襟见肘，兵不敷用了。打到长春的国民党军本来有可能一鼓作气跨过松花江，却因底气不足而停了下来。毛泽东用不着请求苏军干预了。由于有了巩固的根据地，背靠苏联和朝鲜苏军，关外的中共武装迅速强大起来了。甚至关内的中共部队，也从海路不断得到了苏军提供的军火援助。

　　从此，国民党再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了，中共统一中国的大势已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