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为何不写诗？

步天涵谷

在中国，每当提起周恩来这个光辉的名字，广大共产党员和亿万人民都会从心底油然而生敬意。从1928年至1930年，他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组织部长，在向忠发只居“虚位”时实际成为党最主要的负责人。此后几十年内，周恩来又一直是党中央和新中国的“大管家”，其功绩丰碑永树，人格风范更是中外称颂。

    　　少年漂泊祖国南北

    　　青年闯荡东瀛西洋

    周恩来，字翔宇，1898年出生于江苏淮安。祖籍浙江绍兴，据说与鲁迅（周树人）是本家。他的上一辈是“绍兴师爷”，到处为人管文案、当幕僚和处理杂物，很讲究待人接物之道，这种家庭环境对周恩来也留下了深刻烙印。

    少年周恩来随家南北漂泊，见识广博。他在淮阴读过私塾，12岁时又到沈阳上东关小学。1913年他15岁时，又考入天津南开学校读中学。在当年中国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如此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少年实为少有。

    1917年，19岁的周恩来在南开学校中学毕业后，与当时多数想留学的中国青年一样，也东渡日本求学。不过他对当地的军国主义思潮极为反感，恰好又遇到日本工农反抗当局并遭镇压的“米骚动”事件，在政治上产生了全新的追求。在日本思想界空前活跃的这一时期，周恩来开始思考社会革命问题，并阅读了幸德秋水等人所著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最早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潮，不过此时还没有确定最终的信仰。

    1919年春，周恩来得知南开学校设大学部，便离开日本返回天津，入南开大学文科。在五四运动中，他是天津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之一，曾被捕入狱，在各界压力下不久被释放。周恩来出狱后，与李大钊建立了联系，继续组织革命思想启蒙活动。当时天津官方要求南开大学开除周恩来等“闹事”学生，校长张伯苓却视周恩来为最有前途的弟子，同校董严修一起帮助他赴欧洲留学。

    周恩来少年时受过良好的中国传统美德教育，青年时又走向东洋和西欧，在那里看到了先进的社会管理方式并学习了革命思想。近代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处于一个矛盾的地位--为救亡需要驱除外来侵略势力于国门外，为自强又要引国外先进思想和技术入域中。周恩来的一生，恰恰是把这二者有机结合的典范。

    　　补白

    　　婉拒国内名流以女相许

    　　超越政治分歧不忘恩师

    年轻时的周恩来才华出众，仪表堂堂。南开大学的创办者、曾在清末任侍郎（相当于副部长）的国内名流严修曾托人提亲，想以品貌双全的女儿相许。周恩来却说自己是穷学生，如果攀此高亲，日后人生道路就要受严家支配，因而婉拒。没有当成岳丈的严修只推荐了两个青年出国留学，其中一个就是周恩来，可见爱才之深。

    五四运动中周恩来在天津建立进步学生组织“觉悟社”时，结识了邓颖超。1924年他从欧洲回国后，即同邓颖超在广州结婚，作为终身伴侣始终不渝。当年在“觉悟社”内排号时，周恩来是5号，因此他后来取的化名就叫“伍豪”。

    一向讲究人情、重恩义的周恩来，对自己的恩师张伯苓始终不忘。抗日战争期间，南开校长张伯苓住在重庆，观点上倾向于蒋介石。周恩来去看他时，总念及当年恩义，并不忘师母当年在天津经常请他到家中吃小黄鱼。不过谈到政治时，张伯苓摆出师长的教训口气，并批评共产党，二人发生了激烈争吵。张伯苓的家人担心，周恩来可能会因此生气而不来了，然而过不了多久，他又面带笑容地来访。1951年张伯苓在天津逝世，此刻周恩来因抗美援朝忙碌万分，累得总流鼻血，得知消息仍专程赶到张家吊唁。三年困难时期，张伯苓夫人缺少副食，周恩来得知后马上每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扣出50元（相当于月薪的八分之一，而且周恩来没有稿费）交天津市委统战部，为师母购买肉蛋，直至她去世为止，被张家人称为“这等于雪中送炭”。

    曾有外国记者问周恩来：“您更多的是中国人还是共产主义者？”回答是：“我更多的是中国人。”周恩来的品格向人证明，共产党人的标准与中国传统的勤俭、谦恭、友爱等美德并不矛盾。这种品格风范，也反衬出那些走极端的极“左”狂热，恰恰是对真正共产主义的异化。

    　　偶遇“老大哥”胡志明

    　　发起中共旅欧党团组织

    1920年11月，周恩来赴法国勤工俭学，接着曾去英国寻求入学，未成又返法。一天晚间，他在巴黎地铁上结识了一个亚洲人面孔且会说汉语的人，那就是越南籍法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胡志明。据周恩来回忆，是这位“老大哥”向自己系统介绍了共产主义思想，胡志明后来几十年间也一直称周恩来为自己的“兄弟”。中越两国关系后来会那样演变，确实是这两位老一辈革命家想不到的。

    1921年末，在北京大学任助教时就参与了共产党小组创建的张申府去法国任教，李大钊委托他在那里发展党组织。途中张申府介绍来自天津“觉悟社”的刘清扬入党（随后结成夫妇），二人到法国后，便介绍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周恩来又发起组织中共旅欧党团组织，并在法国、德国学习考察。论起党的创始人，周恩来也是其中之一，可是他本人出于谦虚却不这样讲，并在填表时把入党时间算做建立中共旅欧支部时的1922年。

    1924年5月，国共合作建立黄埔军校，共产党人张申府担任了政治部副主任。他向校党代表力荐周恩来。同年9月周恩来回国，接替张申府任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后为主任）。他根据法、俄革命经验，在国民革命军中创建了许多全新的制度，成为中国军队中革命政治工作的最早开拓者。作为蒋介石嫡系的国民党早期黄埔生，也都属于周恩来的学生，后来见面还都以“周主任”、“周老师”相称并执弟子礼。

中共建军最早的开创者

    　　为隐蔽战线定三大任务

    在中国共产党内，周恩来是军事工作的最早开拓者。他在黄埔军校时，便兼任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长，于1924年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铁甲车队，1925年末筹建了叶挺独立团，并在广东建立了中共最早的情侦保卫工作。1926年末，周恩来奉调中央，到上海秘密组织工人武装并发动起义。在1927年夏天的紧要关头，周恩来担任了前委书记，组织中共能掌握的2万军队，8月1日于南昌起义，当之无愧地成为人民军队最早的创始人。

    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失败后，周恩来在重病中被担架抬上小船漂到香港，后转上海。到沪后，周恩来领导重组了负责情报和保卫的中央特科。此时特科成员中有一些带有江湖流氓习气的工人如顾顺章等，热衷于打打杀杀。周恩来针对这些不良倾向，亲自为特科规定了“三大任务一不许”--“三大任务”是搞情报、惩处叛徒和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一不许”是不许在党内相互侦察。此后他还特别强调，党的地下工作不允许利用女色、金钱收买和手枪暗杀等方式，主要靠政治信仰发展关系，从而为隐蔽战线的斗争指明了正确方向。   

    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周恩来一直负责党的情侦工作和统战工作，作风和品格才华蜚声中外。美国特使马歇尔与周恩来交往后，也称赞他为“世界上第一流的外交家”。1946年周恩来回延安后，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伴随毛泽东转战陕北，并协助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如今档案馆中留存的当时军委的指示电，基本上都是毛、周二人的笔迹。

    　　斯大林称周恩来是“现成的总理”

    　　斯诺说周不怕麻烦“越复杂越好”

    周恩来从国外留学归来后，到处都受到人们敬佩。1930年周恩来赴莫斯科时，斯大林因对向忠发等“工人领袖”失望，曾希望他担任中共最高领导，周恩来却自认为不适合当第一把手。不过后来斯大林对周恩来一直称赞不已，在1949年夏天刘少奇访苏时还说道：“你们有周恩来这么一个现成的总理，从哪里找这么一位好总理啊！”

    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拥护毛泽东的领导，此后自愿担任辅佐。全国解放后，“周副主席”的称呼改为“周总理”，在党内分管军事、外交，在政府内统筹全局，担子之重和事务之繁无人能比。周恩来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日理万机，尤其是在“文革”的动乱中独撑大局，1972年患膀胱癌后仍坚持工作至1975年最后卧床难起。如同他以蜀汉丞相诸葛亮的名言所自勉的那样，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76年1月去世时，亿万人闻哀乐而泪下，自发悼念隆重无比。

    周恩来甘当副手，不仅是出于谦逊，也是气质使然。他与毛泽东在革命斗争和治国中的合作，是和而不同、差异互补的协力。毛泽东擅长宏观把握战略全局并经常有出奇之想，周恩来则善于将其在各个微观细节具体落实。熟悉二人性格的斯诺就评价说：“周喜欢抓每个计划的具体执行，问题越复杂越好，而毛对此感到厌烦。”美国总统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则有这样的总结：“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可能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此话有些极而言之，不过看一下从创建共产党、夺取政权到“文革”的漫长历程，人们也会感到，有诗人气质的毛泽东与实干家周恩来的结合，的确是中国共产党的大幸，也是中国人民的大幸。

    　　重大历史关头常多日不眠

    　　被称为国内睡眠最少的人

    周恩来逝世后，许多身边的同志认为他是全国睡眠最少的人。投身革命后，他在重大历史关头经常多少天日夜不眠。顾顺章叛变后，为了安排上海中央的几十处机关和几百人迅速转移到新的秘密住址，周恩来连续几个日夜奔忙，眼睛都熬红了。过去他从不抽烟，这次也破例向身边的陈养山要了一支，只抽了几口就呛得直咳嗽。

    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延安筹备“七大”时，周恩来因坚韧耐劳被党内同志称为“革命队伍里的一头骆驼”。他自己却说：“不，我只是一头小毛驴。”

    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又因工作忙碌被人比做古时的周公旦。史称周公“一餐三吐哺，一沐三握发”，意思是吃一顿饭和洗一次澡时都要中断几次接待来访者。毛泽东在1949年12月致信柳亚子时讲到周总理，也引此典故说：“周公确有吐握之劳”。到了“文革”期间，周恩来一般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留法时的“老大哥”胡志明于1968年到北京时，向周恩来提出的一个要求便是，希望他能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每天多睡两小时，得到的回答却是--“我做不到。”

    其实周恩来何尝不需要休息，他曾说过：“我不能坐，一坐下就会睡着。”面对纷繁的国事和别人无法代劳的难事，他又事必躬亲。1974年上半年他的癌细胞已开始扩散，但是据办公记录统计，仍有半数以上的日子工作在18小时以上。

    　　补白

    　　周总理为何不写诗？

    笔者在上世纪80年代同周恩来身边的参谋雷英夫聊天时，曾问过一个问题：“毛主席经常写诗词，周总理为什么不写呢？”雷英夫说，他当年在总理身边工作时，也问过同样的问题。周恩来回答说，我每天的工作都严谨求实，诗词则需浪漫之气，实没有这种雅兴。

    不过查阅青年周恩来旧作，可看到他19岁赴日本留学行前，曾题“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并写过一首诗以言救国大志：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补白

    　　终生廉洁树楷模

    　　堪称彻底无产者

    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任要职，国民党一个月发给几百银元的工资，他除了留几十块钱维持生活，其余全部交党费。1931年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领导人中后起的小辈王明为保安全，花钱租下疗养院一层楼以防外人进入。老资格且功劳最大的周恩来和妻子邓颖超、岳母三人只租一个小亭子间。前来联络的人看到他这样为党节省经费，都感动不已。

    解放后周总理所到之处，主管干部都知道他从不收礼，也无人敢送礼。他住的中南海西花厅平房年久破旧，却以国家仍贫困为理由坚持不许装修。一次记者来采访时遇到下雨，看见秘书正拿旧脸盆在漏处接水，对一国总理竟住这样的地方感到真难以置信。

    周恩来是彻底的无产者，没有留下儿女，也没有留下遗骨，却在无数后人心中留下了应永远效法的崇高榜样。

    1975年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周恩来总理抱病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发展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会议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组成人员，粉碎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