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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自闭症儿童和他们的父母
2011年10月17日 10:13:38 来源: 新华报业网
如果没有8年前医生对儿子的一纸“自闭症”诊断书,蔡莉依旧还会开着她的宝马车,悠然地享受着生活。一切都在这纸诊断书前,戛然而止。
提及儿子,如今是常州武进区蓝精灵自闭症儿童康复中心负责人的蔡莉,还是止不住地心疼,脸上挂着笑,眼泪却已掉了下来。在确诊之前,儿子一直被称作“神童”,有惊人的计算能力,3岁时带他去聚餐,买单时,他能脱口报出准确的数额。但他对这个世界的一切都缺乏应有的反应:不和人对视;紧张时会滔滔不绝讲话;最近他爱叫外卖,即便做好的饭就摆在面前,他仍然执拗地要打电话。
这是自闭症患儿的典型特征,他们被称为“星星的孩子”:只在自己的世界里玩,有视力却不愿和你对视,有语言却很难和你交流,有听力却充耳不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似乎一直处在游离状态。
记者在蓝精灵采访的3天中,接触了在这里做干预训练的几个自闭症患儿。他们“看上去很正常”,甚至比一般的孩子更漂亮。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异常:6岁的武田自始至终咬着大拇指,奶奶不止一次制止他这个行为,他烦躁起来,最后急得嚎啕;爸爸让施睿和记者打招呼,他机器人似地喊“爸爸爸爸爸爸……”爸爸苦笑着解释:“他逢人就喊爸爸,不知道这词是啥意思”。
这些孩子,都是全球6700万自闭症患儿中的成员。谈起5年前创办蓝精灵的初衷,蔡莉说,“自己经历过,才会知道驮着孩子走这条路有多难,才会理解那种走到命运边缘的绝望和痛苦,也才会懂得当别人递给你一双温暖的手有多么重要!”
很多父母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武田早已确诊,但奶奶和父母始终不承认武田患有自闭症,“只是比较害羞,性格内向,说话比较迟而已”;有位母亲,儿子确诊后,连续一个月抱着孩子踱步在长江边,想一了百了;眼下在蓝精灵接受培训的宁宁,曾被绝望的父亲遗弃在上海街头,两天后,发现真相的母亲疯了一样奔到上海找回了儿子。
“最难的是,你已经很努力,却仍然看不到希望。没有希望,却还要去面对一切。”蔡莉感到欣慰的是自己内心够强大,儿子被确诊后,她很快走出了整日以泪洗面状态,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儿子的治疗,她去北京参加星星雨专业培训,请教专家,结成联盟,寻找方法……
在蓝精灵,记者亲眼看到对自闭症孩子的干预训练有多艰难!训练从吃喝拉撒开始。施睿的父亲在不厌其烦训练儿子拿勺子吃饭,“已经训练两年了,现在还不太能自己吃饭。”一些父母辞了工作,全身心来这里陪孩子训练。叫一声“爸爸”、“妈妈”,这对普通人最简单的一件事,对他们却是一份奢侈。记者和在此接受训练的4岁蓬蓬的妈妈聊了起来,整个采访过程,她一直揪住衣角,偶尔挤出一丝笑容,也裹着痛苦的味道。为照顾蓬蓬,全家在康复中心旁边租了一间没有窗户的屋子,每月60元租金,她负责照顾蓬蓬,爸爸则负责挣钱。
对很多家庭来说,钱是最大的问题。自闭症孩子的早期干预主要靠教育训练,目前全国培训机构以民间创办的200多家为主,加上房租和其他费用,一个孩子参加训练月开销动辄三五千。在国内,有些地方政府开始给自闭症患者补贴,但大部分压力还是在父母身上。随着自闭症儿童年龄增长,很多问题也接踵而来,青春期的叛逆、性教育如何干预训练?他们成年后会有工作机会吗?
看着儿子这些年的进步,蔡莉坚信自闭症患者能融入社会,只要给他们机会。儿子从康复中心走出后,如今和其他少年一样,就读在常州一家普通中学。有次蔡莉去学校接儿子,突然,儿子指着蔡莉向一名男生介绍道:“这是我妈妈”——15年来,儿子第一次作这样的介绍,蔡莉还没来得及冲到车里,眼泪就噼里啪啦往下掉。
刚从美国考察回来的蔡莉,递给记者一包狗粮,“这是美国自闭症患儿做的,我要告诉我们的父母和社会,这些孩子也可以有所作为,只要社会给他们机会。”蔡莉说,在美国,社会对自闭症患者已经有一套完善的帮扶体系,他们有很多工作机会,可以在工厂贴标签,在图书馆摆书,在超市配置蔬菜,“他们自己养活自己,同时保持着个人的尊严。”
“如果我们去世了,孩子怎么办?”这是记者在蓝精灵采访听到最多的一句话。这样的问话让人揪心,是自闭症患者父母对未来最大的担忧,也是对整个社会福利体系提出的一个思考题——如何让“星星的孩子”拥有属于他们的人生天空。(朱秀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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