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骨悍将李德生

文卓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出身贫寒的山村放牛娃与战功赫赫的将军，两种形象互不搭界，两种不同的人生有着天壤之别。但是，在曾担任过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国防大学政治委员的李德生将军的人生旅途中，这样看似不可能有交点的两种人生经历却如天衣般拼接得无缝无痕。也因为如此，李德生的人生充满传奇色彩，充满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

    凡是见过李德生将军的人，都会被这位中等身材、浓眉下垂、平头高额的老人折服。确实，老人虽年事已高，一举一动却丝毫不减职业军人所特有的凛凛正气，同时又让人顿感德高长者的温雅之风。

    14岁的放牛娃赛跑圆了红军梦

    1990年，李德生从国防大学政治委员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从军几十年来，不管身居何位，李德生始终是宠辱不惊；但阔别家乡已久的游子，在“无官一身轻”的感念中又总是梦绕魂牵着生养自己的那片故土。

    李德生的家乡在大别山腹地，河南光山县柴山堡一个叫李家洼的小山村（今属新县），1916年5月，他出生于当地一个贫农家庭。那时候的李家洼贫穷且闭塞，四面环山，只有一条小路通往外面世界。

    李德生从一出生就品尝着贫寒家庭里的苦涩与辛酸。

    在母亲的操办下，7岁的李德生开始跟着一个裁缝师傅学手艺。当时，裁缝师傅是手艺人，比干农活要轻松得多，母亲的心愿是让儿子学点本事，将来好挑起养家糊口的担子。可是，年少的李德生还不能体会母亲的苦心，他总觉得天天闷在屋里，给师傅干家务活，什么也学不到。于是，他对母亲说不想当裁缝，要去放牛。

    那时，未成年人给人家放牛不给工钱，只能混口饭吃。不管刮风下雨，烈日暴晒，小牧童李德生都得赶牛到山上林间或草地溪畔等地吃草，受苦受累是免不了的。牛主人家的老太太为人很刻薄，经常拿剩饭给李德生吃，如果她认为牛没有吃饱，就不让李德生吃饱。比起学裁缝手艺，放牛很苦，但天性好动的李德生却更喜欢这种流连大自然中的无拘无束的生活。

    穷苦人家的孩子早早就远离了欢乐的童年，李德生记忆里的童年，最难忘的是从来也吃不饱的感觉。因为家里太穷，他从来没过过生日，也不知道自己的确切生日，后来据远房的叔叔婶婶回忆，才知道自己生于1916年5月，但究竟是哪一天出生，就谁也说不准了。

    1928年6月，红军攻占柴山堡地区，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次年，李家洼成立了儿童团，在20多个孩子中，李德生被推举为儿童团团长。虽然那时的李德生并不懂得太多革命道理，但朴素的阶级感情指引他在革命道路上前进。那时，李德生和团员们的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盘查行人，砸庙子，搞游行。比起这些“小打小闹”的日常工作来，为红军搞情报、送信是李德生最愿意接受的任务。对于那些山形地势，放了几年牛的李德生非常熟悉，他送信从不走大路，都是钻树林走山间小路，又隐蔽又快捷。

按照苏维埃政府的要求，儿童团的活动很正规，有袖标，脖子上系根小领带。人手一根充作武器的木棍，一头涂成黑色，一头是红色的，儿童团团员们把木棍叫做“红黑不认人”，意思是无论谁违反了苏维埃的法令规定，都可以用这根木棍教训他。虽然扛着木棍很神气，但李德生更大的理想是去当红军，去真正的战场打仗。

    在儿童团为红军送信、带路时，李德生接触了不少红军战士。他看到红军队伍里也有不少小兵，于是当红军战士的愿望便越来越强烈，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一个叫李家辉的本家叔叔。李家辉当时是乡里的共青团支部书记，乡里的苏维埃主席姓胡，是李家辉学篾匠时的师傅，他可以批准乡里青年去参加红军。

    不久，一个红军营长找胡主席联系工作，李家辉就赶紧把李德生叫来，当面请求参加红军。那位营长得知李德生是儿童团团长，很是喜欢他，但见他年纪小，又有些犹豫。营长反复端详着李德生，心里有了主意，他指着自己的通信员对李德生说：“你跟他赛跑，要是赢了他，我就带你走。”李德生一听这话，马上拉着通信员去赛跑。因为从小放牛，什么爬山跑路对李德生来说，都是非常轻松的，而通信员背着子弹袋跑却不大方便。果然，李德生领先跑了回来，营长看李德生那副认真的模样，哈哈大笑起来。

    然而，考验并没有结束。接着，营长又问李德生跑的时候听到了什么声音、看到什么特别的东西，李德生有些迟疑，但他还是将自己听到、看到的东西说了出来。营长对李德生的反应非常满意，同意让他参军。就这样，14岁的李德生自己做主圆了红军梦。

    欣喜之余，想到父亲，李德生又犯难了。母亲早逝，自己自9岁起便与父亲相依为命。家里的房子被反动派烧了，父亲无力盖新房，便长期给人作长工。李德生总能见到父亲辛酸的眼泪。想到父亲的艰难他又犹豫了。

    可当父亲得知李德生要参加红军的消息后，并没有反对，只是把儿子紧紧地搂在怀里，长时间地默默流泪。抹干眼泪后，父亲拉着李德生的手，嘱咐他：“去吧，孩子，听长官的话，好好干，别记挂我。”李德生的泪水也止不住地往下流，却说不出更多安慰父亲的话。父子俩相对着流了一阵泪，便告别了。

    两年后，李德生所在部队有一次转移到了离家不远的地方。父亲听说后，特意跑来看望儿子。看到儿子身体好，长高了，他很满意。从父亲嘴里，李德生知道家里分了田，盖了新房，生活比以前强多了。这让他对父亲的生活放了些心。这次分别，也不像上次那样伤感了。可是李德生却没有想到，这是他与父亲的永诀。

    1947年，李德生所在部队回到大别山，他回家探望父亲时，从乡邻的讲述中才知道父亲已经去世。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时，敌人占领了李德生的家乡，家里刚刚盖起的草房又让敌人烧了，父亲只能靠打工糊口。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抓捕红军家属，父亲只得东躲西藏，结果贫病交加，被国民党抓进监狱，出狱时已奄奄一息。为了活命他仍挣扎着打短工，四处乞讨，最终，50岁不到的父亲也病死他乡。

    多年以来，每当想到父母的早逝，李德生心中就会隐隐作痛。可以想像，“子欲养而亲不在”，这对于历经了战争风云的将军而言是多么大的遗憾啊。

文卓

峥嵘岁月中横刀立马展现军人本色

    红军时期，李德生曾参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参加过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1935年参加了红四方面军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德生参加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响堂铺等战斗和百团大战。抗日战争胜利后，曾参加上党、邯郸、鲁西南等战役，继又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1948年参加襄樊战役和淮海战役。1949年2月任第二野战军十二军三十五师师长，参加渡江及西南诸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3月赴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参加了第五次战役和金城防御作战。1952年任十二军副军长，参加指挥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

    在李德生的革命生涯中，永远跟党走的誓言与行动融为一体。1932年10月11日晚，李德生随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两万余人，踏上了西征之路。由于王明、张国焘推行“左”倾路线，不仅给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也使李德生身受其害。1935年，李德生所在部队驻在松潘县镇江关时，他作为党支部书记召集各小组长汇报思想情况，有个支委歪曲了李德生的讲话原意，向张国焘的亲信打了小报告。结果李德生被撤销支部书记职务，开除党籍，连班长一职也给撤了。在挫折和打击面前，李德生坚定不移跟党走，在没有党籍的情况下，他三过雪山草地，从没有停下过革命的脚步。直到1946年，经晋冀鲁豫军区三纵队党委批准，李德生所受的处分才被取消，党籍得到恢复，并从1932年批准入党时算起。

    驰骋疆场、出生入死的李德生，在战争年代为革命付出了血的代价。他在战场曾先后6次负伤，其中两次重伤。面对血与火的战场，英雄从不退缩，李德生笑言：“我和鬼子面对面甩大刀片子也只有马坊那一次。”

    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战后，日军对我晋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报复，并占领了马坊镇。马坊镇位于晋中的和顺、昔阳、寿阳、榆次、太谷、榆社6县的中心位置，又处在寿阳、昔阳、和顺3县交叉路口，是河北邢台到山西太原的交通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日军抓去大批民工，日夜赶修，在马坊北面一个像馒头一样的小石山上，建成了一座圆形城堡。据点建成后，日伪军依仗坚固的工事，四处“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其罪行之残暴，世间罕见，令人发指。1943年6月，我太行军区二分区决定由三十团攻打马坊镇，但由于敌人工事坚固，火力强大，没能成功。马坊据点成了扎在晋中根据地上的一根“毒刺”。

    李德生调任三十团团长后，详细询问了打马坊失败的经过，认为导致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准备工作不足，对敌情缺乏深入了解。李德生发现，马坊据点的敌人经常让各“维持村”送菜，就决定化装成送菜农民混进据点。一个大白天，身穿从老乡那儿借来的破棉袄等一身“行头”，李德生带领几个人在给据点内日军当炊事员的秘密党员的接应下进了据点，摸清了据点内的基本情况。1945年3月5日凌晨，趁驻守据点的日军起床坐在炕上吃饭时，李德生指挥突击队如猛虎下山冲入据点，敌人措手不及，被突击队控制了枪弹。

    战斗完全按预定方案进行，李德生提着一把战刀，带着两名战士，堵在大门口。这时，突然从院子里窜出一个又高又胖的日军，手提战刀发了疯似的向李德生猛劈过来。李德生闪身躲过，顺势抡起战刀，向敌人头上狠劈下去。这个日军赶紧躲闪，李德生用力过猛，砍刀劈在石墙上，溅出了火花，连刀都砍弯了！那个日军连滚带爬冲出大门，被守在门外的两名战士活捉。经查，此人就是日军小队长铃木。

    经过两个多小时激战，我军全歼日军一个加强小队，缴获大量军用物资。马坊据点被拔除后，我太行军区二分区根据地连成一片，极大地鼓舞了当地抗日军民的信心。

    “……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这是电影《上甘岭》的插曲《我的祖国》中的几句歌词，想必每个人在唱这首歌时，心中都会荡漾着为祖国而歌的激情，而每次观看《上甘岭》这部电影，都能引起亿万中国人民无比的自豪。在开创世界战争罕见记录的上甘岭战役中，李德生曾在前线指挥所指挥作战。

    1952年10月14日，美国在无理中断板门店停战谈判后，发动了以夺取上甘岭地区为主要目标的“金化攻势”，代号“摊牌作战”。敌人攻击的我军阵地是五圣山南麓的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这两个小山头不足4平方公里。这两个阵地当中，有个小村子名叫上甘岭，战役因此得名。

    在发动这次攻势前，美七师一个团接防南朝鲜二师一个连防守的鸡雄山阵地；美军四十师从南面的加平，调整至紧靠金化的芝浦里、云川里地区；美军三师也调到铁原西南。一切迹象表明，上甘岭地区即将进行的一场战斗，将是一场大战、恶战。开始争夺597.9高地和537.7北山的战斗，仅仅是序幕。后来，敌方又将美空降一八七团、哥伦比亚营、阿比西尼亚营陆续投入战斗。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在攻占这两个前沿阵地后，进而夺取五圣山，改变整个朝鲜战局。

    上甘岭战役打响后，李德生率领的十二军奉命前往支援驻守上甘岭前线的志愿军十五军，为了便于指挥，三兵团代司令员王近山作出部署，决定成立五圣山指挥所，由十二军副军长李德生负责，统一指挥在上甘岭前线作战的十二军、十五军所属部队。之前，李德生所在的十二军在上甘岭以东的金城地区担负防御作战任务，距上甘岭不远。按原计划，完成金城防御作战任务后，十二军将撤至谷山地区休整。到兵团部受领任务后，李德生毫无怨言。当时，王近山送走李德生后说：“李德生上去，我就可以放心睡觉了。”

    上甘岭参战部队建制多，李德生在使用部队、使用干部上能够取其所长，避其所短。在指挥上，他大处着眼，具体入手。既有全局在胸，又能具体掌握一个坑道、一个阵地，甚至一个小战斗群。更重要的是，他在各个方面关系上处理得比较好，重视兄弟部队之间的团结，奠定了协同战斗的基础。

    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争夺战，敌军伤亡惨重，无力再发动大的攻势。到了12月初，志愿军粉碎了敌人最后一次猛烈进攻，完全稳固了阵地。战役结束后，五圣山前线指挥所奉命撤销，李德生返回十二军工作。上甘岭战役中，敌我双方投入的兵力超过10万，炮兵火力密度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水平，是朝鲜战场上战斗最艰苦、作战时间最长的一次战役。志愿军以劣势装备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打出了中国的军威、国威。

    1954年，李德生回国，1955年任十二军军长，同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李德生在朝鲜战场尤其是上甘岭的出色指挥，为全国瞩目，也在他的军事指挥生涯中打上了永不褪色的光辉印记。

  制止安徽武斗是他在全国解放后打的一个“漂亮仗”

    “文化大革命”初期，李德生率十二军驻守苏北地区，按照中央军委和南京军区的要求，负责江苏淮阴、盐城地区的“三支两军”工作。

    1967年夏季，李德生突然接到南京军区的紧急通知，要他赶到北京面见周恩来总理，受领“三支两军”的新任务。车子快速地往盐城机场方向奔驰，李德生的脑子也紧张地思考，过去部队执行任务，一般都是逐级下达，这次为什么这样紧急，而且是总理亲自召见。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直接向一个军布置任务，也很少听说。到了盐城空军机场后，见到安徽省军区司令员严光已在那里，李德生才知自己和他同机去北京。这时，李德生已基本上猜到可能要自己去安徽执行“三支两军”。

    当天晚上，李德生赶到人民大会堂时，周恩来已经在大会堂北大厅等候。周恩来带着急促而又热情的神态说：“李德生同志你赶来了，很好！很好！我们到福建厅坐下谈吧。”接着，周恩来向李德生介绍了安徽的基本情况。

    当时中央针对安徽出现的问题制定了“九条”、“五条”两个文件，还成立了安徽省军管会，但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武斗不断升级，越演越烈。周恩来特别强调，党中央对安徽的形势非常担心，非常着急，在这紧急时刻，派十二军去安徽，是毛泽东亲自决定的。周恩来又扼要地叮咛道：“制止武斗，消除派性，促进联合，稳定局势，抓革命促生产。”

    听罢总理的交代，李德生感到形势严峻，任务紧迫，责任重大。他来不及考虑更多，当即表示坚决完成党中央、毛泽东主席交给的任务，坚决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去办。

    受领任务的当晚，李德生几乎整夜未眠。

    到达合肥之后，李德生听取了省军区领导的情况介绍，同时又组织力量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听取了多方面的意见。经过紧张的调查研究，他对安徽造成严重武斗的原因，有了一个基本的看法：这就是因为夺权形成两派，因为分派而形成对立，因为对立而爆发武斗，这也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恶性演变的一个共同特点。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倒着来，也就是首先制止武斗，再实现联合，然后组织“三结合”，“把领导权掌握起来”。

    8月8日晚，李德生冒着风险带领3个连队赶到武斗现场，阻止两派武斗，并开始收缴武器，拆除街头堡垒。同时，他还派出大批干部、战士做两派和群众的思想工作，并组织所有舆论宣传工具，宣传党中央制止武斗的指示。9月初，李德生下令大规模收缴各派及群众手中的武器，并将操纵武斗的头头全部控制起来。十二军在安徽制止武斗、收缴武器的情况，经新华社《国内动态》登载，反映到了中央。毛泽东看到这份“动态”后，十分高兴，于9月13日亲自批转全国。

    1968年4月，安徽革委会在艰难环境中成立，李德生任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后任省委第一书记。6月26日，李德生带革委会数人，轻车简从，亲赴芜湖解决事端。造反派头头给了他一个下马威：要李军长亲自接见，只许一个人来！

    造反派据点设在一座二层楼上，据点楼梯、通道均以麻袋、砖石堵塞，唯有一扇窗户开启，放下竹梯方能通行。警卫人员死活不肯让李德生一个人去冒险。对部下从不高声责备的李德生有点生气了，说：“怕什么?如果我被打死了，坏人也就暴露了，群众就会觉悟了，问题不就可以解决了吗？”他迈步登梯，攀缘而上。李德生不顾个人安危的这个举动足以叫两派群众感动，也大大震撼了造反派头头。数日后，芜湖事件平息。

    李德生在安徽平息武斗，为保护安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稳定安徽局势而鞠躬尽瘁。这无疑是他在全国解放后打下的又一场“漂亮仗”。他过人的才干和无畏无惧的气概给安徽人民留下深刻印象，“李德生亲入现场制止芜湖武斗”也成为人们口口相传的佳话。

文卓

毛泽东两问年龄促成他从地方到中央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李德生作为安徽省主要负责人列席了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在宣布分组名单念到李德生的名字时，毛泽东接话问道：“哪个是李德生？”毛泽东在延安时，曾化名“李得胜”，转战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现在听到与“李得胜”谐音的“李德生”，感到分外亲切。

    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道：“李德生同志是十二军军长，现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紧接着，他向李德生招手道：“请你站起来。”李德生立即站起来喊了声“到”，又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敬了一个军礼。

    毛泽东微笑着问道：“不认识你呀，你这个同志？”接着，他又问：“你是哪个地方人？”

    “报告主席，我是河南新县人。”李德生回答道。 周恩来问：“与许世友同志是一个县的吧？”“德生同志和我是一个县的。”坐在李德生前边的许世友接话答道。

    毛泽东又问：“你今年多大年纪？”“52岁。”李德生回答。毛泽东向大家说：“我看安徽的事情办得不错。我们不是通报了他那个整芜湖吗？芜湖整得不错嘛。那个芜湖问题可复杂了。”他又转问李德生，“你们是怎么搞的啊？” “就是大造舆论。”李德生的话引起了与会同志的一片笑声。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李德生在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九届一中全会投票选举后，当周恩来宣布选举结果念到李德生的名字时，毛泽东又一次点名：“我再看看李德生同志。”周恩来示意李德生站起来。李德生摘下军帽，立正站好，让毛泽东仔细端详。毛泽东眯起眼边看边问：“多大年纪了？”李德生回答说：“53岁。”毛泽东两问年龄，可见李德生已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年7月，李德生调北京工作，先任职于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同时仍兼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和南京军区副政委。

    几天后，李德生接到通知：主席要见见他。被毛泽东点名请去面对面谈话，这在李德生的一生中是第一次。他随同周恩来来到毛泽东的房间。谈话间，毛泽东的平易和蔼让李德生放松了下来。最后，毛泽东问李德生看没看过《红楼梦》，还认真地说：“要读《红楼梦》。《红楼梦》我看了5遍才解开。《天演论》和《通鉴纪事本末》也要看。”李德生当时并不能一下子理解毛泽东的指示，后来在实践中逐渐明白，这是让高级领导从历史中学会借鉴，博古才能通今。

    1973年8月，党的十大在北京召开，李德生以他独特的经历和特殊的功绩走上了党的副主席岗位。党的十大后，除新疆、成都和昆明外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李德生当时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职务，和沈阳军区的陈锡联对调。在军委会议上，毛泽东说到李德生在北京军区工作时，开玩笑说：“你家出了个李铁梅，你就是'李铁梅'，你是陪绑的。”他还风趣地连说两遍：“李德生活到九十九，上帝请你喝烧酒。”

    李德生成为党的领导人，无形中在江青一伙通往最高权力的道路上树立了一道屏障，成为江青一伙嫉恨的对象。“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把矛头指向了李德生，搞所谓“放火烧荒”。1974年9月间，在一次会议上，“四人帮”强迫李德生承认“推行林彪路线，上林彪贼船”，诬蔑他为“大军阀”、“大党阀”。

    李德生到沈阳后，由于江青等人的干扰，从1974年初到下半年整整半年，没有任何党内职务，直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直接过问，他才担任了沈阳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事实上，江青一伙的影响无处不在，李德生那时成了有位无权的“冷板凳”书记。在十届二中全会上，李德生被迫辞去了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

    1975年1月，周恩来带病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在主席台上见到李德生，紧紧地握着李德生的手，彼此相对无言，久久没有松开。李德生也激动得热泪盈眶，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重大事件迭出的一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丧事从简的安排，使外地政治局委员不能到北京参加吊唁。李德生心中的悲痛无言以说，他在自己的住所挂上总理遗像，整整坐了一天，粒米未进，只是不止地流泪。当年9月，毛泽东逝世，李德生接到通知到北京参加治丧活动。看到主席遗容，李德生无法抑制悲伤，扼腕顿足。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正式发文为李德生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不断学习的精神是他给子女的传家宝

    继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之后，1988年后李德生又被授予上将军衔。一个穷山村出身的放牛娃，就这样步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的行列。这其中除了他在战争中军功显赫之外，也要得益于他在战争间隙、和平时期的不断学习。

    李德生还在家乡替人放牛的时候，家徒四壁，没有上过学的父亲因为不识字吃了不少亏。于是，他千方百计地想供儿子念点书--尽管只是边放牛边断断续续念了半年书，但李德生从《百家姓》、《三字经》等经书中接受了知识启蒙。

    红军时期，在川陕边根据地的一次战斗中受伤也成为李德生接受教育的契机。那次战斗，李德生所在的交通队成了突击力量，他们同敌人拼刺刀。就在李德生同敌人拼杀最紧张的时候，敌人的一颗子弹从他的左前肩胛处射入，于背部第七和第八肋骨间穿出，穿透了左肺，几乎伤及心脏。由于伤势严重，经师医院紧急包扎后，李德生被送往方面军总医院治疗。四五个月后，随着身体的逐渐康复，李德生便参加了医院组织的学习活动，学习《红色战士读本》、《红色战士必读》等小册子，不仅认识了大量生字，能够读报、写信、看地图，而且通过学习课本，懂得了许许多多的政治、军事知识。

    1957年末，李德生奉调到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有机会到北京进入最高军事学府学习，他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3年的学习生活中，为了多学知识，李德生放弃了业余娱乐时间，连走路都在背书。说来好笑，有几次在回家路上，他边走边回忆老师上课讲授的知识，走过了家门还没意识到。

    李德生曾说自己一生是与书为友，与书为伴，他给子女的传家宝，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一本字典。酷爱学习和善于学习的李德生成为全家人学习的榜样，而夫人曹云莲便担负着“督学”的职责。她曾创建了家庭督学制度：孩子们谁不努力学习就会被罚站，写检查反省，甚至偶尔还被打。

    李德生与曹云莲的6个子女以及孙辈中，有学士，有硕士，也有博士，几乎人人都受过高等教育，学有所成。而且，他们也秉承了将军夫妇高尚的品格，李门家风赢得人们称赞。晚年，李德生非常欣慰，孩子们不管在什么单位，工作上都能认真负责。

    在李德生看来，千千万万革命前辈浴血奋战，是为了将来让孩子们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而让下一代接受好的教育更是民族的千秋大计。上个世纪80年代，李德生又回到了家乡。曾经上过私塾的李家祠堂边有一棵300多年树龄的银杏树，如今依然枝繁叶茂；物是人非，好多曾经熟悉的脸孔却见不到了。尤其看到家乡因贫困而失学的儿童，李德生的心头升腾起另一番感慨：山区的孩子长大往何处去？他开始为家乡的儿童四处集资，后来创办了李家洼小学。看到家乡失学儿童背起小书包重返课堂，他的心中欣慰不已。

    “一个革命者，一定要像周总理那样'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这是李德生经常说的一句话，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做的。李德生是党的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二届五中全会后，他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在他的倡议下，以“宣扬爱国精神、组织爱国工程、弘扬中国文化、促进祖国统一”为宗旨的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成立了，李德生不顾年事已高，亲自担任会长。平时，闲居在家的李德生每日必看中央电视台的早间新闻和新闻联播，还以散步来锻炼身体，他的腰间挂上一个小小的计步器，每天计算自己的行走步数，在新的时代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新的长征。

    2011年5月8日下午，李德生在京病逝，走完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96年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