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日华人偷渡者发生劳灾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刘恒宝

2009年12月30日
      《日本新华侨报》29日刊发一位旅日华人偷渡者发生劳灾以后的故事，透视出一大批“亡命闯天下”的人在日本经济不景气过程中的遭遇。

    文章如下： 　

　　他说，他的名字叫李义华。当然，这不是他的真名实姓。我在想，当一个人需要把自己真正的名字悄然隐去的时候，他胸中一定揣有所追求的或者所回避的愿望与现实。

　　果然，他说实话了，说自己是坐船来的。至于上船的时间、在日本登陆的时间以及登陆的地点，他都说“不知道”、“不清楚”，强调在日本登陆的那一天已经是“深夜”了。

　　我觉得自己不便于过多地追问。从他吞吞吐吐的回答和一阵青一阵白不断改变的面容来看，我以为他已经明晓了日本法律上的一个大漏洞：外国人偷渡者被日本警察或者入管局方面抓住以后，只要咬紧牙关不说出上岸的准确时间和地点，就不会以“不法入国罪”被起诉，其结果只能是被“强制送还”回国。

　　随着交谈的深入，他渐渐敞开了心怀。今年，他已经51岁了。他说：“从1988年福建有人开始来日本上学，我就想来日本。我先后6次花钱，托人帮我办理来日本的手续，但6次都失败了。给我办理手续的人说‘你没有去日本的命，算了吧’。我这个人很倔，偏不认这个帐，为什么别人能够去日本，我就不能去？后来，我是坐一条运沙子的船来的，只有10个人。我们在路上走了7、8天，我老婆带着儿子、女儿在家里也哭了7、8天。她们得不到我的消息，以为我让鱼给吃了呢。可以跟你说，那坐船的滋味真不好受，我们10个人差点没有在船舱里给憋死。不过人家事先给我们说好了，成功率是100%。所以，他们的要求是，第一，船上只可以运10个人，不许多上一个人；第二，20万元人民币必须在上船以前交齐。当时，我东借西借，到最后也只凑齐了19万元，好说歹说人家才让我上了船。我借的钱，利息是3%啊。”

　　“‘心’字头上一把刀，忍”和“不蒸馒头‘争’口气”，这是中国社会上流行的截然相反的两种生活哲学。李义华显然选择的是后者。他说：“我家祖传是修理手表的。到了我的手里，家业有了发展，我们开了一个销售手表配件和手表的商店。这就像日本现在一些汽车制造厂一样，他们原来是搞汽车配件的，发展起来才制造汽车。”

　　李义华还介绍说：“现在手表店的买卖不好做了。过去，人家提起手表来，都当作宝贝一样。现在，谁家说起手表来，都把它看作是玩具。当年，我搞手表这个行当的时候，听人说外国人已经把手表当作玩具了，我还不相信。没有想到，现在我们也遇到这种事情了。我出来以后，我的老婆和我的女儿在手表店做买卖。”

　　为了轻松一下气氛，我换了一个话题，问他：“你长期在外，不担心老婆跑了吗？”他认真地摇摇头说：“不会的，我老婆不是那种人，我也不是那种人。我们是为了过好日子，两个人才暂时分开的。”说到这里，李义华的眼圈开始潮湿红润了。

　　离开家园，暂别妻女，李义华的心中，有着情，有着爱，有着人生的新目标，有着锲而不舍的追求。

　　这些，或许不被人理解。
　突然被解雇

　　命运之神似乎在捉弄李义华。

　　2008年11月9日晚上10点半钟左右，李义华在所在打工公司的冷冻库搬运生鱼的时候，不慎摔倒了。

　　当时，他挣扎着从地上趴起来，忍着疼痛。但是，这种疼痛是难以忍受的，大约20多分钟后，公司叫来了一辆出租汽车。

　　第一家医院，给李义华诊断出“左前腕骨骨折”。但是，还有他们认为诊断不出来的。

　　第二家医院，给李义华诊断出“末梢神经障害”。这样，李义华休息了20多天。

　　那以后，李义华又去上班了。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伤筋动骨一百天”。我问李义华：“你为什么不等伤好后，再去上班呢？”

　　李义华的回答非常坦率：“年底工作忙，每天可以挣1万多日圆。当时，我休息了20多天，虽然说可以拿到休业补助，但只是拿到日工资的70%。”对于这种回答，采访了不知多少旅日中国人的我，没有能力回答什么。

　　让李义华更加不幸的是，2009年3月23日，他突然接到了公司的“解雇通知”。

　　这个通知上面写着：解雇理由：根据弊社就业规则第48条第4项，在有不得已的理由时，特别是在事业结束或者缩小的时候，此外，在由于经济状况而有必要对人员进行整理的时候，可以解雇员工。这次解雇的具体理由是：1、川崎工厂的关闭和(有)中岛外加工工厂的关闭；2、由于金融形势，公司已经得到银行的融资；3、由于长期经济不好，公司的利益已经无法确保；4、基于上述理由，公司已经无法支付工资。”

　　看着这纸“解雇通知”，李义华有些不知所措了。是啊，他的身份、他的经济收入、他的追求，可能都因为这样一纸“解雇通知”而爆光和破灭。

　　李义华喊叫起来：“你们一下子募集了10多个中国人，为什么偏要解雇我呢？我伤还没有好就来上班，工作哪点不好？我的劳灾保险还没有解决，以后我去找谁？你们不应该这样无情地对待我！”

　　这样，李义华找到我，叙述了事情的前前后后，并且说这家工厂内大约有近百名中国人偷渡者和超期滞在者。

　　充满“日本特色”的应答

　　我前往这家食品株式公司了解情况。出面接待的是该公司管理部科长井上立弘。

　　这位年过50岁、头发花白的课长显得彬彬有礼，其对应又充满“日本特色”。他面带神秘感地说：“我们解雇李义华的真正理由，是不能够在‘解雇通知’上写出来的。实话对你说吧，3月中旬一天夜里，我们的一个女从业员上厕所的时候，把手提包放在化装台上。后来，这个女从业员对我们说，她的手提包被人打开了，没有什么东西丢失。但看见打开手提包的人就是李义华。还有，不久前，我们工厂4楼一个女子换衣箱被人撬开了。虽然我们不能够确定是谁干的，但我们是有怀疑对象的。为了解除女从业员的不安感，我们解雇了李义华。”

　　这位科长还强调说：“从去年11月开始，我们公司就裁减人员了。被裁减的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我们是公平裁员，没有任何种族歧视。我们解雇李义华的时候，也是按照日本的法律，把下一个月的工资支付了给他。”

　　这样听起来，工厂方面似乎没有大问题。但是，劳灾保险的问题呢？我接着问。

　　井上科长的回答是：“只要我们保持良好的关系，我们就可以帮助他出具有关证明。”

　　“保持良好的关系”？这句话显然是有话外音的。我追着问。

　　井上科长的脸色有些不自然，他说：“李义华走的时候，恶狠狠地说如果我们不支付给他300万日元劳灾保险的话，就到警察和入管局去告我们。我们这里确实有不少没有签证的中国人，但这是我们公司的事情。我们也告诉他，你这是恐吓，这样做会犯下恐吓罪的。我们也可以告你。”

　　当即，我的回答是：“如果警察和入管局真的到这里的话，你恐怕不会认为这是恐吓，而应该承认公司也触犯了日本的法律。”

　　井上科长的话语开始走形了，他说：“李义华是因为穿着拖鞋进冷冻库才摔倒的，他本身就违反了劳动规则；他没有签证，是靠我们公司的保险，才去医院治疗的；医生叫他休息一个月，并说治疗需要两个月的时间，可他休息了20多天就来上班，留下后遗症他自己应该负责任；我们公司现在不可能给他一笔钱，但是如果他现在又住院了，我们可以想办法帮助他搞一笔钱……”

　　我的采访到这里就结束了。李义华对井上科长讲的内容，只用一句话做了回答：“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思绪片片

　　在这起“偷渡者劳灾事件”采访的过程中，我始终感到不能够用简单的“是”与“非”来进行判断。中国，有一大批“亡命闯天下”的人在日本，日本在经济不景气的流程中也需要一大批“廉价劳动者”。这其间产生的摩擦、纠纷带有自然性和必然性，带有汗水、泪水、血水。这些问题的解决自然需要时日，但我期待的是，这是一个逗号，而不是一个句号。

　　我更想记住，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的圣诞节里，在红花、绿树、白雪、黄铃为主要格调的斑斓色彩下，在异国他乡的东瀛岛上，还有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还有一个中国人在为生存挣扎着。(蒋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