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人为何曾经反对赞美白求恩？他是共产党员

刘恒宝

2011-09-10 16:39 来源：羊城晚报
       核心提示：在此后40余年间，他多次来到中国。在写《凤凰涅槃：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之前，他和妻子已经出版了4部有关白求恩的著作。但其他加拿大人对这些书并不感冒。“当我上世纪70年代卖书的时候，许多加拿大人反对赞美白求恩，因为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本文摘自《羊城晚报》B05版 作者：朱绍杰 原题为：一个你所未知的白求恩

这个北美名医在中国家喻户晓，

毛泽东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高度评价了这位“国际主义战士”；

这，几乎构成了中国人对他的全部认识。

然而今天，来到广州的“白求恩生平展”，

却变换一个角度，

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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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白求恩生平展”在广州大元帅府纪念馆举行。作为中加建交40周年文化交流项目的主角，这个中国人最熟悉的加拿大人，“来到”了广州。

“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当加拿大驻华大使马大维用不怎么流利的中文念到这句评价时，在场的中国人无不会心而笑。正是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让这个外国人在中国家喻户晓。

毛泽东用五个“人”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高度评价了这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国际主义战士”。而《纪念白求恩》一文曾是亿万中国人烂熟于心的“老三篇”之一，这篇仅千余字的文章几乎构成了中国人对白求恩的全部认识。

白求恩终年49岁，在华时间仅一年零八个月，但这段经历所发出的光芒，仿佛遮盖了完整的白求恩：他的传统教会家庭、他一生中始终牵挂的女人、他的绘画诗歌与摄影、他来华之前已经取得一番成就的事业、他在精神生活上的困局与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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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一个传统教会家庭

“母亲给了我一个传道家的性格，父亲给了我一股要行动的热劲。”白求恩这样总结家庭对他的影响。而在加拿大历史学家、白求恩纪念馆顾问罗德瑞克·斯图尔特看来，白求恩自小就有着某些核心信念。从基督教信仰到共产主义，白求恩的一生经历了重大转身，但他内心的一些价值观始终没变。

1890年，白求恩出生在一个传统的教会家庭中。他的家族自大洋彼岸的西欧，作为拓荒者来到新大陆。白求恩的高祖父约翰牧师于18世纪末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建立了第一个长老教会。而白求恩的父母，都是十分虔诚的基督徒，父亲是牧师，母亲是传教士。

对成长中的白求恩而言，家庭给予他的教育来自基督教———为民众服务，无私奉献和努力帮助他人。

中学毕业后，热爱足球的白求恩选择了和祖父相同的职业：医生。1909年，他进入祖父曾参与创办的多伦多大学医学院。青年白求恩并没有埋头书斋，1911年，他中断学业，去到北部的边疆地区，和那里从事伐木的新移民住在一起，并教授他们基本的英语听说读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白求恩再次中断学业，应征入伍，加入了第二战地医疗团，赴前线参加人道救援工作。而在比利时，他腿部受伤，被迫退出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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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北美著名胸外科医生

战争让青年白求恩感受到生命的无常。“在某种程度上，他不再相信上帝，因此陷入困境，思想上形成真空”，罗德瑞克在今年5月出版的最新专著《凤凰涅槃：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中指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成为了一个无神论者。他保留了其中的价值观，仍想服务和帮助他人。如果不这样做，他的良心便困扰着他，他会感到内疚”。

1926年，白求恩面临着人生第一个重大考验：他患上了当时无法医治的绝症———肺结核。与此同时，为了不连累年轻的妻子，他坚持与之离婚，独自面对死亡。在疗养院里，白求恩主动要求医生对其实施当时技术尚未成熟的“人工气胸疗法”。

手术成功后，年近四十的白求恩再次找到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他把全副精力都放在了胸外科手术的研究上，从1928年4月起，他先后发表了十多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研制和革新了30多种外科器械。其中用于修剪肋骨的“白求恩肋骨剪”，在80年后的今天仍在使用。

他在蒙特利尔圣心医院担任胸外科主任，把这个新设立的科从一无所有发展到一年可医治1100名肺结核病人。到上世纪30年代，他已经是北美胸外科领域的著名专家，曾连续两届被选为美洲胸外科医生协会的五人执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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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困局：医术再高明，无法帮助更多人

然而，白求恩再次陷入困局之中。

他发现即便自己医术再高明，仍无法为很多人祛除疾病。“富人有富人肺结核，穷人有穷人肺结核。富人复原而穷人死亡。”他写道。如何进行根本而又彻底的调整？医生个体根本无能为力。

1935年，白求恩在万里之外的东方似乎找到了问题的解决方案。那年夏天，刚过完45岁生日的白求恩抵达列宁格勒，参加苏联举办的国际生理学大会。在苏联的安排下，他参观了当地的医疗设施，并兴奋地带走了许多材料和纪念品。在古老的俄罗斯，他受到了很大鼓舞。

从苏联回来后的白求恩，到处发表文章、演说，鼓吹社会化医疗制，甚至为苏维埃制度辩护。“虽然他认为，苏联的共产主义形式不适合于加拿大，因为想要畅所欲言，在苏联不行，”罗德瑞克说，“但是，两个星期后，他加入了共产党，可能只是因为相比其他而言，那是他最后的希望，对他是一个新的宗教。因为人人平等这种共产主义的民主形式，他真的相信。”

白求恩的想法在当时的北美难以被主流社会接受，于是，他决定放弃拥有的一切财富、社会地位，接受“援助民主西班牙委员会”的邀请。

他先赴西班牙建立战地输血队，最后来到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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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国到人间

“我们的军队使天国和人间更接近了！”白求恩曾这样评价八路军。在延安，白求恩感受到简单、纯粹而质朴的氛围，这使得与上流社会频频发生冲突的他突然找到了契合自己的精神归宿。

“我已经爱上他们了，我知道他们也爱我。”他在信中如此概括自己与延安及晋察冀地区军民的关系。而在人生最后的时刻，白求恩更把在中国的近20个月称为“我生平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

“他在中国找到了他真正需要的东西，他真正想做的事情。”罗德瑞克认为，从“一个复杂而变化无常的人”，一个西方世界的“叛逆者”转变为战斗在西班牙、中国的国际主义战士，是白求恩一生中“最成熟的一个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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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一个专属名字

1939年11月12日清晨5时，白求恩病逝于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12月1日，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与白求恩只有一面之缘的毛泽东题了挽词，写下《纪念白求恩》一文，文章把白求恩定位为“革命道德的模范”。

他的遗体葬在唐县，1949年迁葬到石家庄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陵园中仅有的两座雕像是为他和柯棣华大夫立的。他是被中国政府竖立雕像的第一位外国人。

在中国，白求恩成为一个专属名字。在新华社《英语姓名译名手册》中，他的英文名字“NormanBethune”成为专有名字，特意翻译成人们熟知的“白求恩”，而其他“Bethune”翻译为“贝修恩”，不译为“白求恩”。

1994年，国家卫生部设立白求恩奖章，是卫生系统最高荣誉，至今仅37人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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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人一度反对赞美白求恩，因为他是共产党员

1937年，白求恩坦然放下故国的一切，来到中国。而他回到加拿大，却是在去世33年后。

白求恩两次婚姻，没有子女。和他见过面的家人至今均已作古。我们只有在1973年CBC采访白求恩外甥女贝蒂·科内尔的资料中，了解家人眼中的白求恩究竟是怎样的。

“舅舅1935年11月加入共产党后，我们家感到非常尴尬。他做事方式很不一样，我母亲对他为人类事业作出贡献感到自豪……他加入共产党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医疗事业……穷人经常承担不起医疗费用，而他认为每个人都应得到国家提供的药物和治疗。”贝蒂说。

但中西方冷战期间，依然有加拿大人对白求恩抱有兴趣。《凤凰涅槃：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一书的作者罗德瑞克·斯图尔特就是其中一个。

1969年，他在多伦多大学附中教授历史时，学生对加拿大电影局制作的白求恩纪录片很感兴趣，这也引发了他的思考。

在此后40余年间，他多次来到中国。在写《凤凰涅槃：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之前，他和妻子已经出版了4部有关白求恩的著作。但其他加拿大人对这些书并不感冒。“当我上世纪70年代卖书的时候，许多加拿大人反对赞美白求恩，因为他是一个共产党员。”

而同样情况发生在白求恩的战友、传记作家泰德·阿兰和希尼·戈登身上。他们在1952年出版的《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得到了中国方面的重视，时任国家副主席宋庆龄亲笔作序。该书在全世界卖出几百万册，但在加拿大本国的销量只有1.6万册。

“白求恩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虽然那在加拿大并非主流。”现任加拿大驻华大使马大维更欣赏白求恩对信念的坚持，“他对今天的加拿大产生着很多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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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乡成为知名人士

直到1972年，白求恩的“踪影”才逐渐出现在他的故乡。上世纪70年代，冷战格局发生重大变化。1970年，特鲁多领导的加拿大政府早于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随着1972年尼克松访华，特鲁多于1973年正式访问中国，并特意赠送给中国政府白求恩生前发明并使用过的医疗器械———“肋骨剪”和“铁制助理医生”。这两件物品随后被文物部门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是年，加拿大政府追认白求恩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加拿大英雄”。本来默默无闻的白求恩，逐渐在家乡成为知名人士。加拿大约克大学以他命名了一个“诺尔曼·白求恩学院”，他家乡安大略省斯卡区的一所中学也以他的名字命名。

至此，加拿大政府不再因白求恩的共产党员身份而回避。但他们对白求恩的理解，却非中国人所熟知、毛泽东所言的“真正共产主义者”，而是一位医生，一位人道主义者。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也竖立着一尊白求恩铜像。除了加拿大官方语言英语和法语外，还特别配有为中国游客准备的中文介绍：“胸外科及战地医生、发明家、社会化医疗制度的倡导者、艺术家、人道主义者。生于格雷文赫斯特，白求恩大夫以他在医疗和追求人类幸福事业中所作出的努力在加拿大、西班牙和中国赢得了公认。”

白求恩的故居也成为加拿大一大景点。白求恩1939年在中国去世后不久，这里就转卖给了别人。直到1976年，加拿大政府才购下了白求恩的父亲在格雷文赫斯特的住宅，将其恢复到1890年白求恩诞生时的样子，又把邻居的白色房子布置成了“白求恩纪念馆”。现在，光临那里的常客，仍是络绎不绝的中国游客。

而在今天，“白求恩生平展”则是加拿大方面在华文化活动的重要项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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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是一位艺术家

据白求恩的外甥女贝蒂回忆，因白求恩共产党员的身份让家人感到尴尬，上世纪50年代初，他们销毁了白求恩和共产党有关的物品，所以现在保留下来的，以他的画作为主。

白求恩的艺术爱好，早在伦敦服役期间已经显露。他曾这样解释自己的艺术投资：“我喜欢艺术。我不久就发觉一件很妙的事：许多很有钱的人对艺术却一窍不通。我就利用起我的鉴定的本领来了。”后来，他自己也备办了粘泥、颜料和画布，绘画自己少年时代击水的英姿。

在身患肺结核疗养期间，白求恩就在病房的墙壁上作画，“通过寓言的形式，一边取悦自己和同室的病友，一边讲述过去的生活和对未来的预测。”在这些壁画边上，他还为画作配上诗句。最后，他把这套壁画题名为：《一个肺结核患者的历程：一幕九场的痛苦的戏剧》。

出院后，事业有成的白求恩在家中开办了一所免费的儿童美术学校；每到星期六早晨，他就带孩子们去各美术馆。

一位名叫泰德·阿兰的左翼作家回忆，当时白求恩还把自己大部分收入都用于购买当地艺术家的作品，以资助那些生活窘困的本土艺术家。

就是在奔赴枪林弹雨的前线，他都不曾放下画笔和相机。

在西班牙，他所写的诗歌《血色月亮》被刊登在1937年的左翼杂志上。归来后，他携带着他和摄影师戈扎·卡帕西合作制作的纪录片《西班牙心脏》在北美进行巡回演说，为反法西斯战斗募捐。

1938年，他更利用业余时间在延安画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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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妻是他生命尽头的眷恋

“当我动身去温哥华以前在蒙特利尔看到你的时候，我想讲明白为什么我要到中国去。我不知道我讲明白没有，”1937年，当白求恩刚踏上中国的土地时，他就在信纸上写下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充满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我拒绝以默认或忽视的态度面对那些贪得无厌之徒。”

“我现在到中国去，因为我觉得那是需要最迫切的地方；那是我最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这些袒露的心迹，都通过邮差之手传递给了一个人———白求恩的前妻，弗朗西丝·坎贝尔·彭尼。而在1937年的那次见面之后，他们此生再没相见。

白求恩永远都会记得1923年秋天。那年他34岁，刚到爱丁堡参加外科医学会会员考试。那年，老天让他花光了所有运气，遇上了弗朗西丝，一位让他一生的感情都纠缠在她身上的女人。

“那是一听钟情，”白求恩总爱这么说，她身上有“一种不平凡的天真、不平凡的脱俗、加上不平凡的聪明”。在他看来，弗朗西丝说话时柔和悦耳的爱丁堡声调，比酒更醉人。

在考试后两三个月，他们在伦敦闪婚了。但这时候的白求恩身无分文，刚从家里继承遗产的妻子不愿让他的事业受挫，拿出遗产和他到欧洲去，一面度蜜月，一面求学。

但好景不长。两人性格相反，白求恩性格急躁，弗朗西丝内心细腻，因此经常吵架。

1926年，当他们的婚姻即将迎来3周年纪念时，白求恩患上了当时无药可治的肺结核。他把妻子叫到跟前，用不容商量的语气对她说：“我快死了，你前面还有整整的一生。我要你跟我离婚，走你自己的路。”

白求恩甚至以离婚作为自己去疗养院接受治疗的条件。

妻子毫无办法。

在画满壁画的病房里，白求恩收到了离婚判决书。

他们的关系后来因白求恩的病情好转而转好，并在白求恩痊愈后复婚，但因专注于工作的白求恩依然常常忽略妻子的感受，复婚一年后，弗朗西丝提出了离婚。

白求恩的反应富于戏剧性：起先他大发雷霆，把她吓住了；突然又表现得宽宏大量，使她大吃一惊———既然她只有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才能幸福，那么他们应该马上离婚！

其实这时的白求恩心里非常难过。在医院里，同事们注意到他愈来愈容易动气。空闲的时间，他不是狂热地参加社交生活，就是一个人孤独地想心事。

他开始流连各种社交场合，结识许多女朋友。同时，他不断地向弗朗西丝保证他赞成她获得新婚姻。

但是有一天，一位朋友到他房间里去，却看到角落里有个大洋娃娃，白求恩愤懑地说：“这是我婚姻的唯一后嗣。关于它，弗朗西丝和我有一个谅解：它要和我在一起过6个月，然后和弗朗西丝过6个月……”

在旁人面前，白求恩仍坚持以“我的妻子”来称呼弗朗西丝。

对白求恩来说，纵然与再多的女人交往，只有弗朗西丝是他心灵的落脚点。当他做手术失败时，他需要马上来到弗朗西丝面前，向她倾诉内心的脆弱与自责。

1936年的冬天将至时，白求恩决心离开这个满载回忆的地方。他写好辞职信，并立下遗嘱：儿童美术学校在能够靠公众捐款维持之前，可以从他的银行存款里取钱用。弗朗西丝有权处理他的一切财务。万一他去世了，他的全部财物都归她所有。

3个星期后，他动身前往战火纷飞的西班牙。

3年之后，白求恩在中国华北的一个小村庄里写下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话。在那封给聂荣臻的信中，他把自己随身的物品都分送给了加拿大和中国的同志。而这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在遗嘱里提出了唯一一个私人请求：“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子拨一笔生活款子。”

“我对她所负的责任很重，决不能因为没钱而把她遗弃了。”那位已经没有婚姻关系的妻子是他生命尽头的眷恋，“请帮我向她说明，我对不起她！但同时告诉她，我曾经快乐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