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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出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出洋哥哥的资助下,他进入香港拔萃书室(中学)和西医书院(大学)读书,学习勤奋,博览中外书籍,尤爱读华盛顿、林肯等人传记。在学校宿舍,他的床铺帐顶上总是挂着中国与世界地图,每夜对着地图沉思,同学们都叫他“通天晓”。1892年,这位热血青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西医书院,一度行医济世,但目睹深重的民族危机,他放下听诊器,开始了救国救民的革命生涯。
孙中山曾自述自己一生嗜好:“除革命而外,唯有读书而已。”为革命而读书,以读书求知推动革命,二者相互促进,伴其终生。孙中山为组织发动革命,常年奔波于海内外。他自述“藏于行箧而刻刻不离者,非手枪炸弹,而为爱读之书籍。旅行时他物均可不带,独书籍不肯忘”。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到日本,随身带了六只皮箱,日本刑警以为孙中山一定带了很多钱。过了一段时间,孙中山打开皮箱晒东西,刑警惊愕地发现皮箱内全都是书,于是向上级报告说:孙中山的六只皮箱里装的不是银元、美钞,而是书籍。
孙中山善于利用革命低潮时的闲暇时间读书,武装自己。1896年,他在伦敦蒙难脱险后,每天都到英国伦敦图书馆潜心读书,广泛涉猎,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历史、哲学及自然科学等。一边读书,一边研究探索救国的真理。他要求革命同志有暇“当从事于译书、读书或从事于实地考察”。在伦敦读书期间,孙中山还翻译了《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
一次,孙中山从《易经》中读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感到“革命”二字意义甚佳,由此改“会党”为“革命党”,改“起事”为“革命”。1905年,孙中山将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联合组织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他研读与借鉴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学说。
孙中山在任临时大总统期间,薪俸大多用于购书。他曾回忆说:“至于读过之书,无法尽记,惟在革命失败时,每年书费至少四五千元,若从事革命时,所费较少,只二三干元罢了。”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政权,但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孙中山组织了反袁斗争,领导了护法运动,但由于没有发动广大群众,而遭到失败。正当孙中山苦闷彷徨的时候,他读到李大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研究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适乎世界之潮流,应乎人群之需要”,在1924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适合时代要求的“新三民主义”,为中国革命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孙中山十分重视让子女多读书,向他们介绍自己的读书方法。孙科在檀香山读中学时,孙中山曾从英国寄给他一套“人人文库”丛书,这套一百多册的英文书籍,都是英美著名作家撰写的小说,剧本。孙科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文学期间,孙中山向儿子介绍读书方法,在大学头两年要广泛阅读,不要单看文学书,社会科学的书也要看。他不时地从各地为孙科寄去中国的线装书与英文名著,像《通鉴纪事本末》、《读通鉴论》、《进步与贫穷》、《互助论》、《达尔文游记》、《物种由来》及《莎土比亚全集》等。
孙中山对书的真伪有极强的鉴别力。1918年前后,美国流传着一本英文版《李鸿章日记》,曾轰动一时。孙中山发现孙科也在读这本书,便翻了翻,告诉他:“这本书你不要看,内容都是无中生有的。”后来这本书的秘密被揭穿了:原来这是一本伪书,作者是一个美国囚犯,他曾到中国,对于李鸿章略有所闻,在监牢闲得无聊,便替李鸿章写起“日记”来,实则他连中文也不懂。孙中山说他“无中生有”,一点也不错。
孙中山重视把书本与实际、知与行、读书著述与革命结合起来。为统一人们思想,唤起民众觉悟,1918年夏,孙中山在上海一度闭门著书立说,总结革命历程,撰写《建国方略》。在《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中,孙中山在认识论上提出“知难行易”说。在孙中山看来,“知”指科学的真知、正确的革命理论等;“行”指人们日常的活动、科学实验和资产阶级革命实践。孙中山从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出发,提出了“行先知后”、“知难行易”和“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三个重要命题,在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之上,构造了一个完整而系统的认识论,大大超越了古人。接着,孙中山又写成了《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在“实业计划”中他提出了交通、都市、水力、工业、农业、造林、移民等方面的庞大规划,包括修筑十万英里铁路、一百万英里公路和三个巨大海港等,完成了长期以来自己所设想的建设中国的宏伟蓝图。《建国方略》又称为孙文学说,曾被选为“影响中国历史的三十本书”之一。
1924年11月,孙中山应邀北上讨论国事,不幸于次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终年59岁,遗著编为《中山全书》或《总理全集》多种,成为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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