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日本精神病院的上海男子：患病原因扑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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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2月26日

他离开了日本，带着一厢情愿的单相思，带着未能痊愈的病情，离开了企望成为新的生存空间的扶桑热土。这种始料未及的结果不能不说是一个跌宕有致的悲剧。日本新华侨报网26日刊文讲述了一位上海男子是如何走进日本精神病院的故事。文章如下：

　　听说，他被警察强制送进了医院，送进了这位于世田谷区八幡山的东京都内最大的一家都立精神病院——松泽病院。

　　又听说，他迫切要求出院，想在春节前回国，和父母、妹妹过一个团圆年。但是，他周围的朋友大多是“潜伏”下来的“黑”户口，无法“出头”和有关方面交涉，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

　　我得到了这样一个“信息”，还需要做出“反馈”。

　　●这是一个抑制癲狂的地方。我在采访时感觉到，人如果长期生活在这里，会渐渐变得不知道自己是否正常。

　　1月13日，我和他的一位朋友约定上午10点钟在京王线八幡山车站见面后一起去医院。结果，等到10点45分，他的这位朋友才睡眼惺松、满脸倦容地赶来。此君每天夜里打工，早上5点钟下班。每天上午的10点钟，都是他睡得正熟的时候。今天，为了朋友，他牺牲了自己的睡眠时间。没有想到，在车上还是抵挡不住睡魔的袭击，一下坐到终点站去了。穿过一个又一个迷魂阵般的院落，我们来到“A14病栋”门前。按响电铃后，只见从里面出来一位护士，打开一道铁栅栏门，又打开一道铁栅栏门。她让我们换鞋、签字、进屋，自己又在匆匆忙忙地锁门。显然，她是担心病人跑出去。

　　只见，十几个病人正在大厅里活动。初到乍看，个个都是悠哉闲散，有的在看报，有的在看电视，有的在打乒乓球，有的在室内散步。他呢，看见我们后也立即走了过来，脸上略带木讷的神态，讲话还有点嗑嗑巴巴。当我们和他坐下来后，他马上拿出一包七星牌香烟，又伸手要打火机。进门时医生已经嘱咐我们：“不能给病人打火机。”于是，我们只好轮流给他点烟。

　　谁料，我们刚刚坐定，一位女患者也凑着坐了过来。她听见我们讲中文后，脸上猝然泛起痛苦的表情，用日语问：“你们是中国人吧？你们要告诉我：这里是日本吗？怎样办到日本旅游的手续？”我只好客客气气地请她走开。据说，她8年前来自中国的广西，因为婚姻的不幸而住进了医院。不一会儿，又过来一位女患者，她用责怪的口吻说：“你们的桌子太脏了，太脏了。”说罢，大动作地又是擦桌子，又是倒烟灰缸，着实忙乎了一番。等到她搞完卫生，我们刚要进入谈话的正题的时候，又有一位女性患者走过来，磨磨唧唧地问：“你是单身汉吗？请你把住所和电话号码写给我！”接着，拿出了一张纸。旁边一位女患者见此情景，用中国话大声告诉我：“别理他，她是神经病。”说完，硬是把她叫走了。

　　究竟谁有神经病，我已经有点搞不清楚了，但有一点，我搞清楚了，日本的精神病医院内也实现了“国际化”。认真比较起来，他呢，还算是好的，能够清楚地记着自己两张银行现金卡片的密码，让朋友帮助他提取出来；说自己已经在这里过了新年，无论如何都想回中国过“虎年”；还说回国之前想到外面去买点送给亲属的礼物。

　　正在我们交谈的时候，病房内突然传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喊声，只见数名医生、护士像消防队员一般迅速地冲了进去。刚才还有说有笑的他，也被喊声吓得说不出话来，只见下嘴唇在轻微地抖动着。不一会儿，病房内恢复了平静，医生和护士也都气喘嘘嘘地走了出来。当时，我的感觉是，在这个颠狂的世界里，没有病的人也会患病；有病的人也难以养病。

　　好不容易等来了他的主治医生李益焕。韩国籍的李医生听完情况后说：“根据目前的治疗来看，他可以出院了。但是由于他是超期滞在者，又是按照日本精神病法被警方强制送入医院的，所以他即使是出院，也不能返回日本社会了。我们要和东京入国管理局联系，等他们派人来办理手续。”

　　但是，办手续需要时间。问题在于怎样争取时间脱离这个颠狂的世界。

●他渐渐步入一个癫狂的世界。患病的原因更是扑朔迷离。

　　他当初为什么要来日本呢？他的回答非常简单：“人家都去了，我也要去；人家都赚了钱，我也要去赚钱。”这样，他来到日本后，只到学校念了3个星期的日语，然后便全身心投入打工了。

　　开始，他在六本木的“扒金宫”(又称“弹子房”)店打早工。后来，一位朋友离开东京去神户打工，他便顶替朋友到饭店打晚工。每天起早贪黑地打工，首要的目的是偿还出国时欠下的100多万日元的债务。当债务渐渐还清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不能够继续忍受饭店老板的“冷漠”了，便把晚上饭店的洗碗工给辞退了。

　　多余下来一些时间，他就找朋友搓麻将。也巧，当年在上海工厂一个车间内工作的另外两个同事也来日本了。“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他们也确实是相互帮助了一番。不过，他的朋友很快发现，总是闷闷不乐的他，有一段时间非常神气，大有“人逢喜事精神爽”的劲头，说出话来也不寻常，“工作不好不要着急，过些日子我替你介绍”；“现在东京住房就是难找，再等些日子我帮你找”。看着他满有把握的样子，他的朋友便一边喝酒，一边刨根问底地追问他哪来的这么大“后劲”。他“黄汤子”一灌，招出了实话，原来他在与“扒金宫”老板的女儿谈恋爱。

　　中国人到日本来，在读书、打工之余，如果再能够得到异国异性的爱情，也可以说是“锦上添花”了。然而，他的好景似乎不长，回家后又常常陷于闷闷不乐之中。这次，朋友们再灌“黄汤子”，才知道他失恋了，并且卷入了店内的纠纷。

　　一天，他对同住一室的朋友说：“今天，我出门后，警察来给我送吃的，还都是我喜欢吃的。警察还在屋顶安装了窃听器。我也不怕，就对着窃听器说，这家‘扒金宫’里从店长到跑腿的，人人都在搞钱。不过，我可没有拿钱呵!我说得口渴了，就对窃听器说：‘我下去买罐饮料，回来再跟你说。’下去后一看，警察骑着摩托车刚走，给自动贩卖机里都换了新饮料。这个贩卖机下面卖饮料，上面还卖香烟呢!”听完这番话，他的朋友感觉不对劲，直问他“脑子是不是出了毛病?”不过，谁也没有当真，谁也没有会料到他正一步一步地走入癫狂的世界。

　　几天后。池袋警察署给他一位正在打工的朋友去了电话，说他在60层的“太阳城”转来转去，影响对方的营业，被带到警察署了。警察从他身上找出一个小本，按照本子上的地址找到了他的朋友。他的这位朋友只好放下手头的工作，到警察署去领他。

　　情况继续恶化。他不打工了，整天拿着一罐“乌龙茶”在外面遛遛逛逛。最喜欢去的还是“太阳城”60层的展望台，而且每次去都是那个固定的位置。只要发现那里有男女恋人，他就要把人家轰开。说“这是我们过去坐的位子”。这样一来，展望台的经营者就去找警察，警察就去找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就要从打工的地方赶来后再把他带走。有时，他硬是不肯走，坐着电梯上下来回跑。他的朋友不能总追他，便站在售票处门前等待，看见他坐电梯下来又要进去的时候，就给他花600日元买一张门票。售票人见此情景感动了，索性“免费”让他上上下下。

　　除去“太阳城”以外，他还爱到一家理发店门前去站站。恰巧，他早年谢顶，长着一个“需要地方支持中央”的头型。这样的人气哼哼地站在理发店门前自言自语，过往行人都觉得店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客人也自然不敢光顾。理发店老板只好给警察打电话。

　　警察把他从理发店门前轰走后，他转几个弯，又进了一家饭馆。进去后把在坐的客人都赶走，说自己要包桌。客人都走后，他用中国话向店长点菜。气得鼻子冒烟的店长也只好找警察。

　　终于，在年底的12月25日，警察根据他的病态、根据他朋友的请求、根据日本的《精神病法》，把他强制送进了医院。

●东京入国管理局一路绿灯。他吐露的“暗示”也是让人思之久长的。

　　1月20日上午。松泽医院的李益焕打电话给《日本新华侨报》编辑部，说院方已经与东京入国管理局取得了联系，希望入管局派人来给他办理回国手续。但入管局人手紧张，近期日程已经排满，不能够立即来人。

　　得知此信后，《日本新华侨报》又与东京入管局进行了直接联系。入管局在认真听取了情况介绍后表示：特殊情况特殊处理。请拿着他的飞机票、护照、诊断书并带他本人一起到入管局来，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给他办好出国手续。但是，必须保证有人把他送到成田机场。

　　这样，1月21日上午，我和他的朋友又去了医院。从院方那里取出他的护照后，下午到位于新宿的一家旅行社为他购买了24日下午回国的飞机票。

　　24日上午9点，松泽医院给他办理了出院手续，诊断书上写明：“急性精神病”，仅仅收了他住院一个月期间的7000日元饭费。他自己还笑呵呵地折算了一下，说“每天才花费200多日元。”

　　来到东京入管局，事先联系好的一位官员带他到A室，和蔼地用中文对他说：“你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你放心吧，我们立刻给你办手续，让你高高兴兴回家过春节。”接着，另一位调查官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材料，询问了他来日后的一些情况，然后让他签字、按手印。

　　“调查控室”里面坐满了人。这里的职员也给他放行，破例不让他排队。在《强制退去通知书》上签字、拿着12685的号码照相、由入管职员协助按下10个手指印，再发给他一个等待领取护照的小白牌。白牌上一面写着：“52-4”，另一面写着一个红色的“特”字。这里的规定是在等候期间不许说话、不许翘“二郎腿”。他不管这一套，话照说，腿照翘，一位女职员冲他发脾气，但一听说他有病也就作罢了。

　　前前后后57分钟，他在东京入管局的手续办理完毕。

　　在去成田机场的快速列车上，他的脸像云收雨散似的。一下子开朗起来。提起往事，他的话真像流不完的水，扯不断的线。只是，说到那段恋爱的经历时，他显得有些遗憾：“社长的女儿总是暗示我。每次看见我都是笑咪咪的；我到事务所去的时候，她也总是把手放在桌上，向我暗示她中指上带着的戒指；我说请她吃烧肉的时候，她说想吃生鱼片。你们想想，一个女人如果不对你有意思的话，你说请她吃饭，她不请你吃耳光才怪呢。后来，我才知道，社长的女儿早结婚了，女婿是这家公司的常务。”

　　我赶紧转换话题，因为我担心他重新返回刚刚走出的那个颠狂的世界。

　　到成田机场后，我们没有办法把它送进候机大厅。于是，经与东方航空公司联系，他们决定派两位年轻的小姐送他上飞机。他的朋友说：“他该不会觉得那两位小姐向他‘暗示’什么吧?”我无言，再次找到东方航空公司服务台，请他们安排一下，委派专人把他交给焦急地等待在上海机场的他的亲人。

　　他走了，带着一厢情愿的单相思，带着未能痊愈的病情，离开了企望成为新的生存空间的扶桑热土。这种始料未及的结果不能不说是一个跌宕有致的悲剧。

　　我在想，假如我们在做这出悲剧观众的同时，能够让这剧情深入心底，甚至应声而响，这样令人涕笑皆非的悲剧是否会徐徐落下帷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