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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03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历史悠久,其创立于隋朝,完善于唐朝,发展于宋朝,鼎盛于明朝,而清朝的科举依旧是仿照前朝八股取士,但更注重对士人思想的防范。古代读书人的科考之路是异常艰难的,以清朝为例,当时的考试分为三级:第一级为童试,三年举行两次,须经过县考初试、院(省)考复试合格后,方能成为生员,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秀才。每次科考,秀才的名额在全国范围内录取二万五千名。二万五千名听起来不少的,但这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考上的,譬如当年洪秀全就是因为秀才考不上而大病一场,最后才撕了圣贤书去造反的。乡试的科举考试的第二级,在各省举行,三年一次,一次三场,也就是通常说的考举人。举人的名额也是有限定的,全国每次约录取一千四百名。举人的含金量比秀才高出许多,但这关很不好过,要知道,康有为这样的“圣人”考秀才考了三次,考举人可是足足考了七次哪!怪不得范进同志中举后会兴奋得一时得了失心疯。
不过,要真正靠科班出身去做官的话,还得参加第三级的考试,这便是会试。会试是全国性考试,参加者都是举人,也是三年一次,一般在京师礼部举行。一般来说,会试的录取名额为三百名左右,录取者称为贡士。会试过关的,随后便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也叫廷试),一场定终身,或金榜题名、名满天下,或功亏一篑、名落孙山,就看皇帝的取舍和自己的运气了。殿试考中的,又分一甲二甲三甲,一甲就是通常说的状元、榜眼和探花,只有三名;二甲为进士出身,三甲为同进士出身,总共约二百名上下。这些人考完后,便经简单的学习培训后分配工作,或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或者留在中央为六部主事、内阁中书或者分到地方上去做知县。
古代做官何其难,那时的官不是学出来的,而是考出来的。可惜的是,这种机会三年一次,名额有限,粥少僧多,能够金榜题名的幸运儿毕竟是少之又少,对于大部分读书人来说,“学而优则仕”不过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多少人青灯黄卷,最后也不过是熬白了少年头!
最要命的是,让那些读书人苦读终身的那些经史诗文,在实际生活乃至行政管理方面都没有什么用处,更不要说促进近代工业化社会的发展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时同文馆招生的时候,就难以招到合适的优秀人才,因为在当时人的眼中,同文馆不算正途出身。朝廷主办的同文馆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其它学习西方技艺的学堂了。当年沈葆桢办福州船政学堂的时候,招的也大都是贫苦子弟,因为读这些学堂要签契约,保证今后不参加科举,都不能做官啊!大清朝不缺人才,但在科举制度有意无意的指引下,那些优秀的读书人都重仕途,轻技艺,这在近代工业化社会当然没有出路。由此看来,沿袭千年的科举制度的确到了不得不废的时候了,科举一日不废,中国的振兴便无从谈起。
但是,科举制度的复杂性就在于,它作为朝廷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关系到数以百万读书人的出身和仕途问题,可以想象废除的阻力是何等之大。譬如1898年戊戌变法的时候,维新派提出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停止武举并开设经济特科等的改革措施,康有为差点被人暗杀;而变法失败后,一切照旧,武举考试甚至又搞起了他们的“刀弓石”科目,全然不顾当时的世界早已是长枪大炮。如此以来,清军在八国联军的入侵中一败涂地,一点都不冤枉。
战争的失利让停止武举也就成为最容易的突破口。1901年8月,清廷下诏永远停考武科,而且乡试和会试等均试策论,不再用八股程式命题;同时,朝廷决定在考试中增加政治、历史、地理、军事等适应时代需要的科目。1904年1月,负责修订新学制的张之洞和学务大臣张百熙、荣庆上折提出,由于科举未停,所以新学堂的设立受到阻碍;而新学堂未能普遍设立,又使得科举不能立刻停止。因此,朝廷应该确立一个过渡期,使科举和学堂教育归于一途。这个奏折上去后,得到了清廷的认可。由此,科举便开始逐渐减少录取名额而转向学堂选拔人才了。
有意思的是,在某些时候历史的发展往往会超越人们的预期。时隔一年,1905年9月,在日俄战争的重大刺激下,国人要求立即废除科举的呼声大为高涨。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会同张之洞、周馥、岑春煊、赵尔巽、与端方等地方督抚大员一起上奏朝廷,称“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民间更相率观望”,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慈禧太后在时势危迫之下,也觉得递减科举名额的办法缓不济急,终于接受了立刻停止科举的意见。
清廷随后发布谕旨,宣布从光绪三十二年(1905年)开始,停止各级科举考试。由此,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在清末新政还不到五年便被彻底废止。但是,停止科举考试之后,那些读书人的出路问题怎么解决呢?
所幸的是,新政的决策者们比康有为那些维新派要成熟老练许多。他们在废除科举的同时,也及时采取了逐步替代的补救措施,那就是建立新的教育体系,来解决教育内容的更新和读书人的出路问题。在1901年开始改革科举的同时,清廷便决定选派人员出国游学,重开京师大学堂,并在原有书院的基础上改建西式学堂,以逐步取代旧的教育体系。
当时发展新教育的困难是很多的,譬如合格的师资、教学设备和经费都极其缺乏,其中尤以师资问题最令人头疼。据后来的统计,当时大学及高等、专门学堂的教师,留学日本的占三分之一,出身科举的占四分之一;而中等学堂里出身科举的教师则占到三分之一,小学堂更是占到一半左右。师资教育背景的限制,加上大多数学堂都是在原先的书院基础上建立,新政时期的教育也就难免带有传统教育的颇多痕迹了。
为了解决西学人才的匮乏问题,清廷随之大力提倡留学教育,并对学成回国经考核合格的留学生分别赐给进士、举人、贡生等相应出身,在用人的时候予以优先任用,一时间使得海外留学掀起了热潮。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也极口称赞留学外国的作用大,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十年”,“留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因为“路近费省,文字易晓,西书多已删繁存要;中、日情势风俗相似,不难仿行”。在张之洞的影响下,当时人出国留学的首选地便是日本。由此,留学日本的人便开始激增,1905年的在日留学生达到数千人,第二年甚至接近一万,因为人数增加过快,有三千多人甚至无法正常入学。
当时留学西洋的也有,但人数远不如日本。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本来选派了数批幼童前往美国留学,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撤回,后来去欧美留学的大都为自费或者教会选派,人数也很有限。清末新政后,朝廷和各省也选派了一些留学生前往英、法、德、俄、比等国学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减收庚子赔款后,将退款用于资助中国选派的留美学生,平均每年六十名。为此,当时在北京西郊清华园还设立了游学肄业馆(后改名清华学堂,即清华大学的前身),专门负责选派赴美留学生。有意思的是,当时留学欧美的人数虽少,但质量却远高于留学日本的学生,他们大都完成了大学教育甚至拿到更高的学位,而留日学生参加的大都为速成班,鱼龙混杂,参加革命的倒为数不少。有例为证,1906年清廷举行归国留学生考试,参加考试大多为留日学生,却无一及格,而及格的前五名均为留美学生。
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新式学堂与出洋游学还是让新政时期的教育有了飞速的发展。据当时学部统计,1904年全国的学堂总数为四千多所,学生总数为9万多人。到了1909年,学堂总数增长为5万多所,而学生总数扩展到156万名,其发展速度不可不谓惊人。
新政推行者本以为废除科举会遭到那些传统士绅们(特别是已经获得一定功名的)的强烈反对,但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意料的顺利,根本没有发生决策者所担心的事情。相反,那些有钱有势的士绅们非但没有阻挠,反而极为热心的加入到兴办学堂甚至留学海外的热潮中去。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在废除科举、推行新教育的同时,朝廷注意到新旧的衔接,采取了逐步替代的战略,这其中主要采取了这么几个措施:一是在1906年颁布《举贡生员出路章程》六条,广开门路,尽量安排原有的贡员、举人和生员,以稳定那些上了年龄又难以接受新式学堂的那部分士人;二是在兴办新学堂的时候,各级毕业生,从高小到大学,都分别授予附生、举人、贡生和进士的相应功名。这些举措使得那些士绅们得到些许安慰并机敏的停止了抵抗,反而积极投身于新学堂的建设中去,以此来弥补他们在功名上的损失。另外,从1905年开始,学部每年举行一次游学毕业生考试,通过者分别授予进士和举人功名,这也是让很多士绅及其子女对留学趋之若鹜的原因之一。
废除科举制度,不仅仅是人才选拔方式和教育制度的变化,它更是一种社会的变革和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解,其影响远远超出了科举和教育本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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