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为邓小平复出埋下政治伏笔

步天涵谷

尽管“文化大革命”中“炮火连天”，“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但对于邓小平是否要彻底打倒，毛泽东始终是持保留态度的。这种保留态度，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一贯看法，同时也是对邓小平的一种政治上的保护。

尽管“文化大革命”的滔天巨浪以排山倒海之势，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全国上至国家元首、元帅、将军，下至车间主任、生产队长，不知有多少人因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遭到罢官批判、打翻在地的命运。但是，这并非毛泽东的意图，而是林彪、江青蓄意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结果。毛泽东对于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哪些人可以打倒、哪些人可以冲击一下、哪些人不能打倒、哪些人将来还可以使用，心中是有所考虑的。

对于邓小平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巨大功绩、在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超人的工作能力和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毛泽东一直有着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国际环境中，中国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以苏联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和“各国反动派”的巨大压力，各项工作都以“要准备打仗”为前提来进行部署，国家长期处于临战体制，毛泽东对于历史上邓小平“能打仗”的特长更是念念不忘。

因此，尽管“文化大革命”中“炮火连天”，“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尽管国家主席、元帅将军一个个被林彪、江青等人煽动“群众组织”“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并“批倒批臭”。但对于邓小平是否要彻底打倒，毛泽东却始终是持保留态度的。这种保留态度，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一贯看法，同时也是对邓小平的一种政治上的保护。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复杂的环境中，毛泽东仍然在各种不同场合，对邓小平作了正确的评价。

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改组中央领导机构，最后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候选人名单时，毛泽东把邓小平排列在第四位。虽然由于江青的反对，邓小平的顺序后来被排在了第六位，但仍然居于靠前的重要位置。

1967年7月15日，毛泽东在同一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单独谈话中，还说：如果林彪身体不行了的话，还是要邓小平出来。

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就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整党问题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出对邓小平要与刘少奇有所区别。毛泽东说：关于九大问题，第一批反映已经来了（1967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以后，各地陆续向中央报告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笔者注），综合一下，通报各地，继续征求意见；打了一年多仗（指一年多来“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全面内战”——笔者注），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党员要那种朝气勃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个党，“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整了；要吸收新鲜血液，要吐故纳新；党纲要修改，不要写得太长。在谈到邓小平时，毛泽东虽然仍把邓小平与刘少奇联系起来，但同时又说：“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把刘少奇与邓小平拆开，这是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简短的话语中包含着丰富的政治内涵。表面上，是对刘、邓个人生死前途的决定，而在深层次上，涉及的问题则既多又复杂，反映了毛泽东的多种考虑。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之所以没有受到其他“走资派”所受的迫害，正是源于毛泽东的意思，即毛泽东的政治安排。对于邓小平，毛泽东在政治上是有所考虑的，在人身上也是保护的。对邓小平的监管，毛泽东只让他所信任的汪东兴来管，从来没有让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插手。毛泽东对任何问题的考虑，历来具有大政治家的宏大气魄，任何人都难以望其项背。汪东兴在20世纪80年代曾回忆说，毛泽东从来不受任何人支配。从毛泽东考虑问题和作出重大决策历来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思想来看，把刘少奇与邓小平拆开，无疑是毛泽东一种深谋远虑的政治安排。当然，在1967年还没有任何人能看到这一点。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1967年11月时，刘少奇已经被扣上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大帽子。江青一手控制的中央专案组内的“刘少奇专案组”，正在以各种手段制造伪证，罗织罪名，要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这些已成定局，只是尚未履行组织手续罢了。

林彪、江青等人此时已把邓小平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阴谋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因此，毛泽东强调对邓小平要与刘少奇“区别一下”，这就极大地遏制了林彪、江青等人妄图彻底打倒邓小平的图谋。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的）在北京召开。这次全会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一些中央委员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一些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在会上受到诽谤、诬陷和批判。（当时担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旨意，在全会小组会上当面诽谤朱德说：“朱总司令你在井冈山上怎样反对毛主席的，讲给我们听一听，教育我们。你当了一辈子总司令，实际指挥打仗的都是毛主席。因而你是个黑司令，不是红司令。”）原97名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除去世10人外，只有40人到会；从到会的19名候补中央委员里面挑选了10名，在会议的第一天补为中央委员，才刚刚超过全体中央委员的半数。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等74人。出席这次全会的人员共有133人，但其中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仅有59人。就是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通过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从组织上完成了打倒刘少奇的手续。在这次全会上，林彪集团、江青集团还鼓噪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由于毛泽东的反对而未能得逞。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两次提到了邓小平。

　　第一次是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开幕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错误是主要的，要搞到底还是不搞到底，大家议一议。”鉴于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在会上会下操纵煽动一批亲信骨干鼓噪，妄图造成一种要求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形势，毛泽东明确地对邓小平问题表示了态度。毛泽东说：“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应与刘少奇区别对待，大家要开除（党籍），我有点保留。”正是由于毛泽东的这一决策，使邓小平得以保留了党籍，同时也为邓小平以后的复出准备了重要条件。

　　第二次是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闭幕会上。毛泽东主要是为一些被林彪集团、江青集团揪住不放的老同志说话。毛泽东说：“有些同志对于所谓‘二月逆流’这件事不大了解，经过十几天，就比较了解了。在这个全会上，由犯过错误的同志说明他们的问题，大家又对他们有些质问，他们再说明问题，又再质问，好像经过这么几次反复嘛，大家都比较清楚了。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十分了不起。他们有意见要说，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这个世界上面，总是左、中、右。统统是左派，我就不那么赞成。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们如果不参加，我看就是个缺点。陈毅同志，你就以那个右的那一方面的资格，以这个身份来参加九大。对于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清理阶级队伍，注意一个‘准’字，不要搞‘逼供信’那一套。对于学术权威，注意不要做得太过分。冯友兰、翦伯赞可能还有某种用处。批是要批的，保还是要保的。邓，大家要开除，我有点保留，他和刘还有点区别。‘多中心’不对。”

　　毛泽东在这两次讲话中，首先对邓小平在长期革命战争中的巨大历史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其次是对邓小平的革命斗争历史进行了充分肯定：邓小平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再次是坚持把邓小平留在党内，不能像对待刘少奇那样“开除党籍”。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以后，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正式列入议事日程，各项准备工作相继展开。起草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是准备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为了争夺政治报告的起草权，陈伯达与张春桥、姚文元之间又进行了一番激烈的争斗。最后陈伯达与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张、姚执笔）各起草了一份政治报告。后经中央讨论，林彪在九大上宣读的是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那份政治报告。

　　在陈伯达最初起草的政治报告文稿上，曾经写有“刘、邓路线”的话，毛泽东否定了陈伯达的这种提法。

　　据陈伯达生前回忆，“‘九大’前，原来决定要我和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报告稿。我不愿同张、姚等人合作。起草人名单上，是我列在前面。我就自己着手，并组织几个人帮助搞材料。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写过关于‘刘、邓路线’的话。毛主席看过，说了一个重要指示：‘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

　　从上述毛泽东一系列讲话中可以看出，尽管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是始终对邓小平有着很好的看法。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权威”，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必须“字字句句坚决照办”的“最高指示”。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之所以没有遭到刘少奇、陶铸那样的厄运，毛泽东的政治保护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林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之所以要处心积虑地整倒邓小平，其目的就是为林彪篡党夺权，谋求“接班人”的地位扫清道路。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不顾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鼓噪，坚持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这使林彪、江青等人如鲠在喉，难以安枕。

　　林彪虽已被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但他深知，只要邓小平一天不倒，就威胁尚存。唯有置邓小平于死地，方可解除后顾之忧。于是，林彪、江青等指使“邓小平专案组”加紧进行工作。

　　江青、康生多次指示“邓小平专案组”，要尽快突击攻下邓小平的所谓“历史问题”。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为加强“邓小平专案组”的外调力量，专门从驻京西宾馆的“叶向真（叶剑英的女儿）专案组”抽调人员进行补充。此后，兵强马壮的“邓小平专案组”加快了活动步伐，四处搜罗取证。赴陕西小组负责调查邓小平1927年初由中共组织派驻冯玉祥部队时的情况；赴上海小组负责调查1928年邓小平在党中央机关工作，和1930年、1931年两次从广西红七军回上海汇报工作的情况；并提审有关人员讯问邓小平留法勤工俭学时期的情况；赴安徽小组负责查找1931年邓小平代表中央巡视安徽省委工作时的线索；赴江西小组负责全面调查邓小平1931年到中央苏区后的活动；赴广西小组负责查证邓小平1929年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活动；赴湖北小组负责提审邓小平的弟弟、原武汉市副市长邓垦；赴四川小组负责审查邓小平的家世及在家乡的活动；赴天津小组负责找人调查邓小平当年在冯玉祥部队的情况；还派员前往广东、宁夏、湖南、辽宁、江苏等地找邓小平当年的老部下调查取证。

　　“专案组”人员到处调查取证，仅赴广西小组的3人，在不到两个月里，就跑了4个地区，22个县，提审调查了200多人。

步天涵谷

在北京，1969年夏季，“专案组”人员整日奔忙，找在京的人证进行调查，滕代远、袁任远、莫文骅等老同志均受到讯问。在调查中，“专案组”人员面对的时常是一些老同志、老将军。这些身经百战的老共产党员，对于“专案组”用心险恶的查讯，有的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予以回答，有的则干脆回避或不予理睬。当“专案组”人员找大将张云逸调查时，就被以“首长身体不好”为名予以拒绝，吃了闭门羹。“专案组”人员在黄永胜和吴法宪的亲自安排下，还找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聂荣臻进行了一次调查。1969年7月20日，在京西宾馆的一个小会议室里，德高望重的聂帅坐在一张藤椅上，面对“邓小平专案组”人员的提问，侃侃而谈。聂帅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留法勤工俭学时起，就与邓小平成为战友，相知甚深。让他谈邓小平，他可是知道得太多了。聂帅谈得极富耐心，一谈就谈了差不多40分钟。他谈的内容，等于把邓小平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历程从头至尾述说了一遍，至于“专案组”人员所要的“材料”和“问题”，连只言片语也未涉及。最后，聂帅说了一句：“我身体不好，今天就谈到这里吧。”随后，在秘书的陪同下，头也不回地走了。“专案组”人员听了半天，一无所获，大为懊丧。

　　从1968年6月起，在一年半的时间里，“邓小平专案组”为搜寻所谓邓小平的“材料”，先后派出外调小组93批，外调人员223人次，地域涉及15个省、市、自治区，140多个市、县，行程30多万公里。多次往返出入于中组部、中宣部、交通部、公安部、统战部、化工部、一机部、七机部、水产部、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央办公厅、中央调查部、中办机要局、对外文委、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民航总局、中科院及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宗教局、中央高级党校、中国历史博物馆、空军司令部、海军司令部、北京农业大学、解放军政治学院、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马列主义编译局、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民革中央、秦城监狱等近百家单位。

　　经过反复调查后，“专案组”在写给康生、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的一份报告中，不得不哀叹：“关于邓小平的历史问题，经反复查档、调查，到目前为止，除了入团、转党问题尚未找到直接人证，以及一些执行机会主义路线的问题外，还没有查到有被捕、叛变、通敌等重大问题的线索。”

　　在被认为最为要害的“历史问题”上，“邓小平专案组”希望落空。“专案组”没有找到“历史问题”，只好在“现行问题”上做文章。在以上报告中，他们写道：“邓小平伙同杨尚昆在毛主席身边搞反革命窃听，招降纳叛，包庇坏人、叛徒、特务等两部分罪行，已获得不少证据，准备送呈首长审阅。下一步工作，我们拟重点查其意图搞反革命政变，篡党篡政的阴谋活动和里通外国的问题。相应地核实其三反罪行。”3天后，康生批示同意，并将此件送周恩来、陈伯达、江青、谢富治等阅。

　　“专案组”在调查中仅剩的一个历史疑点，也就是邓小平的入党问题，不久也有了了结。在上述报告转到周恩来处时，周恩来在报告上批示：“邓小平是在留法勤工俭学时入团、转党的，我和李富春、蔡畅同志均知道此事。”周恩来既是当年邓小平的上级和战友，长期与邓小平朝夕相处；又是中国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创建人和领导人。因此，周恩来的批示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和准确性。既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已经写出证明了，“邓小平专案组”还有什么理由再去无中生有地捏造什么假材料呢!所以，周恩来的批示，对于总想挖空心思地从邓小平的历史中“突破”点什么东西的“邓小平专案组”来说，不啻于当头一棒。

　　经过了近3年的“文化大革命”，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12人，代表党员2200万人。中共九大代表由少数人酝酿“协商”产生，甚至个别非党员也成了代表。当时，省、直辖市、自治区一级党委和基层党的组织都不能正常工作或者根本没有恢复，全党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党的生活，相当多的第八届中共中央委员仍被审查，甚至被监禁。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产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处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此时已被作为“叛徒、内奸、工贼”清除出党。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处境艰难，屡遭暗箭，正在极力苦撑危局。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朱德多次受到“冲击”和大字报的围攻，甚至在中央全会上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的当面攻击。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陈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老右倾”，长期受到批判，成了“靠边站”的人物。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被打成了“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处在被监禁之中。

　　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受到“冲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就只剩下了毛泽东主席和在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的、经过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以后仍保留的唯一的副主席林彪。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以后，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也很快由于对待“文化大革命”的不同态度而出现了不同的命运转折。陶铸由于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把大批领导干部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肆意批判斗争的错误做法，触怒了江青等人，很快遭到突然袭击，被从中共中央“第四号人物”的位置上拉下了马，先是被打成“全国最大的保皇派”进行批斗，尔后又被横加“大叛徒”的罪名，遭到监禁。李富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指为“右倾”，多次受到“冲击”，在所谓反“二月逆流”中，更被指为“二月逆流”的核心人物，多次受到批判和攻击。只有陈伯达和康生这两位“文革红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冲锋陷阵”，操纵“中央文革小组”和所谓“革命群众组织”，肆意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制造“天下大乱”，成为平步青云、权倾一时、炙手可热的人物。

在中共九大上，毛泽东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林彪为副主席，周恩来为秘书长。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报告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肯定下来，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更加系统和完整。报告把党的全部历史归结为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虚构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所谓“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把“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强加到刘少奇头上。报告把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作为党的“基本路线”，并以此规定了“斗、批、改”的任务。报告对国际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夸大了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的危险性，因而过分地强调要准备打仗。在九大通过的新党章中，还破天荒地写上了关于确立林彪“接班人”地位的一段话，即“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大会在选举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时，林彪集团、江青集团的一批骨干和追随者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而许多著名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久经考验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却被排除在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之外。在大会选出的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中，原第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53人，仅占第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总数的19％。

中共九大上，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全部进入了中央政治局。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也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这样就进一步加强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中共中央的地位，使得林彪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野心急剧膨胀，直至密谋策划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使得江青反革命集团不断制造内乱，继续祸国殃民。

中共九大的召开，邓小平是从报纸上的新闻报道中知道的。虽然邓小平被确定为“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但没有开除党籍。以一个大政治家多年的政治经验，邓小平深知这一处理的重要性，也深知其中必有毛泽东的考虑。只要没有开除党籍，就留有余地，就存在着今后恢复工作，为人民服务的可能性。中共九大闭幕以后不久，1969年5月3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请汪东兴转报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在信中，他询问，“九大”开过后，不知是否已到处理他的问题的时候，并表示完全静候党的决定。他向毛泽东表示，将无保留地接受党对他作出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信中最后提出，想同汪东兴见一面，谈谈他的感受。邓小平的这封信被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中。毛泽东看了以后，批转给林彪及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邓小平的表态，一定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印象。一是说明邓小平是愿意作自我批评的。毛泽东认为这一点很重要，他在以后的讲话中还曾提到此点。二是证明毛泽东决定不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是正确的。而恰恰是这一决定，为以后邓小平的复出留下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伏笔。可能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所起的作用，中共九大以后，邓小平的处境有所改善，子女们每周也可以回中南海看望邓小平夫妇了。就在这时，邓小平才知道自己的大儿子邓朴方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迫害而致残一事。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提出请组织上帮助安排，以便使邓朴方得到进一步的治疗。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此信作了批示。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一医院进行了联系。三○一医院隶属解放军总后勤部，总后勤部部长是林彪的干将邱会作。在林彪当权的情况下，三○一医院不愿意接收“有问题”的人。何况这一次要送的是“第二号走资派”的儿子，院方当然更不愿意接收了。直到汪东兴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批示拿给三○一医院的负责人看了以后，他们才同意把邓朴方送进三○一医院。

中共九大以后，林彪反革命集团自以为已经掌握了党和军队的许多重要权力，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条件已经成熟。因此，他们便在暗中进一步加紧了“抢班夺权”的步伐。

1969年10月，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擅自任命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1970年8月，吴法宪背着中共中央、背着中央军委，私自提出“空军的一切都要向林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指挥”。以后吴法宪又向当时的空军政治委员说：“林立果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当时的空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都制定了贯彻落实这个“两个一切”的措施。就这样，吴法宪私自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为林立果在空军进行反革命活动创造了条件。林立果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窃取的权力，在空军组成了一支反革命的“联合舰队”。

中共九大以后，从1969年下半年起，按照林彪、江青等人的旨意，“邓小平专案组”抓紧了对所谓邓小平“现行问题”的调查。在秦城监狱，“专案组”提审了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原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等；在小汤山监狱，“专案组”提审了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等；在京郊一个部队营区，提审了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在总政治部西单一个小看守所，提审了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在北京卫戍区监护办公室，提审了原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王从吾；在交通干校，提审了原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国家监察部部长钱瑛。此外，还分别提审了潘汉年、刘晓、廖志高等，但均一无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