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维新曾激百姓不满 10年内起义190余次

文卓

日本人的等级状态存在于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无论在家庭生活还是在政治领域中。只有在这种严格的秩序中，日本人才会感到安全。所以从很大程度上讲，虽然明治维新是反封建的，它最终能够取得胜利却恰恰是因为利用了日本民众对封建等级制无条件遵从的习惯。

可以说，“保卫天皇，驱逐蛮夷”口号揭开了近代日本到来的序幕。这个口号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保护日本，让它免遭外国的侵略和压迫，力图使日本恢复到10世纪的黄金时代，实现天皇和将军的“双重统治”局面。在这个过程中，要数京都的天皇的朝廷最为反动、最为极端。而对保皇势力来讲，所谓的保皇派的胜利，其实就是要让外国人受到屈辱，并实现最终把他们赶出去的目的。随后就是全面恢复日本那些传统的生活方式，剥夺 “改革派”在一切国内外事务上拥有的发言权。同时，强大的大名成了倒幕派的先锋，他们试图通过“王政复古”的方式来取代德川家族在日本的统治，让日本走上一个新的舞台。但日本真正的情况是：农民都希望能够多保留一点收成，但他们却极为反对甚至是讨厌“变革”；武士们则希望既能够继续享有俸禄，又能挥刀上阵、建立功勋。

而至于那些在财政上支持复辟势力的商人，则希望国家推行重商主义，但他们骨子里从来没有责难过封建制度。当时间停留在1868 年，由于复辟势力和倒幕运动的胜利，日本结束了漫长的“双重统治”时代。当时，很多西方人都认为胜利者或许会推行一种极为保守的孤立主义的政策，但事实是，新政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与他们的预料截然相反的政策。在一年内，新政策就废除了大名在各藩征税的权力。另外，在审批土地使用权问题上，也同样作了改变，原来的政策是“四公六民”，也就是农民要把自己收成中的四成交给大名，而在新的政策中，这“四成”则由政府来提取。同时作为补偿，政府还会给每个大名发放相当于他们正常收入一半左右的俸禄，并且免去他们应该交给政府的若干费用，例如用于公共建设和供养武士的费用。而武士则和大名一样，靠政府颁发的俸禄为生。

在随后的五年内，新政府又逐步在法律上进行明文规定，不能由于阶层的不同产生特权思想，同时废除了不同阶层的人着装必须有区别的规定，甚至开始下令“散发”。贱民由此被解放了，各藩间的关卡被解除了，禁止土地转让的法令也一并被废除，佛教的国教地位也逐渐被取消。到了 1876年，政府又开始把大名以及武士的俸禄折合成贷款，一次性发放，还款期限从五年到十五年不等。贷款的数额则按照在德川时代所领取的固定俸禄额而定。在那个新的非封建经济时代，这笔钱甚至足够让他们开一个小公司了。

其实在德川时代，封建土地贵族、金融巨头和商人的联合已经很明显了，新政府采取的措施是要预防这种现象扩大。刚开始时，明治政府采取的这一系列激烈的改革措施并没有得到大家发自内心的拥护。因为相对于这些措施而言，当时的老百姓其实对侵朝方案更加有兴趣。面对这种状况，明治政府不仅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改革方案，甚至彻底地否决了侵略朝鲜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施政方针基本上与当初建立明治政府的初衷发生了强烈的冲突。到1877 年，这些矛盾甚至演变成了西乡隆盛领导的一场颇具规模的反政府叛乱。他带领的军队是由前封建的残余力量中的保皇派组成的，他们有着维持封建制度的愿望，明治政府在复古后的第一年就叛离了这种愿望，这成为西乡隆盛的军队叛乱的理由。很快，政府利用招募来的一支平民义勇军击败了西乡隆盛的叛乱军。

虽然这场叛乱最终被平息了下去，但不能否认，这场战役本身说明了日本民众对当时政府所实行的改革政策的不满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这种对新政府的强烈不满也同样存在于农民中。1868 年到 1878 年，也就是明治政府统治的前10年间，日本爆发了不下于190 次的农民起义。1877 年，新政府才开始逐渐减轻压在农民身上的重税，难怪农民感到他们太被新政府忽视。还有许多问题同样引起了农民们的强烈不满，例如建立学校的制度、征兵制度、遣散方案、丈量土地的方案、给予贱民平等待遇的问题、改用阳历问题、官方限制佛教问题以及其他许多改变了他们生活习惯的问题。

那么，又是什么让日本政府要进行成为众矢之的的激烈的改革呢？追根溯源，恐怕最重要的因素是日本商人和下层武士之间的 “特殊联盟”。事实证明，这种联盟是在封建时代也同样有滋生的土壤。这些商人都曾是大名雇用的心腹，他们亲自经营和管理过各藩的垄断企业，如纺织、造纸、矿山等。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政治斗争的相关技巧有了相当大的进步，并且逐渐走向成熟。然后，这些商人纷纷购买了武士身份，并且在武士阶层中普及了一定的生产技术及相关知识。正是这种商人和武士的联盟迅速把那些自信且干练的人才推向了前方，为明治政府的改革出谋划策。不过，我们研究问题的关键并不是他们出身于哪一个阶层，而是他们为什么可以变得如此务实、强干和精明。

可以说，日本在19世纪后半叶才脱离中世纪，那个时候的国力就与现在的泰国差不多，那么为什么在这种综合实力薄弱的情况下产生出这样一批审时度势的领导人呢？这实属不易。他们可谓齐心协力、成功地将日本推上了一个新台阶，充分地推进了一个最需要政治手腕的强大的改革事业。而这，事实上是任何其他的民族都未曾尝试过的。话又说回来，这些领导人的所有优点以及缺点都还是源于日本人的那种民族性格，而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正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在这里，我们先了解一下明治政府中的政治家，看他们是如何完成他们的改革事业的。

明治政府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把明治维新作为一场意识形态的革命，确切地说，他们是把它当做一项工作来做。维新操控者的意图是让日本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他们其实并不想进行一场彻底的改革，因为改革者不仅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封建阶级，也没有完全没收他们的财产，而是对他们实行利诱的政策，使他们最终能够反过来支持自己的统治。改革者最终还是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虽然有利于农民的改革晚了10年，与其说处于阶级独立的立场拒绝农民的要求，不如说因为明治初期日本国库十分空虚。

明治政府中那些最精明强干的政治家也非常反对日本废除等级制度，所以，通过废除将军并且将天皇置于最高的位置取得了成功。“复辟”运动取得很大功效的事情就是简化了社会中的等级结构。他们还废除了藩，这就使忠于藩主与忠于国家的矛盾不复存在。即使这样，这些变化其实也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他们一直以来的等级制度的习惯，只是赋予了这些习惯新的位置罢了。那些被称为“阁下”的新领导人加强了中央集权，目的就是迫使民众接受自己杰出的施政纲领。他们会交替使用强权和恩惠的手段，将自己的改革方针贯彻下去。他们从来没有打算迎合公众舆论，虽然公众并不赞成建立更多的公共学校，废除对贱民的歧视，改换日历，等等。（日本人一旦认准了什么事儿，用通俗的话讲，就是有一种钻牛角尖儿的精神。当时日本的政治家多数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等理论并不明白，当认识到学习西方是强盛的捷径时，他们就一丝不苟地学习了起来。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有十分固执的表现，对反对意见给予了坚决的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