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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27 09:17 来源:家庭与生活报
本文摘自《家庭与生活》报 作者:杨尚昆/口述张培森/整理 原题为:张闻天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
199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要出版刘英回忆录,刘英想请杨尚昆为此书写篇序言,经他本人同意后,这年3月22日刘英亲自带领笔者和程中原(张闻天研究专家),还有她的秘书朱文英一起来到杨尚昆的家中。
临危受命担任总书记
杨尚昆主动说起张闻天与遵义会议的话题,他说:遵义会议以后,不知你们注意没有,有一段时间没有总书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闻天同志谦虚,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
人们有所不知的是,张闻天为何后来接受了呢?原来红军离开遵义之后,毛泽东直接指挥的第一次战斗即土城战斗遇挫,吃了败仗,被迫转兵扎西。在外有追兵,内部新的军事指挥又遭到怀疑的情况下,张闻天才终于临危受命。
张闻天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
1986年8月30日,杨尚昆还应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请求进行了一次谈话。当时,杨尚昆回忆了毛泽东和张闻天关系的变化,他说: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关于战略方针问题党内实际是有些不同主张的。那个时候毛主席提出一个战略来,就是要脱离陕北,占领太行山,然后向绥远发展,背靠内蒙。他提出这么个战略计划,大家都不赞成他这个意见。彭德怀不愿意,林彪也不愿意,走了一年多,好容易找到一个安身之所,又要走!所以毛主席就改了。
在延安我觉得毛主席最忌恨洛甫的一件事,就是反对他同江青结婚。我是看到过洛甫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的,那时毛主席住在凤凰山底下,他把罗瑞卿抓住写那个抗日游击战争的政治工作,毛主席把这个信给罗瑞卿看了,罗就给我看了。
洛甫那时态度很坚决,不赞成他同江青结婚,我看毛主席最忌恨的是这件事。那时真正是中央的同志写信向他表示的就是洛甫。刘英这时插话说:他那时是党的负责人,因为好多老同志都有意见。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王世英,过去在外头搞情报工作,说江青这个人在外边桃色新闻太多,毛主席同她结婚对党的影响不好。
给中央写了信,信上签名的一大串。闻天告诉我,这样他就写了封信给毛主席送去了。毛主席看了信后把桌子一拍,老子就要同她结婚,谁管得了,后天就结。
杨尚昆说,曾有传闻,说江青同主席结婚时中央有一个决定,不让她参加政治生活。实际根本没有这件事。第一,中央不可能通过这么一个东西,果真如此的话,毛主席不要吵翻了吗?
另外还有一个旁证,两年前我曾经问过陈云,我说你那时在延安既是组织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你知道不知道这件事?他说根本没有那回事。相反他跟我说了这么一件事,他曾经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过一次话,就说毛主席人家有老婆,并未离婚,你要注意啦。江青便告诉了毛主席,毛就打电话给陈云,说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这时毛泽东已经同江青结婚了。
那时正是中央开六中全会,前方不少人都到了延安。当我们去看毛主席的时候,江青从窑洞里出来,贺老总就问,毛主席,这是个什么人啊?毛主席就说,嗨!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怪。贺老总就说,主席家里出来一个我们都不认得的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问啦?后来没有过几天就请我们吃饭。我是吃了两次饭,头次就是请罗瑞卿他们那一次,我知道洛甫那次没有去。
所以我觉得在延安恐怕这件事是洛甫使得毛最恼火的,甚至于他可以联想到王世英写的信也是洛甫在里头搞的。后来他们两个关系就越来越僵了。以后他对洛甫的态度就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而是讽刺挖苦。
我以为在保安时候,闻天同毛主席关系还是不错的。后来我就到前方去了。我1939年回过一次延安,那时我就感觉到不那么对头了。
1940年我回到延安,闻天当时就只管宣传,别的事他一般都不管。我看他那时很苦闷,我去看他时,见他成天在剪报,他是很注意收集材料的。甚至于毛主席在延安讲过这样的话,意思就是你又不管,你又管不了事,你还把着这个位子不让出来。
后来,张闻天跟他去谈过一次,意思是“这个事情我统统交给你,我不管了,一切听你的。”毛主席当然欣然接受了,他就是要把权都抓到他手里。
毛泽东对张闻天的疑心
后来张闻天在莫斯科当大使,我想毛主席可能也有点怀疑。那个时候当(苏联)大使的就有张闻天和王稼祥,而在王稼祥当大使时同张闻天当大使时比较,苏联政治局对张就比对王要重视,规格要高。这就又联想到你张闻天是苏联培养出来的,王稼祥也是苏联培养出来的,为什么对你就比对王稼祥要好?
所以为什么高岗的事情也把张闻天扯进去了。我看这里有个我们不知道的内在的毛主席的想法问题。其实张闻天他去看高岗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有个说法,说高岗那个时候集中力量反对刘少奇,反对总理,也可能这个是毛主席的意思,因为毛主席后来看到形势不对,就又反对。
反正他对少奇同志既觉得他是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又觉得有些事情没有经过他,这是对刘有意见的。那时召开的财经会议实际上是高岗发难反对总理;同时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是饶漱石发难反对少奇。这两个会议实际上都是高岗在里头搞的。
张闻天当大使从苏联回来以后他同毛主席讲话就不投机了,他很少去,毛主席也不大见他。庐山会议时我知道闻天同志想同毛主席单独谈一次,但毛主席拒绝了。庐山会议是突然一下子变了的。会议本来是要反“左”,就是反那个时候的“左”倾。按照少奇的话,就是叫做“成绩说够,缺点说透”。
所以上山的时候大家都是从反“左”这一方面考虑的。彭德怀的这个信一去,主席并没有马上表态。那时很多组都拥护彭德怀那个意见。华东组表示赞成彭德怀的意见,还有西南组也都觉得彭德怀讲得有道理。陈伯达这个家伙不是个好东西,他就讲“唯我彭大将军”,就是说只有彭德怀敢讲这个话。这个信当时并没有印发,但是毛主席找了几个大区的书记都说看了这封信。毛主席一听这个会方向变了,变得好像是对着他了,他着急了。所以就决定发,就把这个信印发了。
彭德怀后来不是讲么,我是写给你的信,你为什么要发?发了以后就在我们住的那个招待所后头一个饭厅里开了个会,这个会上毛主席就摊牌了,说你们说彭德怀这个主张对,那你们就把王明请回来,我去打游击去,他发脾气了。彭德怀那时也太硬了,就站起来说,你不要煽动!这时毛主席脸色就很难看了。这样会议的方向一下子就转过来了。
庐山会议以后闻天在科学院写的很多东西,都是经过我转毛主席的,毛主席根本连理都不理。那时候我不是有时也跑到你们(指刘英和张闻天)那里去看一看么,去了我还要跟他报告,不然将来又说我是如何如何。毛主席问,他怎么样?我说情绪还好,他在做研究工作。
从那以后他就是一落千丈,这个中间实际就牵扯着一个高岗、一个彭德怀这些案子,毛觉得张闻天在后头都起一定作用。反正我看他对这个事情是深信不疑。(摘自人民日报《文史参考》2011年第1期杨尚昆/口述张培森/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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