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毛泽东告状改变知青命运的人晚景凄凉

刘恒宝

2011-11-17 15:08 来源：大地
      核心提示：1973年5月6日，李庆霖意外收到了中央办公厅寄来的毛主席亲笔复信，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小心翼翼地拆开封口。信是毛笔繁体横写的。主席在信中说：“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文章摘自《大地》1999年第9期 作者：肖彭生 原题为《今日李庆霖》

30年前，“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掀起了一场“上山下乡”运动高潮，全国有二千多万“知青”到农村插队锻炼。今天的老“知青”，一定还记得福建省有个小学教师慨然向伟大领袖写了一封后来促成调整“知青”政策的信，它改变了千百万“知青”的轨迹。时光流逝，当年这位风云人物已淹没在无声的岁月之中……

在莆田市东门凤山街居仁巷一条偏僻小胡同里，有一座低矮破旧的小平房，这里居住着一位衣着简朴，不苟言笑的老人，多半时间，他都在自己小小的卧室里吟诗挥墨，偶尔也到街上散散步。街坊里的人都十分敬重他，称他“李老师”。

他就是当年向毛主席“告御状”，红极一时的人物——李庆霖。

故物依旧人情两样

今年已70岁的李庆霖形容瘦弱，两鬂斑白，已难觅当年“雄姿”，一双慈眉下透出几许忧思。面对来访者，他似乎有点警觉，语音低沉缓慢，但思维较敏捷。二儿子李良雄说，他父亲平生嗜书如命，生活极为随意。李住的卧房还是30年前的模样，不到6平方米的斗室里，摆着一张简陋的木板床和老式的台桌，上面堆满各种书籍，唯一的奢侈品是厅堂上的一把吊扇。去年7月，他老伴去世后，大媳妇送来一台电视机给他解闷，家人说，平时他也很少开，只有地方台播出莆仙戏，他才会坐着入迷地观看。

老人家里没有什么摆设，狭窄的过道堆着煤球和过时的物件，破旧的窗户木扇门上被砸损的条条印痕仍然可见。引人注目的是，在厅堂下面墙上挂着一面镶着毛主席肖像的镜框，上面擦得干干净净。据说，老人每次发现新版毛主席像都要托人买一张镶在镜框里，而今镶在里面的已有一大叠，这是最新的版本。主席像两边是工笔抄写的毛主席诗词。厅堂的一角有一张竹方桌，已很破旧，当年，李就是在这张桌子上，写信给毛主席的。

心有不平大胆上书

七十年代初，正值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高潮，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时在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担任语文教师的李庆霖的大儿子也到山区插队。孩子小，农活重，经常因为吃不饱，跑回家拿米、拿菜、拿油，看到孩子在山区受苦受累，生活无保障，李庆霖心里既难过又内疚，而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却可以通过各种关系，把自己的儿子调回城，招工、招生、招干、参军，这更激起他的气愤和不平，于是起了给党中央写信反映“知青”问题的念头。信是1972年底写的，信里陈述了自己孩子和下乡知青的因境以及一些当权人物的不正之风，信中最后写道：“我是一个小学教师，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向北京告御状了。”他希望中央重视“知青”生活中存在的实际问题，给予更多的爱护。信写好后，他反复修改了几次，怕主席年纪大，看不清，又用300格的稿纸恭敬楷抄写一遍后才投入信箱，信发出后，李庆霖一度惴惴不安，紧张了好几天。他说，他那时，并没有期望得到回音，只是想出出心中闷气而已。

1973年5月6日，李庆霖意外收到了中央办公厅寄来的毛主席亲笔复信，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小心翼翼地拆开封口。信是毛笔繁体横写的。主席在信中说：“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李庆霖一遍又一遍读着毛主席的来信，激动得泪流满面，一家人也兴奋的一夜睡不好觉。很快，毛主席寄给他的汇款单也收到了。这笔钱，李庆霖至今没用，存在银行里，遗憾是，毛主席的复信原件却在抄家时丢失了，至今下落不明。

一封来信平步青云

信是直接给李庆霖的，各级基层组织领导并不知道，所以，当第二天李庆霖将这封信送交当时的县领导人后，在全县、全省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据有关资料，中央根据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复信精神，委托周总理主持，多次组织召开知青工作会议，并派出了工作组深入调查，提出了解决知青问题的意见和方案，全面调整知青“上山下乡”的工作政策，从此，二千多万知青的生活有了极大改善。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复信还印发到全国各地基层党组织，并传达到知识青年和广大群众中，一时，李家门庭若市，李庆霖也因此成了户喻家晓的“英雄人物”。

这以后，李庆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关心，不久，就入了党，从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员，升任为校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县知青办副主任、县教育组副组长直至省高招办副组长和国务院知青办成员，出席第四届全国人大并被选为全国人大党委会委员。次年，李庆霖把他的二儿子也送到农村插队。

好景不长锒铛入狱

1976年“四人帮”垮台，辉煌一时的李庆霖也被隔离审查。1977年11月14日，李庆霖在福州被捕，后被判处无期徒刑投入武夷山崇安农场劳动改造。在狱中，狱方考虑到李庆霖有一定文化，安排他给犯人上文化课，管理狱中报纸、图书、电视机，后来还负责编辑给犯人看的监狱内部小报。工作之余，他常到图书室阅览报纸、期刊，了解“外面”的情况，由于他在狱中表现良好，1983年他母亲病危，狱方特别批准他回家与他母亲告别，他还两次被减刑。1994年8月17日，66岁的李庆霖重新获得自由，回到家乡。许多老知青听说他出狱，纷纷来看望，还写信慰问他，这使他十分感动。

晚年清贫闭门谢客

长期的身心损害，使李庆霖多病缠身，显得虚弱、苍老。李自嘲说：“苏武牧羊流放19年，我也蹲了19年牢，现在老了，没用了！”出狱后，他没有退休金，仅靠县民政局每月发放300元救济金维持生活。晚年李庆霖患上神经官能症，常常觉得气喘心悸，只有靠服用安定片才能入睡。李庆霖的妻子张秀珍原在莆田四中工作，因受李牵连被开除公职。老伴去世后，李变得更加孤僻不愿见人，常到女儿家小住，一来为避客，二来也为图个清净的环境养身体。刚出狱时，李身体尚好，他常常主动帮邻里收缴电表、水表费，写些喜庆对联类字幅，近年因患病，很少活动，李的人缘很好，有事邻里们都会来帮助，前二年，他的老伴住院开刀，手头拮据，是李的同事、朋友相助为她支付了医疗费。记者在街上打听李的住址时，人们总会热情地为我指点。李庆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镇里工作，二儿子在某中学工作，一个女儿在省体工队工作，均已成家立业。子女们为他添了两个孙女和一个外甥，给李家带来温馨。这几年，经常有些媒体记者欲登门采访，大多被他婉言谢绝。李庆霖不愿评价过去的事。他说，他“一生坦诚，功过任由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