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回忆中苏交恶的起因

文卓

（转）

在1957年出现的局势下，召开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问题迫在眉睫。大家着手准备。经协商，会议定在庆祝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时举行。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起草预备文件。届时我们在莫斯科会晤了。

中国共产党派出了一个阵容非常可观的代表团。代表团由毛泽东亲自率领，团员我记得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等人。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也是代表团成员。坦白地说，我们对此颇感困惑，因为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不知道她是不是共产党员。我们以为她是一位党外人士。当然，她是一位非常进步的人士，在中国人民反对反动派的斗争中，她多年来一直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她是否正式共产党员，她有无党证，对此我们并不感到非常不安。因为就信仰而言，她是一位接近于共产党员的人士。在对待我们的态度方面，宋庆龄也表现很好，充满同志情谊和兄弟情谊。

代表会议的工作，从总体上讲具有很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各个代表之间没有发生多么了不起的分歧。这次兄弟党代表会议是自共产国际以来最广泛的一次代表会议。80多个党的使者前来莫斯科。我们讨论了国际局势，以及防止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导弹核战争一向是这种会议的主题。一旦爆发世界大战，我不知道交战各方能否坚持使用常规武器、经典武器，事态是否将演变为一场导弹核战争。因为对将要遭到失败而又储备有核导弹武器的一方，将很难阻止它使用这种武器：为了自救它甘愿按下“所有按钮”。不过目前这还是未来的问题。我现在不想预卜未来，我谈的是过去。

毛在这次会议上就战争问题发言。他的讲话内容大致是这样：不要怕战争。既不要怕原子弹，也不要怕武器。无论这场战争是什么战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都一定会取胜。具体谈到中国时，他声称：“如果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给我们，而我们现在6亿人，即使我们损失其中的3亿又怎么样，战争嘛，若干年之后，我们培育出新人，就会使人口得到恢复。”他发言之后，会场上是一片坟墓般沉默。对于如此对待世界战争的态度，任何人都没有思想准备。正相反，大家都在思考寻求什么样的办法防止世界大战。反对世界战争、争取和平共处是首要主题。可是毛突然提出了不怕战争的口号，说战争会给我们带来胜利，即使有损失又何妨，战争嘛！

文卓

这次会后各代表团开始谈感想。我还记得诺沃提尼诺沃提尼(1904～1975)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同志说：“毛泽东同志说他们准备损失6亿人口中的3亿。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只有1200万。我们到那时将全部损失掉，就没有人来恢复我国人口了。”哥穆尔卡哥穆尔卡(1905～1982)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做出了更激烈的反应。然而，来自兄弟党代表方面的批评对毛没有产生一丝一毫影响。

南斯拉夫也派来了代表团，由卡德尔率领，兰科维奇卡德尔(1910～1979)当时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执委、书记处书记、中央主席团委员；兰科维奇（1909年生）为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和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也在代表团之中。他对我们态度很好，很友好，我们这方面对他也给予充分信任。但是，当我们开始协商会议最后文件时，南斯拉夫人提出了修改几处表述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样不可以。其他共产党支持我们，他们说宣言必须按照原来的予以通过，那些表述是经过一个由兄弟党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委员们拟定和修改而成的。这时南斯拉夫人说，他们不会签署这样的文件。我们别无办法，只得绕开南斯拉夫签署了这份文件。我们曾围着这个代表团周旋了好久，对他们好言相劝，论证为什么必须按照委员会起草的样式签署这份宣言，但南斯拉夫人就铁面无情。我甚至产生了一种印象，他们之所以存心挑剔，坚持修改表述方式，是因为他们对实现与兄弟党关系正常化、对签署共同的国际文件还没有充分准备。他们一旦签了，就似乎会失去他们在所谓的“第三种国家”中间的领导地位，而那些国家采取的是一种特殊的、介于帝国主义列强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立场。至少我曾产生这种印象，因为南斯拉夫人没有任何合乎情理的理由不在这个文本上签字。

我们与中方讨论了这个问题，毛也说：“那好嘛。不愿意就算了，随他们去好了。我们自己签吧。”于是我们签署了宣言，并没有激化与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关系。我们依然希望南斯拉夫人以后会赞同这份共同文件，并且从自己这方尽一切努力促使与南关系正常化，使这种关系建立在兄弟情谊和信任的基础上。而我们同中国代表团和毛本人的会谈是极其友好的，甚至可以说是亲密友好的。然而后来才弄清楚，这是中国人耍的手腕。当我们和南斯拉夫的关系终于实现了正常化之后，有一位南斯拉夫同志讲述了他们在会议期间与毛谈话时，毛对我们做出了相当轻蔑的反应。他同我们讨论如何劝说南斯拉夫人签署联合声明问题，而当着南斯拉夫人的面却说：“也好，这个声明你们不签也罢。随你们的意办就是了。其实这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我们的东道主苏共代表们会发一点点神经。随后他们会平静下来的。”总之，北京在我们背后挑唆南斯拉夫代表团不签署共同文件，并向他们伸出鼓励之手，这一点我们当时并不知道。

文卓

在讨论宣言文本时产生了分歧，不过是另一类分歧，而且还是同中方的分歧。当时我们觉得这个分歧微不足道。但后来事态表明，这个分歧是有其深层原由的。在起草宣言时，我们的代表团受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委托，提议从文本中删去所有提到苏共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领导地位的地方。我认为，在揭发了斯大林的错误之后，类似的提法，况且又是写在一份国际宣言中，可能被理解为这是试图重新拾起斯大林的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方式，试图使我们党重新回到老路上去，确立自己凌驾于其他兄弟党之上的领导权。这可能被理解为要改变各国共产党如今以平等合作原则为基础的相互关系。

各兄弟党代表几乎全体都正确地理解了我们的建议，并对之表示赞同。偏偏是中国人突然提出反对。他们声称苏共实际上在领导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会议文件应对此有所反映；必须有一个协调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反帝斗争政策的领导者。我们不能同意这种提法，更何况我们猜想(后来的事态证实了我们的看法)这样做并非没有原因。如果由所有其他党认定某一党为领导者，那么这个领导者也可以更换嘛。今天一个，明天又一个。我们认为中国人是在为自己将来谋取这一角色而做铺垫。因此我们对中国同志承认苏共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功绩表示感激，但我们又坚定不移地说，我们反对写进这样的文字。其他党再一次表示同意我们的意见。文本讨论便以此告终。然而这事却证明中共当前的政策并非突然凭空产生出来的，而是老早就已经在悄悄地酝酿了。

在代表会议开会期间，我们与许多代表团、甚至与所有代表团举行过会晤。我同毛及其随行同志谈了很多。这些会谈看上去极其友好而又令人愉快。顺便提一下，在私下会晤中毛曾给出了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评语。毛指着邓小平说：“这个矮个子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非常有前途。”

在那次会晤之前我几乎不认识邓。中国革命胜利以前，我国报纸上没有见过他的名字。然而朱德的名字早在中国内战爆发之初便如雷贯耳了。朱德上校投向共产党，领导反对蒋介石的武装斗争。他在资产阶级军队骨干军官当中是最早举起为人民事业而斗争大旗者之一。我也记得高岗的名字，他也是为共产党理想而战斗的老战士之一。当然那时高岗已经不在了，所以在我们开会期间不可能谈到他。而毛在后来把他描述成最坏的人。当他对自己身边的人给出这种评语时，我不由得把他与斯大林相比。

斯大林也是这样给所有亲近他的人坏评语的。我不知道他曾经表扬过什么人的优点。而且他不仅用恶言恶语对人评头品足，还从肉体上消灭那些他曾与之共事的人。列宁逝世后留在身边的人，大多数不在人世。这里让人隐约地感到毛与斯大林气味相投。我在这里看到了他们两人的心灵相似，尽管不尽相同。当时我还无法想象得到毛的性格后来会增添何种色彩，他将把自己的人民引向何种灾难。

毛问我们的情况如何。我们告诉他我们的情况很好，我们齐心协力地工作。但我也告诉他，我们的同志当中在讨论说应当把布尔加宁同志撤换下来，调到别的岗位上去，任命一位新人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因为同志们对布尔加宁的工作不满意。我之所以把这些告诉了他，是因为我认为，如果毛离开后我们开始做一些人事变动而又未向他通报，不大合适。他会以为我们对他有所隐瞒。我坦率而又真诚地同他谈了我们党内问题，谈了领导班子成员之间关系。“你们打算提拔谁来接替呢？”“我们还没有决定。我现在虽然还不大肯定，但我打算提名柯西金柯西金(1904～1980)于1957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后任第一副主席并兼任苏联财政部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曾当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柯西金是谁？”我对他讲了柯西金的情况。“请您把他介绍给我！”我介绍他们认识，然后他们走到一个角落里去谈话。毛希望认识一下将要领导苏联政府的人，我的心情很愉快。我把这件事看作是愿意今后加强我们两国之间和两党之间的良好关系。

会议结束了。中国人离去。但自那时以来周恩来曾多次正式来访或秘密来访。他的到来总是令人感到愉快。我们和他很合得来，我们待他非常好，这些会晤给我们带来欢乐。他向我们通报中国的情况，他们那里一切都好，我们都很满意。那个时期中国农村集体化已告结束。集体化进行得很顺利，我们为之感到兴奋。从前，每当我个人思考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我会预先设想每一个承担这项工作的人都会遇到哪些不可思议的困难。我可是知道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有多么艰难。中国是一个比俄罗斯更贫穷、更破落的国家，几乎没有任何技术设备，到处都以使用木制犁和锄头的手工操作为主。耕犁并不是户户都有。在这种条件下如何搞集体化呢？

列宁说过，只有在机械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把农民联合起来组成合作社。他曾写道：如果我们有10万台拖拉机，农民就会说他赞成公社。中国不但没有拖拉机、煤油、干部，就连耕犁几乎都没有。但是，尽管困难很大，中国人还是拿下了集体化。这显然是因为他们的要求不高：稍有改善就满足，所以当他们把自己那点可怜巴巴的生产资料合在一起时，就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耕种土地，从所付出的劳动中获取更多的实惠，让农民得到更好的保障。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这项成就感到庆幸。

我已经谈过了有关中国的工业情况。在我们的援助下，他们正在建设拖拉机厂，汽车厂，生产大炮、装备、飞机的国防工厂。我们为此感到自豪，我们也乐于援助中国，而中国则对我们报以关注和友谊。所以从表面上看我们之间的关系良好之极。在领导成员会晤时，我们可谓无话不谈，对于我们这里所见到的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毫无隐瞒。大家常常打趣，开怀大笑。

我记得，当我们访问中国在全国旅行时，我们看到了全靠人力、没有机械化的土石方简陋施工方式。中国人排列成行站在那里，用手传递着盛满泥土的箩筐。这真像是别出心裁的传送机。有人用肩扛着箩筐，有人则用背背着。咱们的爱说俏皮话的人杜撰了(我不知道这句俏皮话的发明权属于我们中间哪一个人)这么一句话：摆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台中国步行式挖土机。要叫我说，这个比喻还相当贴切呢。有一次在饭桌上，我们开了许多玩笑。而中国人喜欢开玩笑，他们往往挑头儿开玩笑。这一次我谈了在我们看来这些步行挖土机在中国是怎么工作的。他们哈哈大笑。后来我又一想：这话可别惹恼他们呀，要知道中国人是非常爱生气的。不，他们正确地理解了这句玩笑，没有生气。也或许他们生气了，但没露声色。他们善于伪装，这也是他们的一个特点。他们善于带上一副假面具，既不表现出自己对事物的真实看法，也不表露出自己的感情。

1958年中国人向我们提出援助武器的请求，因为他们打算实施一次新的反对蒋介石的军事行动。他们索要空中掩护用飞机、远程大炮、海岸大炮，还有一些别的什么。我们全都给了他们。我们以为他们正在策划一次消灭蒋介石的决定性战役。我们当时不仅没有阻止他们，而且正相反，我们认为这个行动是正确的，有助于统一中国。于是他们开始实施自己的行动。具体地说这次行动就是攻击两个与中国大陆毗邻的沿岸小岛即台湾海峡澎湖列岛64个小岛中几个最大的岛。。这个战役并不轻松。双方交火许久，而且美国人还积极支援蒋介石。然而优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我们当然全心全意关注他们的胜利，我们把同情心全部寄托在毛这个方面。必须把这两个岛上蒋介石分子的窝点端掉，因为在向中国大陆派遣登陆部队时它们可以作为跳板。那个时候蒋介石还在抱有这个幻想，根据我们的情报，美国人则怂恿他进攻中国大陆。

当我们看到天平指针正在向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方向倾斜、这些岛屿可以夺取而毛却停止进攻的时候，我们是何等惊愕可想而知。战斗偃旗息鼓了，而这次行动竟无果而终。后来，周恩来来访，见到他时我们问道：“你们当时为什么这么做？”他说：“我们是有意识这么做的。”“怎么是有意识这么做？你们并没有拿下那几个海岛嘛，你们发起这次行动不就是为了占领它们吗？你们的'有意识'是什么意思？你们这种行动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只想展示一下自己的能力，但又不想让蒋介石离开我们太远。我们希望他留在我们的军事能力所及范围之内。我们不仅可以用空军袭击这些岛屿，而且也可以用岸边大炮打到它们。如果我们占领了这些岛屿，蒋军就会离我们太远，我们就丧失了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用军事手段骚扰他们的可能性。”“在自己的岸边拥有敌占岛，等待敌人实施登陆，这哪里是什么好事？这么近的距离岂不是为敌人提供可乘之机吗？

但北京一再表白他们的理由。我们还是没能弄明白他们为什么拒绝把这个行动实施到底。既然如此，何必给这些岛屿造成巨大损失呢？他们狠狠地打击了这几个岛屿，蒋介石甚至撤走了其中一个岛上的驻军。这个空岛本来就可以占领了。我直到现在也没搞明白，为什么不把这个耗资颇多的战役进行到底。早在准备这个战役的时候，我们就认为或许有必要更加积极地援助中国？我们曾建议把我们的歼击机调到他们那里，调一个飞行大队或者需要多少就调多少。他们对这个建议却突然做出了非常神经质的反应，并且让我们明白了这个建议使他们感到尴尬，感到屈辱：他们不要这样的援助！我们没有再勉强。我们本来是想助他们一臂之力，因为他们先前曾主动向我们提出。我们给了他们飞机、大炮，派出了自己的空军教官，还派出一些将领充任顾问。但是，当我们要派兵团过去而被他们拒绝时，我们感觉到他们对此举做出了很坏的评价，虽然我们除了愿意帮助朋友和兄弟巩固其国家边境和统一国家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目的。我们一贯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消灭蒋介石政府、收复沿海岛屿和把台湾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图。

当这次行动正在进行时，那两个海岛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全世界的报刊上。也发生了其他一些引人注目的事情，向我们揭示了北京在对我们友好关系上的真实面目。中国上空正在进行着空战。蒋介石的空军装备有携带”空对空“级导弹的飞机。蒋军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发射的导弹有一些发生故障，坠落在地面上。其中有的保存得相当完好。我们的顾问知道这个情况，就向我们汇报了。不言而喻，我们对美国军事上的新发明，特别是和导弹有关的一切，都很感兴趣。那是一种很小的叫作”响尾蛇“的导弹即AIM-IXL型的响尾蛇导弹，其起飞质量为84千克，射程为18公里。，但它的结构却极其复杂。

我们又有了一次了解美国技术的机会。正所谓，美国人通过中国把样品亲自给我们送上门来了。于是我们致函中国人，说我们知道他们缴获了什么什么导弹，我们想对这些导弹进行研究，从而以后可以利用美国技术为我们的共同利益服务……没有回音。过了些时候我们催问。他们再一次不答复。我们很奇怪：怎么能这样？我们把什么都给了中国：我们的机密军事技术、图样、生产工艺流程图、样品，我们直接向中国人提供装备，而他们在和蒋介石军队作战时缴获了武器却不肯给我们？莫斯科对此感到不可理解。我们摆出了百折不挠的姿态。这时他们才答复说：他们自己现在正在研究这枚导弹，因为只有这一枚，所以他们不能给我们。待到他们研究好了，便主动与我们交换情报。

我们对此不能同意。导弹技术很复杂，而中国的技术发展还没有达到能够迅速地、内行地研究这枚新型导弹的水平。我们认为自己在这方面的素养更高些，因为我们国家已经在建造这类导弹，并且这类导弹已经被用于装备了，所以我们需要美国的样品以便用来进行对比。我们当然预料到美国人可能有所创新，搞出点有趣的东西来，这些可供我军借鉴。除此之外，这种答复实际上大大刺伤了我们，使我们感受到委屈。我设想，任何人处在我们位置上都会做出与我们完全相同的反应。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什么东西都不对中国保密，我们把什么都给他们，援助设备、顾问、安装技师、工程师、设计师，像亲兄弟一样和他们分吃最后一块面包，而他们缴获了武器却不愿意交给我们！

但没有办法：武器在他们手上嘛。于是我们决定向中国人施加点压力。当时我们正在准备给他们发送中程弹道导弹生产资料，而他们也非常着急地催促我们赶快发出。我们向我们的军事顾问下达指示，让他们在谈判时表达自己的不满，并以自己的名义在私下对他们说，我们向中国提供我们的最新技术，而他们连作为战利品缴获的武器都不愿意给我们，这让我们感到委屈。顾问们应当暗示说，我们在移交导弹生产资料方面遇到了”技术性困难“，并说很可能我们无法如期交出。我们确信，这些话一定会传到那些应该听到的人们耳朵里。果然不久我们就获悉中国人同意把那枚导弹移交给我们。导弹交由我们的顾问发往莫斯科。北京方面在这里玩了一种很不明智的”保密把戏“。这个把戏当然在我们的关系上留下了某种印痕。我倒想说，这件事让我们头脑清醒了，正像那句俄罗斯谚语所说，兄弟归兄弟，钱财要分清相当于汉语中的”亲兄弟，明算账“。--译者注！

我们拿到了这枚导弹，它被送往莫斯科附近的一个科研所。我们的设计师很快就报告说这枚导弹很令人感兴趣，说我该前去参观一下。我去了那个研究所。人们向我演示了导弹的组装和拆卸。从作战部队条件下使用角度来看，这枚导弹令人极感兴趣。它很容易拆卸和组装，只消用一把扳手就可以。我们的导弹并不比它差，但工艺性不够好，组装起来较为复杂，重量也较大。就战斗性能而言，我们的导弹不比美国的逊色。但我们衡量了一下，认为美国的导弹制作更精良。我们的设计工程师就这样完全客观地做出了报告。于是我们决定开始生产这种导弹，只是做一些小小的修改。

关于这枚导弹的研究情况，设计师后来经常向我报告。我那时在军事技术方面下功夫颇多，因为军备问题很尖锐地摆在面前：我们认为我国落后于美国。必须把失去的东西补回来，主要是在导弹和导弹运载飞机方面。用军事基地把我们包围起来的敌人拥有强大的轰炸机，我们迫切需要装有空对空导弹的歼击机和地对空导弹，用以防卫。必须尽快地、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以便武装起来应对战事突发。后来人们告诉我，中国人没有把热感应自导头部的敏感元件交给我们。这种元件尺寸很小，形状像钮扣。没有它们，导弹就不成其为完整的导弹。我们再一次向中国人索求，但他们回答说全部都交了出来。我们没有再坚持。也许他们在拆装导弹时将这些零件丢失了，也许他们故意不给。后来我们的几家科研所自己解决了这个课题，不过花了许多时间才破解了技术秘密。最终人们向我报告说这个课题已经解决。

这枚导弹风波所带来的不快滞留在我们的脑海里，败坏了我们的心情。从前我们简直是用天真的目光看待我们与中国兄弟的关系。我们为能够与他们保持这种良好的交往而高兴。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了。这一下子改变了全世界的力量对比。中国就是中国嘛！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幅员辽阔的陆地大国，并且紧邻我国的边境。此时整个社会主义体系形成了边境连绵不断的统一阵营，而这是一支相当强大的力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世界阵营形成。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逐步取得胜利，日益深入人心。可就在这时发生了这种迫使我们深思的事件。我们的关系仍在友好地发展着。然而冲突也开始临近。我们的道路开始出现分歧。那个时期中国很明显地形成了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对我们先前的真挚关系产生了强烈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