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可比盐卤与豆浆

陈亮911

前一阵子，温家宝总理在访日期间，曾对中日文化界人士谈到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的“日本文化是豆浆，中国文化是盐卤”一说，以此说明两国古代文化的关系。

      中日文化交流，古代日本吸收中国文化虽然一度出现“汉风化”的风潮，但它最终是以本国文化为根干，以中国文化作为化肥，促其枝繁叶茂，最终实现“和风化”。纵观古代的三波中日文化交流，内藤湖南这句形象的话语正好论证了这种关系。

      吸收中国的物质文明

      日本在古代文化史上，最早接触的外来文化，首先是从中国或通过朝鲜半岛三国（高勾丽、新罗、百济，主要是百济国）传入的大陆文化。这是第一波。

      据《后汉书》记载：后汉光武帝赐印绶给倭奴国王的纯金印，上面刻有“汉委奴国王”几个字（“委奴”即“倭奴”）。这个纯金印于1784年在北九州博多湾附近出土。这是日本邂逅汉字之始。除此之外，日本还陆续出土了公元3世纪前后的中国产或仿制的石器、土器、陶器、青铜器、铁器、勾玉器，乃至模仿横穴式古坟和古坟壁画，留下了中日文化最初接触的痕迹。

      可以说，上古日本与中国文化交流的最初阶段，主要还是从吸收中国物质文明开始，比如学习水稻栽培技术，引进陶工、鞍工、画工、织锦工、缝衣工等，以获得大陆先进的生产技能及优秀工艺。

      日本与儒家儒籍最初邂逅，则约始于3世纪后半叶和4世纪初叶。据日本8世纪的典籍《古事记》、《日本书纪》的记载，百济国主王仁上贡《论语》十卷，朝廷在王仁献书之后，即设立“藏部”，收藏包括儒学典籍在内的汉籍官物。

      全方位仿效中国唐代

      第二波是从公元5世纪至8世纪，以传入佛教和儒学文化为主。

      据日本文献记载：公元6世纪中叶，通过百济国传入佛像、经论若干卷等。7世纪初叶日本先后派出4次遣隋使，7世纪中叶至9世纪初中叶先后派出15次遣唐使赴隋、唐，加强中日外交和文化交流，扩大了僧侣交往和大量输入佛教经典。在掀起学习和引进中国文化的高潮中，值得一提的重大事件，就是我国高僧鉴真赴日弘传唐代律宗以及传播雕刻、绘画、书法诸艺术和医药知识，还有随遣唐使入唐求法的最澄和空海回国后创建密教的天台宗和真言宗。

      公元6世纪初开始，朝鲜半岛百济国，大量输送五经博士，还有历学博士、医学博士，僧侣、采药师、乐人、画工、瓦工等赴日。他们带去了《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五经，以及佛经、历书、医学、药学和音乐、绘画等。特别是引进儒学五经之后，日本人受到了启蒙，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情日渐高涨，兴起了讲授汉籍的风潮。1998年在德岛县观音寺遗址出土的一块木简上，用隶书写有《论语?学而篇》开头部分的 “子曰学而时习之”等20多个汉字。日本考古学者研究判断，这是公元7世纪前半叶的遗物。7世纪伊始，圣德太子亲自制定的日本最早成文法典《十七条宪法》中，第一条是 “以和为贵”，第二条是“笃敬三宝”，说明当时儒佛思想在日本的影响。

      8世纪后半叶以后，日本朝廷更重视吸收中国的儒学政治理念和文化精神，倾倒于“汉风文化”。尤其是9世纪前半叶，以嵯峨天皇为中心的朝廷贵族文化进入讴歌汉风的时代，汉风文化全盛。当时上至朝廷法令、文章、仪式、典礼，下至个人的日常生活、衣食住乃至娱乐、审美情趣等，全方位仿效中国唐代的风习，出现了一股“汉风化”的风潮。

      如果说，第一波文化交流中日本主要是吸收中国的物质文明，那么第二波中日文化交流就进入以吸收精神文明为中心的新阶段。首先，借鉴隋唐的律法制度；其次，学习以佛、儒为中心的中国宗教、艺术和学问。是时，日本全面摄取中华文化精神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革新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而且是为了创造和发展自身的精神文化。日本古代文化以“和魂汉才”为主导方针，吸收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经历了近千年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和消化，从创造本国的文字假名到建构独自的“物哀”美学观，日本文化终于从“汉风化”走向“和风化”，这对于其后日本民族文化的建设，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禅宗在日本大行其道

      第三波文化交流始于公元12世纪半后叶。尤其是14世纪以后，日本主要引进产生于中国的禅学，掀起了研究中国古典、探讨宋儒朱子学的热潮。当时日本处于中世纪武士社会，因此需要贯穿“文武两道”的方略，一方面需要积极进行肉体的锻炼，其中包括练兵习武，传授兵法，比如传授中国武经的“六韬”、“三略”等；一方面需要加强精神文化的教养，比如，主从关系、以身殉死等，这样就需要进一步引进中国宋代儒学，主要是朱子学的道德课目和宋代禅宗“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简便易行的悟道路径。日本文化史将传入的宋儒学和宋禅宗，称作新儒学和新佛教。

      于是，以宋儒学、宋禅宗为主体的文化，成为维持武士社会文化的原动力。这就是所谓“禅入儒中”。禅宗文化的普及与宋儒学的兴隆，为17-18世纪日本近世武士道文化的形成、著名的武士修养书《叶隐闻书》的问世，打下了初步的基础，成为日本文化传统和日本人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禅宗文化“和风化”成为武家文化的基本理念。不仅如此，禅法的悟道精神，其影响还渗透至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代表性的是，产生了以禅文化精神为内核的水墨山水画、枯山水庭园、草庵式茶道、风雅的俳句，乃至完成了象征的“空寂、闲寂”的审美学，创造了一个时代的日本新文化、新文学艺术。（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员）

      海外视点：中国文化长期浸润着日本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于1919年在研究日本上古的状态时，就当时日本学界某些人对国史的研究，忽视与周边国家的文化联系并坚持“本国中心主义”提出了批评。他在列举大量文献记录和考古发现后写道：“特别是在美浓发现了王莽镜，在丹后、筑后等第又发现了王莽货泉，由此可见中国文化从朝鲜南部通过对马壹歧，由九州北部进入濑户，或靠四国南方的海流到达纪伊，再通过山阴到达越前地方。总之，通过那些港湾逐渐进入内地……到处都有中国文化的痕迹。”因此，内藤湖南的结论是：“在形成统一国家之前，日本在文化上已经多少显出独立的形迹”，但同时不能忽视“中国文化长期浸润着日本”，“促使日本的发达，是因为长期凭借中国文化的感化，适时成立了国家”。 (本文来源：国际在线 )  

      我中有你：日本法规，中国近代立法的蓝本

       如果说，古代的三波中日文化交流，是以日本引进和借鉴中国文化为主，那么进入近代以来，掀起新的一波中日文化交流则相反，是以中国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化为主，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领域：

      第一，在政治文化层面上，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政治文化，以图变法自强。当时许多重要政治人物，从清末以来的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黄兴，再到陈独秀、李大钊等，都到过日本，或留学或工作，或被迫流亡，他们通过日本，学习西学之法，以图中国富强。

      20世纪初，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出现了留日热潮，当时留日学生之众，不亚于今天的留美潮。国人通过日本学习西方变法图强的经验，并以日本为中介，接受西方各种政治哲学新思潮。当时，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集结了一大批反清中坚力量，于1905年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参加者90%以上都是留日学生。他们为辛亥革命，为推翻清王朝、成立中华民国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二，在科技经济文化层面上，正如梁启超主张学习日本，“以政学为主，而次之以艺学”。这里所谓“艺”，就是技术，即日本人所说的“东洋道德西洋艺”。也就是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的科技文明，或直接学习日本的科技文明和经营管理。从近代到当代，从单一途径到多途径。当代我国经历了30年闭关锁国的痛苦教训，改革开放以后，更进一步重视学习和借鉴日本现代化的经验。

      第三，在人文哲学社会科学方面，近代中国接受西方新的人文思想，以及西方自由民主诸概念，主要是经过日本传入的。当时从事自然科学的人自不用说，就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人，大都东渡扶桑，进行近代文化的求索。他们回国时，带回不少近代的新文化书籍。根据一些学者统计，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中期，中国翻译的日文著作共达2700多部，在引进近代西方新思想的同时，也引进许多新词儿，大大地丰富了现代汉语的新词汇。比如共和、主义、民主、科学、美学、干部、进化、辩证法等等。更值得一提的是，1907年翻译并由当时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译日本法规大全》全81册，这部大全，是集明治时代中期至1905年制定的日本成文法的大成，是日本从封建社会向近代化社会定型的立法成果，它成为中国近代立法的蓝本。

      这段时期，中国还通过日本引进了近代西方文学的各种主要形态，引进了话剧这个新的戏剧形态。鲁迅、郭沫若、周作人、郁达夫、周扬、夏衍、田汉、欧阳予倩等许多作家、评论家、戏剧家，都有留日接受新文艺洗礼的经历，推动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新文艺的发展。其时，日本接受西方文学思潮影响的各种文学流派，从近代的写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新思潮派、白桦派，到现代的新感觉派、无产阶级文学派，都有大量作品翻译介绍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