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康乾盛世的奥秘

文卓

何为康乾盛世？清朝士人的精神世界怎样？11月19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杨念群教授走进贵阳国学大讲堂，解读“康乾盛世”形成的奥秘，以及“大一统”之下知识分子的个体存在。


刻着皇权烙印的康乾盛世与清朝士人精神世界

在讲座中，杨念群教授以“清朝统治合法性的建立”为切入口，辨析了“康乾盛世”形成的原因，以及与历史上其他盛世之间的不同之处。他认为，“康乾盛世”在政令、文化等各方面真正实现了“大一统”，但这一局面是以传统士人精神世界的崩塌为代价形成的，因而无处不深刻着皇权的烙印。

历史上唯一真正实现了“大一统”的盛世

在杨念群教授看来，“大一统”是历朝政治家潜心追求的目标，而以往政权都没有真正实现“统一”。至于原因，一是权力分配不够集中：朋党、外戚、宦官、权臣、地方割据政权不时威胁着皇权的统治地位。但清朝通过高度的中央集权，做到了政令出于王者，完成了对疆域的广泛拓展和完整控制。

二是文化政策的不统一：尽管汉代就提倡“独尊儒术”，但儒家长期以来并没有转化为实际的统治的政策，而是不断与其他思潮争夺文化统治权。更何况，很长时间内儒家作为一种主导的管理方式并未能够深入到民间。南宋年间，由于大儒朱熹的倡导，立庙、祭拜祖先的特权由皇家下移到民间，私人立庙、撰写族谱，设族长、族规的风气大盛，宗族势力在民间发展起来了。借助这一势力，儒家在宋明以后才逐渐深入到底层社会。清朝统治者不遗余力地推行儒家思想，特别是扶持宗族势力的拓展，通过对宗族的控制完成了文化政策的统一。

历朝各种政治弊端基本得以避免的盛世

乾隆帝在70岁时曾写《古稀说》，宣称本朝避免了各朝难以避免的政治弊端，包括“强藩”、“外患”、“权臣”、“朋党”、“外戚”、“女宠”、“宦官”、“奸臣”。杨念群教授认为，除了晚年“和珅案”，乾隆的这个论断大致是可以成立的。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秦汉以来的朝代，多是皇帝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共同治理国家，也就是“皇帝-宰相(丞相)制”。这一制度运行1500年后，被明太祖朱元璋给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内阁制”，由一帮大臣共享相权。等到康熙时，他感到天下如此之大，怎么能知道真实的民情政风呢？于是，康熙开始让地方臣子打秘密小报告，内容除了当事臣子和皇帝之外，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君臣之间你来我往，把事情都商量好了才交给内阁奏议、照办。这样，内阁的权力不断边缘化，最后只能管一些边边角角的小事，皇帝得以完全把控权力。这就是密折奏报制度。

随着“宰相-内阁制”向“密折-军机处”体制的转变，康乾盛世的中央集权达到顶峰。

猜疑心重的雍正为维护统治，还创造了一个机制：秘密立储制。生前写好接班人的圣旨，秘密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又复写一件副本随身携带，群臣都不知道这事。雍正猝死后，亲信重臣找出皇帝随身携带的密旨，和匾额后的圣旨核对。这样，弘历毫无争议的成为了乾隆帝。

此外，清朝采取了“因俗而治”，即“一国多制”的边疆政策，还打破了“夷夏之辩”对少数民族歧视的传统价值观。既有效解决了边防问题，也最终取得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传统士人精神世界近乎崩塌的盛世

满清以“夷族”入主中原，面临着统治合法性的问题。事实上，明朝遗民以各种方式反抗清王朝统治。杨念群教授举例说：在诗歌、书法、绘画上，经常以“残山剩水”的意境入画入诗，书法上故意少写一笔——以示家破人亡。这意味着，清政府的合法性遭遇到掌握着“道统”的士人、尤其是江南士林的反抗。

杨念群说，为解决这一问题，康、雍、乾三朝采取了软硬两手。

硬的一手就是大兴文字狱。在历史写作、个人言论上有很多的禁忌，稍有不慎就因言获罪，《四库全书》总编撰纪晓岚都不能幸免。因此，很多士人不敢有个性化的表达，明代还有很多自述，心情，对道、义理的了解，到了清朝则变成了年谱，就是流水账。

软的一手：在皇帝亲自安排干预下，启动大型文化工程，将私人书写转换为国家工程，从而把对历史的判断标准集中到皇家手中。各种编纂工程启动后，官修书籍达170多种，最为著名的是《古籍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各种农书、医书、植物学等冷门学科的书籍也得以整理，史学和典章制度的编纂达到高峰。

在国家编书过程中，征书成了禁书的幌子，很多对清朝统治不利的历史文献被销毁；同时，鼓励窜改历史，以示政治正确；不停敦促地方上报禁书，从而培养了地方官僚控制舆论的嗅觉，地方官僚为迎合上意，甚至不惜故意制造冤假错案。

杨念群教授总介绍说，所有的文化工程，在清朝的框架下，都是政治的表达，而非一个单纯的文化现象。软硬两手这样一来，皇权意志渗透到士人的精神世界里，少有士人守护着“道统、良知、批判”的传统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