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蒋介石死亡之谜 宋美龄给丈夫下了"催命符"

步天涵谷

蒋介石初期卧病时，宋美龄急切期待蒋介石能早日恢复健康，尽快到“总统府”销假上班。到了1972年9月以后，宋美龄更希望借助物理治疗方法，达成让蒋介石康复的目标，并且能“早一点恢复上班”。

宋美龄交代由孔二小姐负责主持的台北天母“振兴复健中心”，延请一位从美国医院退休的医师，到官邸专门为蒋介石进行物理复健疗程。同时，“振兴复健中心”还有复健技术员，为蒋介石作全身按摩，活动四肢各个关节。

复健课程的场地，就在士林官邸大客厅靠壁炉附近的空间。“振兴复健中心”派了复健医师、复健技术员，医疗小组的医师、护士、侍从副官等人在旁服侍。宋美龄也总是在场旁观复健，不断鼓励蒋介石多走几步。大病初愈，蒋介石的四肢关节和肌肉萎缩情况虽然不算严重，却相当程度地影响行走活动，蒋介石虽然勉力为之，巍巍颤颤，战战兢兢，最多也只能走几十步。

除了走路训练，因为右手萎缩得厉害，病中已无法以右手写毛笔字，更遑论批示公文了。宋美龄强迫蒋介石用左手练写毛笔字，希望他日后能用左手写字办公。

复健工作持续了好几天，蒋介石毕竟是军人出身，意志坚定，毅力惊人，从复健之初，在有人扶持之下，行走数十步，到稍后可以到户外作短距离散步，观赏园中花木景致。在稳定中见到身体情况一天天进步，宋美龄认为蒋介石复元情况理想，竟然想揠苗助长，恢复病前每天下午坐车兜风散步的老规矩。宋美龄这项举动，却引起医疗小组一阵紧张，没人敢拍胸脯保证，在座车兜风的过程中，不会发生致命的突发事故。

强行兜风，“御医”冷汗直流

从1972年7月以来，蒋介石卧病期间，身上插满了各种医疗用的管子，氧气管、胃管(自行进食后拆除)、点滴管子、抽痰管，以及四五条心电图线路，医师时时刻刻都要监测蒋介石心脏搏动状况。复健期间，作物理治疗，蒋介石必须拔除这些管线下床活动，但毕竟脱离仪器监控的时间不长，顶多半个小时，又会回病床躺下，重新插上这些管线。何况散步地点不出官邸或病房周边，近在咫尺，纵令有紧急情况，医护人员亦可随时应变，风险不大。

可是，若是搭着“总统”座车到郊区兜风，脱离了官邸和病房的各种医疗器材的监控范围，万一蒋介石的心脏负荷不了，或者发生紧急情事，谁都负不起这责任。无奈宋美龄坚持要蒋介石一块儿去兜风，医疗小组只好奉命行事，请“三军总医院”调来一部最新式的救护车，配属一组医护人员，坐在救护车上待命，车上齐备全新的医疗急救器材，紧跟在“总统”座车的后头，亦步亦趋，全程一路尾随。

那天是蒋介石病后第一回坐车兜风，久未出门的蒋介石心情格外兴奋，宋美龄也好久没有外出，能再次和蒋介石夫妻同行出游，显得十分开心，交代侍卫长，今天可以开远些，就往高速公路方向开吧。

台湾的“十项工程建设”，是蒋介石亲自批准计划并全力推动的，中山高速公路正是“十项工程建设”相当重要的一环。是时，中山高速公路只有北部部分路段完工，而且尚未开放通车。蒋介石车队是第一批开上中山高速公路的车辆，新建的公路，路面修得非常平整，行驶平稳舒适。座车一路从台北，直奔桃园龙潭；沿途风景秀丽，令人心旷神怡，蒋介石凝视车窗外景致，思及“十项工程建设”已有初步成果，而这两年卧病在床，不能亲身与闻国政，深觉既欣慰又感慨。

车队到了龙潭，已到当时高速公路通车路段尽头，医疗小组人员考虑到蒋介石恐怕太累，马上调转头返回士林官邸。

一趟兜风行程不到一小时，已经让整个医疗小组的“御医”们，捏了好几把冷汗，生怕稍有闪失，蒋介石的心脏要是在路上出了一点状况，谁都没有把握能不能救回来。直到“总统”座车和车队安返士林官邸，“御医”们心里那颗大石头才放下来。

蒋介石重病兜风，固然让医护人员紧张不已，但从宋美龄的立场而言，要蒋介石外出散心，也是一种促进蒋介石康复进度、早日过正常人生活的一种手段。

宋美龄除了想尽办法，希望蒋介石尽早康复，尽早恢复上班，宋美龄也思虑到另一个事涉观瞻的问题。蒋介石久未公开露面，特别是庆典场合，总是不见“总统”主持，而由严家淦“副总统”代表，难免留给外间种种揣测的空间，是不是蒋介石已经一病不起，甚至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在蒋夫人深思苦虑之下，“政策性”地安排了几次公开场合，让蒋介石出现在电视镜头或是摄影镜头面前，借此昭告天下，蒋介石还十分健朗地活着，外界的谣传，纯属无稽，不攻自破。

为此，宋美龄一共为蒋介石安排了三次公开露面场合，还有一次秘密露面场合。这些露面场合分别是：孙子蒋孝勇结婚后偕同新婚妻子方智怡，到“荣总”第六病房和蒋介石、宋美龄合照；孙子蒋孝武婚后生了儿子友松，特地抱到病房，让蒋介石享受含饴弄孙之福；国民党全会主席团在中山楼晋见蒋介石；而秘密会面场合，则是和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马康卫晤面。

美国“颠覆大使”刺探老蒋病情

和马康卫的会面，时间点应是1974年的秋冬之交。之前，美国方面曾经多次向台湾当局“外交部”反映，马康卫“大使”希望在卸职之前，能和蒋介石会面晤谈。马康卫大使人称“颠覆大使”，凑巧的是，许多他驻在国家，在他出使期间，都发生了离奇的政变事件。1970年，蒋经国以“行政院”“副院长”身份访问美国，险些被“台独”分子黄文雄等两名歹徒刺杀，事后亦有传媒臆测和马康卫“有关系”。

蒋、马最后会晤，安排在士林官邸大客厅，蒋介石当天的精神状况良好，体能也不错。马康卫进入官邸大客厅，和蒋介石、宋美龄握手客套寒暄。蒋因为腿部肌肉萎缩，只能坐在椅子上和马康卫握手，为免失礼，有关人员曾经事先告知马康卫，蒋介石腿部肌肉不能随意坐立，故只能坐着和马康卫握手，宋美龄也一旁致意说明，马康卫表示他毫不介意，并礼貌性地表达他对“总统”阁下健康的关切。晤谈过程，全部由宋美龄担任翻译。当天会晤时，蒋介石除了开头讲了几句话，之后几乎全由宋美龄和马康卫交谈，蒋介石只是一旁微笑点头。

马康卫见蒋，有两大目的，其一是向蒋介石表达感谢之意，因为，他即将在第二年春天结束出使任务，返回白宫复命；其二，马康卫显然是要借着这次会晤，亲自探知蒋介石的健康状况，向美国当局作第一手的简报。

马康卫是美国驻台湾当局历任“大使”中，任期最久的一位，在他任期的最后阶段，美国和台湾当局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转变。首先，被蒋介石、宋美龄夫妇视为“义子”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21日秘密访问北京，为美中关系破冰，鸣第一枪。尼克松此举，曾引起台湾当局内部强烈震撼，无异于台湾五雷轰顶之打击。蒋介石一度把这项“外交”失利，归咎于台湾当局“外交”人员的办事不力，甚至归咎于孔令侃受台湾当局委托，转赠尼克松选举团队政治献金，没有发挥既定效果。

1972年1~2月间，孔令侃兼程返回台湾，由宋美龄代其争取“行政院长”职位，遭蒋介石峻拒。尼克松对台湾当局态度丕变，突然秘密造访北京，蒋介石盛怒之下，更迁怒孔令侃没有做好对美工作，怎么可能再授他以更高权柄？更何况，在此之前，1971年10月间，因美国政府未尽全力支持，台湾当局黯然退出联合国；而早先孔令侃曾信誓旦旦，能做好美国关系。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一败涂地，蒋介石对其“外交”系统深表不满，也影响蒋介石对孔令侃之观感。

从1972年9月到1974年12月1日之间，蒋介石固然仍在病中，但病况大致仍在医疗小组可以控制的范围内，换言之，蒋介石健康情况仍在相对稳定的阶段。这个阶段当中，官方的《蒋介石治疗报告》叙述的治疗情形，也大致还符合实情，并无过分粉饰情事。

在提及1973年12月22日，蒋介石出院回士林官邸，以至1974年12月1日之前，这近一年之间，蒋介石身体情形，《蒋介石治疗报告》记载：“蒋介石返回士林官邸后，心情极为愉快，食欲增加，体重亦随之增加至110磅左右，每日在官邸庭园中游览数次。在返回士林官邸休养的一年之间，每日仍接受物理治疗……但蒋介石之慢性摄护腺炎仍不时发作，每次仍赖服用各种抗生素药剂始能控制，因血管硬化所造成之心脏肥大，虽经休养及医治，偶仍有心律不规则发作。”

但是，官方版的《蒋介石治疗报告》记载中谈及1973年12月22日至1974年12月1日治疗情况时，若干关键字句，隐隐约约地间接透露了日后在医疗决策上，出现重大问题的伏笔。在这一阶段的《蒋介石治疗报告》中指出：“医疗小组因感蒋介石之慢性摄护腺炎时发时愈，此对蒋介石之健康有极不良影响，又蒋介石之血管硬化及心脏肥大症，亦可随时产生并发症，因此曾邀请国内外泌尿、心脏等科专家会诊，几经商讨后，咸认为不宜施用过激之治疗方法，只有增加营养，增进体力，随时施用药剂，控制发炎等保守疗法。”

这段记载中所谓：“曾邀请国内外泌尿、心脏等科专家会诊，几经商讨后，咸认为不宜施用过激之治疗方法”，除非是明了蒋介石晚年医疗过程实况的“御医”，此外，没有人会意识到上述《蒋介石治疗报告》这段文字，正是攸关蒋介石生死之谜的关键字句。

1974年12月1日，成为蒋氏身体状况的分水岭

事情的来龙去脉到底如何呢？且听娓娓道来。

蒋介石神智清楚尚能视事时，有关岛内事务，无论巨细，僚属们总要问过蒋介石的意思之后，方能拍板过关。官邸事务，蒋介石向来尊重宋美龄，鲜少过问。至于政务，蒋介石向例不允许宋美龄插手，惟独对美“外交”事务例外，蒋介石相当尊重宋美龄的意见。等蒋介石卧病在床，医疗事务则由宋美龄一把抓。当上了“行政院长”的蒋经国，尽管接掌了大多数的政务，士林官邸内的事务绝不轻易碰触，更不敢过问宋美龄的决议。

蒋介石卧病昏迷期间，官邸重要事务惟宋美龄马首是瞻。宋美龄宠信外甥女孔令伟，溺爱有加，孔二小姐和孔令侃并称为宋美龄的两大金童，孔令伟地位如同宋美龄亲生女儿。官邸人当面称她“孔总经理”，背地里称她“孔老二”或“孔二小姐”。此人天赋异秉，鬼灵精怪，上知天文，下识地理，似乎什么都懂，颇有点小聪明，又老爱做怪。孔二小姐的外行硬充内行，难免捅出许多纰漏来，宋美龄非但从不追究，而且深信不疑，溺爱有加。

孔令伟每出馊主意，宋美龄深信不疑，动辄铸成难以挽救的错误决策。

1974年11月间，根据历次肺部X光摄影显示，蒋介石肺部积水仍然未见改善，但是，蒋介石病情既未见恶化，也未因肺积水感觉任何不适。当时医疗小组的说法，截至1974年12月1日以前，蒋介石已从“荣民总医院”搬回士林官邸，蒋介石心情极为愉快，食欲也不错，体重也随之增加到一百一十磅左右，每天都会在官邸的花园里散步好几趟。加上每天接受物理治疗，蒋介石肢体体能颇有进步，不但行动较为敏捷，而且还进步到能自行梳洗、洗澡的地步。这证明直到1974年的12月1日以前，蒋介石的健康状况有显著起色。

而 《蒋介石治疗报告》 也巧妙地以1974年12月1日，作为蒋介石身体状况的分水岭。

医疗小组分析，蒋介石肺部积水的肇因，是心脏功能较差而引起。左右肺叶有三分之二浸泡在积水里(浸润现象)，医疗小组拿不出更好办法，肺积水一时之间不易改善。医疗小组认为，肺部积水问题，短时间里不致威胁蒋介石性命，惟一麻烦的，因只剩下三分之一的肺脏正常运作，势必二十四小时插上氧气管。尽管肺部有浸润问题，身体及生命现象均称稳定。医疗小组主张暂时按兵不动，不宜贸然抽取肺部积水，以免节外生枝。此即《蒋介石治疗报告》 中所谓“咸认为不宜施用过激之治疗方法，只有增加营养，增进体力，随时施用药剂，控制发炎等保守疗法。”

此时，号称士林官邸“医疗总顾问”的孔二小姐，却向宋美龄鼓动，声称她和哥哥孔令侃在美国找到了一位世界名医，又是一个洋华佗，可以抽出蒋介石的肺部积水，让蒋介石身体快速复原。宋美龄听孔令伟把这洋医师说得如此神奇，大感兴趣，如果蒋介石能迅速康复，即刻上班，“第一夫人”的权力方得确保。当下命令孔令侃、孔令伟兄妹赶紧把这位旷世名医请来台湾。

孔二赤脚顾问，越洋礼聘“华佗”

1974年11月底，孔氏兄妹把这位美国名医千里迢迢从美国请到台湾。这位名医是美国某知名大学外科主任兼教授哈医师。哈医师风尘仆仆刚到士林官邸，宋美龄待他宠若上宾，和他促膝长谈。宋美龄一相情愿地认为，与君一席谈，胜过医疗小组三年的病榻旁苦心照顾。

哈医师看过蒋介石一长串病历表之后，提出他的一套理论，他认为，应该在蒋介石病情尚称稳定的此刻，赶紧施行肺部积水抽出手术，以便做进一步的治疗，如此一来，才有康复希望。

宋美龄一听，康复有望，焉有不喜出望外者。所谓“久病床前无孝子”，丈夫久病卧床，作太太的焉能不心浮气躁？宋美龄急望蒋介石赶快痊愈，甚至明天就复行视事，重掌权柄，使得“总统”的权力光环能普照夫人。

但是，蒋介石的医疗小组成员，认为抽肺积水是一种“过激之治疗方法”，对治疗只会适得其反，使病人发生不可预测的危急后果。医疗小组的“御医”们没有人赞同哈医师的见解。医疗小组只和哈医师开了一次会，中国医师们不但提出反对意见，期期以为不可，私底下尤其议论纷纷；可是哈医师依旧坚持他的专业判断，认为抽出肺部积水是蒋介石康复的惟一机会。

医疗小组在王师揆医师领衔之下，力持反对之议。医疗小组成员甚至打了一个比方，说明他们的主张：蒋介石肺部积水中的病菌，就好像是一群盗匪，眼下全都集中在肺部，好比盗匪全躲在土匪窝里，医生们天天给蒋介石注射消炎药剂(各种新式抗生素)，一如官兵围剿盗匪。医疗小组提出警告，把肺部积水抽出，这套理论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在实际操作穿刺抽水过程中，无法控制细菌不扩散，稍一不留意，很容易因此造成严重的感染，恶化病情。这就好比官兵把强盗赶出了土匪窝，使盗匪四处奔窜，为患更烈，病况恐怕再也难以挽救与控制。

步天涵谷

远来和尚会念经，十年“御医”不如一朝洋医

医疗小组成员认为，他们长期照顾蒋介石病情，非常清楚他的体质和病史，现有的治疗方法固然不能很快让蒋介石痊愈，但持续善加保养，尚可维持病情稳定一段时期。如果一旦使用过于急切的治疗方法，恐怕欲益反损，得不偿失。这也正是《蒋介石治疗报告》中强调“咸认为不施用药剂，控制发炎等保守疗法”的主因。

心心念念认为“远来和尚会念经”的宋美龄，对医疗小组提出的反对意见，完全不当一回事看待，仍执意要听从洋医师的意见，作背部穿刺手术抽取肺脏积水。医疗小组的医师们担忧，宋美龄如果尽信洋医师，怀疑且推翻医疗小组原本稳健而安全的治疗方法，势必造成难以挽救的后果。

宋美龄践踏医师专业，“御医”找蒋经国评理

医疗小组的医师本于专业职责，和对蒋家的一片忠心，苦口婆心，仍然拗不过一意孤行的宋美龄。这群台湾的“御医”们，迫于无奈，只有私下跑去见蒋经国，要蒋经国帮忙劝阻宋美龄独断独行。医生们衷心表示，美国医师并不清楚蒋介石的病史，而且中国人的体质、体型比较纤细，明显和白种人不同，如果美国医师光是凭着阅读蒋介石的书面病历资料，骤下诊断并进行肺部穿刺手术，是相当危险的。医疗小组也一再向蒋经国抱怨，宋美龄屡屡偏听孔二小姐的非专业意见，洋大夫又执意要抽取蒋介石肺部积水，万一有个闪失，恐将严重危及蒋介石健康与生命安全。

蒋经国乍听之下，也大吃一惊。心想孔令伟又在搞什么花样，她闯的祸事还不够多吗？万一真给医疗小组不幸言中，让那个洋医生骤然抽肺部积水，抽出了毛病，蒋介石有个三长两短，谁负责任呢？

蒋经国当即答应去找宋美龄“敬禀”、劝告。哪知道蒋经国不去还好，去了士林公馆，老太太一顿好比连珠炮地抱怨，迎面而来。宋美龄告诉蒋经国，她完全是希望蒋介石的身体能赶紧好起来，最好过完圣诞节和阳历新年，就能恢复正常上班，处理当局事务。这个美国医生，是孔家好不容易从美国以重金礼聘来台湾的，在美国，哈医师可是大大有名的外科权威医师，在美国的手术行程已经排到明年了，这次费尽唇舌请他破例从美国飞来台湾，到国外“出诊”，费用高得吓人哪！孔家预付了好多美金，动了好多唇舌，才请动哈医师的啊！

赞扬完哈医师的医药专业，宋美龄开始数落蒋介石身边的医疗小组：“经国，你自己回想一下，从‘民国’六十一年(1972年)到今朝，搞了两年多了，先生的病时好时坏，他们医疗小组的确很辛苦，但是先生仍未恢复健康却是事实，那为什么不试试看哈医师的抽积水手术呢？哈医师给我作的简报，十分专业，我们的医疗小组就该学习他的专业，要服气人家，更要尊重哈医师的专业，不要动不动就质疑人家。”

宋美龄扬起嘴角，很笃定地说着：“经国，我看就这样子，哈医师只能在台湾几天工夫，我马上就要召集医疗小组和哈医师一起开会，经国，你也一同来参加，等你听过哈医师的意思，就明白我的苦心。经国啊！我同你一样，也希望你阿爹早一点好起来，我们医疗小组太过保守了，要靠他们治病，不知要拖到几时啊！”

蒋经国无能为力，宋美龄强渡关山

1974年12月1日(恰逢礼拜天)中午，宋美龄召集全体医疗小组，加上哈医师和蒋经国，一起开会的人将近20人，在士林公馆的大客厅开会。会议首先由宋美龄讲了一段洋文客套话，赞美了哈医师一番，宋美龄发言大意是说哈医师来一趟台湾不容易，他在美国的行程都排满了，在台湾停留的时间有限，马上又要赶回美国，蒋介石的病情紧急，医疗小组要多听哈医师博士的专业意见，争取时间，为恢复蒋介石的健康共同努力。

接着，宋美龄让哈医师发言，以洋人的身材而言，哈医师的个子不高，讲话时面无表情，只顾重新讲解一遍他的抽积水理论，哈医师讲英文的速度不快，可是他谈话的内容一大半部是医学名词，以蒋经国的英文能力，普通谈话闲话家常还行，遇到讲些比较抽象或是稍微专业一点的话题，他就仿佛丈二和尚，完全摸不着边了。因为他完全听不懂哈医师讲的医药专业术语，根本无从判断眼前这位洋医生究竟高明到什么地步，更难以分辨做背部穿刺抽肺脏积水存在什么风险。

哈医师讲完话，会场一片沉寂，没人敢发言顶撞，或者发表不同的意见。宋美龄很清楚，在场的中国医师没有人会赞成肺部穿刺手术。她马上发言补充，她夹杂着一半洋文一半上海话说，哈医师讲得很有道理，不抽出积水，任由蒋介石的肺脏恶化下去，身体怎么可能变好。这积水里边肯定都是一些很毒的细菌，不把它们赶出身体，先生怎么可能好得起来？现在，蒋介石的肺叶有三分之二泡在这毒水里，每天靠氧气输管过日子，再不想办法把细菌抽出来，有再好的药也不成。

宋美龄一边替哈医师助讲，眼神往会议桌边每个人脸上一扫而过。当宋美龄掉转她的眼神的瞬间，医疗小组几位“御医”不约而同地看着蒋经国，他们深切地期盼蒋经国能在此时发言，及时制止宋美龄一面倒的意见。只要能及时帮蒋介石避开一场性命豪赌，哪怕是出言不逊，“御医”们也愿意冒死直谏，但是，关键必须由蒋经国先开口，他只须在会议桌上讲一句话：“是不是请医疗小组的医师们发表意见。”只要蒋经国发第一枪，他们就会同声响应。

就在这几秒钟时间，宋美龄眼神梭巡会议桌一圈之后，回过头来问蒋经国：“经国，你有什么意见？”蒋经国已经被哈医师一大套英文医学名词，搞得如坠五里雾中，完全无从判断哈医师是不是真能救自己阿爹一命，蒋经国明白宋美龄早已心有定见，自己根本无从在专业上反驳哈医师什么，他只好回说，一切请母亲决定吧！

听完蒋经国这句“一切请母亲决定吧”，医疗小组明白一切已经没有指望，连蒋经国都无条件投降了，他们只能坐着待最坏的情况发生了。

宋美龄以半洋文半上海话高声说，“我认为外国医生的意见很好，既然经国也没有意见，我们就决定请哈医师博士为总统施行肺部手术吧！”

老太太明明知道医疗小组并不认同哈医师的“高见”，却完全不给他们讲话的机会，在宋美龄强势作为之下，她强制性作出了会议的最后结论。会议结束之后，医疗小组成员个个心灰意冷，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蒋经国怕宋美龄怕到这种程度，抽肺脏积水，可不是闹着玩的。在20世纪70年代，这种手术在台湾很少对80岁以上的老人施行，更何况蒋介石曾经一度昏迷，心脏机能又是如此脆弱，医疗小组的医师们个个摇头叹息。

“国危思良相，病笃思良医。”这群蒋介石的“御医”们，想起蒋介石1972年第一次昏迷前夕，蒋介石的医疗小组特地派了卢光舜大夫，到美国敦请华裔心脏名医余南庚博士。

余博士早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通过庚子赔款奖学金留学考试，出国深造。毕业后任职于美国纽约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心脏科，不久便成为科主任。他生长于中国备受帝国主义者欺凌的时代，深切体会到这一代中国人负有振兴华夏的重责大任，余博士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良医救人的使命感。卢光舜医师远涉重洋，到美国找到余博士，当面说明蒋介石病情危在旦夕，希望能延聘余博士到台湾为蒋介石治病，余博士当下答应接受这项任务，放下手边的医疗工作，远涉重洋，专程从美国赶到台湾。

从此，余博士经常往返美国、台湾两地，到台湾，短则停留几个礼拜，长则停留好几个月。每天一大早，“总统府”派车到余博士下榻的圆山饭店，载他上“荣民总医院”“总统病房”。一天工作时间总是超过十几个小时，为了照顾蒋介石病情，他日以继夜，无怨无悔，拿的酬劳也不过是工作范围的应有报酬，从未借机勒索敲竹杠。

医疗小组成员大家心里有数，余南庚是咱们中国人，他为蒋介石治病，是基于一份民族意识，不是为金钱。但是，哈医师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据说，宋美龄透过美国的孔家，花了好多钱，才把他礼聘到台湾，为蒋介石开刀。哈医师毕竟是外国人，你们的“总统”生死存亡，干他何事？所以，他只管给专业意见，只管动手术刀，台湾当局付钱埋单，开完刀，哈医师拿钱走人，不会像余南庚带着任何一丝丝感情的。

余南庚博士的民族情操和专业知识，赢得了蒋介石医疗小组医师们的一致激赏与认同。在医疗小组成员的心目中，余南庚的水准和德性，和别人相比，简直是天差地别。对余南庚博士，蒋介石的医疗小组成员人人心悦诚服，但是，对这个哈医师，医疗小组成员打心眼里难以服气。

为了配合哈医师匆促的行程，宋美龄主持开会的当天下午，就由洋医生在士林官邸动手术。

肺部穿刺手术不过是一项小规模的手术，不必动用手术刀划破皮肉，所以，手术不必大费周章搬到无菌室中进行。1974年年底乃至1975年年初的蒋介石，由于长期卧病和衰老等因素，他的体能状况已经十分羸弱，蒋介石的体重大幅减轻，外表也显得既苍老又衰弱，甚至连身体有些部位的痛感，都几乎丧失了。

据亲眼目睹手术进行的人士指出，那天的手术并未施行麻醉。哈医师手持一管50CC的长针筒，请副官和护士协助将原本仰卧在床上的蒋介石，翻转身体成侧躺姿势，哈医师即用那管长针筒，从背部刺进蒋介石的肺脏，再把针筒向外抽拉，从蒋介石肺部抽出好几针筒的脓血液体。

施行手术当天，宋美龄怕见血，不敢在床边看，蒋经国另有政务，到“行政院”办公去了，医疗小组的医师们，则在一旁冷眼观察。

哈医师国外出诊的时限已经届满，施行完手术不久，他随即收拾行囊搭机离台，哈医师搭的飞机刚起飞，士林官邸那群中国医师们的苦差事才刚要开始。手术完毕之后，当天夜里，医疗小组早先示警的预言终于成真。

手术之后，蒋介石的病情立刻完全失控。当天夜里，蒋介石体温急剧拉高，高烧飙升到41℃，医疗小组急得手忙脚乱，士林官邸内气氛空前凝肃，原本拍板决定施行肺部刺穿手术的宋美龄，也慌了手脚，至于那位洋华佗，已经收了巨额的诊疗开刀费，搭乘飞机飞往新大陆途中。

治疗报告为宋美龄错误决策粉饰太平

由于肺部穿刺的决定者是宋美龄本人，因而没有任何人胆敢针对这一误诊事件，追究医疗责任。不论是哈医师或是医疗小组的“御医”们，尽管意见南辕北辙，但基本上都是提供专业意见，没有最后决定权。既然当儿子的蒋经国又无异议，蒋介石的配偶宋美龄自然成为最后仲裁者。她不听从医疗小组中国医师的专业意见，执意听从哈医师的意见作穿刺手术。手术之后，却又发生蒋介石病情告急、高烧不退的紧急情势，医疗小组的各位医生们心想，果然不幸言中。“御医”们固然心知肚明，蒋介石病情突然失控，和宋美龄决定抽肺积水有绝对的因果关联，但又有谁敢去追究宋美龄的错误决策呢？

但是，真正离谱的事情，发生在后头。当蒋介石过世之后，医疗小组基于为“尊者讳”的心态，《蒋介石治疗报告》竟故意略去肺部穿刺手术一节，而且捏造了别的病由，刻意掩盖并抹杀事实。《蒋介石治疗报告》记载1974年年底的治疗经过时，声称：“民国六十三年岁末，台湾发生流行性感冒，蒋介石亦受到感染，医疗小组当即建议蒋介石应多作休养。十二月一日午间，蒋介石突发高烧，经检查后，发现蒋介石之肺左上叶及右下叶肺炎复发，两胸膜腔且皆有积水，细菌培养证实肺炎为一种抗药性之革兰阴性杆菌所造成。”

宋美龄延请美国医师为蒋介石做肺部穿刺手术，造成严重的手术后遗症，官方版《蒋介石治疗报告》竟搪塞为：“民国六十三年岁末，台湾发生流行性感冒，蒋介石亦受到感染。”

据一位医疗小组医护人员表示，1974年年底台湾并未发生严重流行性感冒，即使有季节性的流行性感冒，高峰期也是在每年秋季，不会拖延到12月才被传染流感。况且，在医疗小组层层把关、过滤之下，蒋介石周围基本上处于半无菌状态，任何随员一旦有感冒征兆，马上就会被隔绝在外围，不准进入蒋介石的生活空间四周。

从时空环境而言，晚年的蒋介石几乎“很难”传染流感。官方版《蒋介石治疗报告》明显在为宋美龄作出肺部穿刺的错误决策，作擦脂抹粉的掩饰动作。

蒋介石突发高烧，群医惊惶之余，只有投以“大量之抗生素”并采取“其他支持疗法”，70年代，尚无类固醇或强效抗生素可以压制顽强的细菌或病毒。由于蒋介石病况危急，为了消炎退烧，“御医”陆续为蒋介石施打了5000mg高剂量的抗生素，高温依旧不退。

“荣民总医院”恰巧进口了一床冰毯，垫在床单下面，再插上电插头，床单的温度马上降低好几度。使用冰毯以后，蒋介石的体温随之略微下降。哈医师万万想不到，当他开完刀走人之后，台湾这群医护人员和“总统”副官随员们，为了蒋介石高烧不退，急如星火般地忙得几天几夜无法阖眼睡觉。

宋美龄两套标准，严责钱如标，放过孔令伟

原本极力吹嘘洋医师医术高明的宋美龄，以及对外号称是士林官邸“医疗总顾问”的孔二小姐，这下全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时之间全慌了手脚。一位高级侍卫官员，日后不讳言地引述“御医”们的说法称：“虽然夫人与总经理都是好意，但却是蒋介石病况恶化的主要原因。”

医疗小组“御医”们早就警告过宋美龄、蒋经国，所谓背部穿刺手术的高度风险，可惜，宋美龄始终置之不理。“御医”们自始就认定背部穿刺手术“是蒋介石病况恶化的主要原因”。医护人员和侍卫人员心里都有数，决定肺脏穿刺手术，抽出肺部脓血积水，确实出自宋美龄一片善意，却无疑也是蒋介石生命快速终结的催命符。宋美龄和“女儿”孔令伟内心是否歉疚自责，外人无从得知。

宋美龄对戳破蒋介石肛门的钱如标，恨之入骨，关他禁闭还难消心中之气，每每提及，嘴里还不停臭骂，恨不得啃其肉而食之。这一回，宋美龄的左右金童孔令侃、孔令伟引介了“洋和尚”哈医师，搞什么穿刺手术，吹嘘可以“大有进展”，结果，不但没让蒋介石“早一点好起来”，反而数度让蒋介石病危。对孔氏兄妹，宋美龄格外“施仁”，从不责怪，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

当然，宋美龄心里明白她和孔令伟两人闯了大祸，可又碍于面子，不敢自承错误。“医疗总顾问”总算搞清楚，医疗小组医师们不赞同抽积水的道理。“医疗总顾问”暂时收敛了好一阵子，再也不敢提议延请“西洋神医”的馊主意了，可是，千古大错已经铸成，悔时已晚。

蒋介石施行肺脏穿刺手术，是1974年12月初的事。四个月后，蒋介石即病死在台北士林官邸。我不杀伯仁，伯仁为我而死。

孔家为蒋介石做了不少的事，据说，20世纪60年代初期，蒋介石一心想“反攻大陆”，台湾当局缺少一笔钱购置一批新式、尺寸较宽大的LCM-A(一种可以搭载美造M-24型战车的登陆艇)，当时，孔祥熙还在世，接到蒋介石希望他捐输购买武器经费的函电，慨然同意捐献好几亿新台币，并就近在美国购置LCM-A登陆艇。

1949年前后，蒋介石受孔家贪腐形象之累，屡屡受人怨谤；之后，孔家却大方捐输支助，形同雪中送炭；1974年年底，建议做肺部抽积水手术，又是孔令侃、孔令伟兄妹出的馊主意，宋美龄是最后拍板定案者。

手术后遗症，确实为蒋介石的晚年生命，笼罩着一层阴影。虽然没有人胆敢公然提议追究责任，医疗小组成员人人心中自有一把尺。

蒋介石死亡之谜，蒋经国了然于心

恶化的病体已经难以回复原点，蒋介石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并且逐步走向生命终点。医药和身体的事情，谁都没有把握。即使蒋经国明白内情，也不敢追究这两位“女强人”的责任。

1975年1月1日，纵使接班态势底定，蒋介石的卧病不起，使得蒋经国内心愁苦不已，只能凭借日记抒发感怀和对父亲病情的忧急。而这段期间，也正是哈医师为蒋介石动过抽肺脏积水之后的日子。

1975年1月1日，蒋经国在一年伊始的日记中，开宗明义写道：“元旦，向父亲拜年，父亲在睡眠中，病情颇重，儿心殊苦。”蒋经国说的“父亲在睡眠中”，时间是元旦的上午，也是肺脏抽水手术之后的30天，因受手术后遗症影响，蒋介石仍处于高烧昏睡(迷)状态。

1月9日的日记写着：“父亲之病，仍无好转迹象。想起前天晚上父亲在病床上以左手紧握儿之右手良久，语音甚低，儿心忧苦。”

1月11日，蒋经国日记记录：“父亲病情经过一次严重的危机，反而有了起色，体温开始下降。”这段记载，说明了蒋介石，自40天前肺部穿刺抽积水手术后，一直发高烧，最高纪录为41℃，直到1月11日，因不断施打高剂量的抗生素及铺用冰毯，才开始降温。

蒋经国所谓“父亲病情经过一次严重的危机”，应该就是指肺脏积水抽除手术引发的高烧昏迷后遗症。

1月14日，蒋经国日记说：“坐于父亲病床前，冬夜听雨声，不觉心痛难堪。”

1月17日，称：“傍晚探父病，父亲答以笑颜。”

2月7日：“父亲病情稳定、好转。”

2月10日，是那年的农历除夕，蒋经国在日记中说：

“父亲卧病以来，多次均能转危为安，此乃天意，佑我邦家。”

3月26日，蒋介石身体情况有急转直下之势，日记里说：“父亲之病于今晚八时恶化，经三小时治疗后好转。余宿于病房中。日来余心不定，夜间多梦，不能专心处理要公，烦虑已甚。”

蒋经国对这段时间蒋介石身体状况的记录，充分说明蒋介石已经一分一秒走向人生最后的一段道路。不到两周时间，蒋介石终于撒手人寰。诚如一位侍卫官员叙述，肺部抽水手术“一个关键性的决定，影响先生迅速走向死亡。”“虽然夫人与总经理都是好意，但却是先生病况恶化的主要原因。”

抽取肺积水之后，蒋介石身体已相当孱弱。官方版《蒋介石治疗报告》不敢再加隐瞒，故而叙述称：“(1974年)12月27日，蒋介石之慢性摄护腺炎复发，同时发现膀胱内出血，脉搏增快。当即为蒋介石输血急救。……民国六十四年(1975年)1月9日晚11时，蒋介石已行熟睡，在值之医生发现蒋介石之脉搏突然转慢，瞬即降至每分钟不到二三十跳，于是立即施行刺激心脏药剂注射等急救，数分钟后心脏即恢复正常跳动。”至于被抽掉积水的肺部，《蒋介石治疗报告》说：“肺部炎症，终无法完全治疗，因此蒋介石时有轻度之寒热，所有之抗生素，对造成肺炎之细菌，皆不发生作用，医疗小组只能采用支持疗法。期能增进蒋介石之体力，使其体内产生抗力，而自行控制传染。”

肺部感染严重、心脏功能衰退、血液循环不畅，再引起体内器官积水，好几种病灶相互牵引，恶性循环之下，1975年4月5日夜晚11时50分，医疗小组的“御医”们，失望地放下电击心脏急救设备，正式宣告蒋介石89年的人生道路画下休止符。

1969年的车祸，形成蒋介石晚年健康的一场大灾难，严重撞击心脏部位的内伤，使得蒋介石健康情况直线下降。蒋介石告诉严家淦：“永福车祸，减我阳寿20年。”假如不是那场车祸，蒋介石不致卧病，假如不是宋美龄独排众议，执意赞同美国医师的意见，动抽取肺积水手术，原本尚称平稳的病情，更不致一夕突变，而不可收拾。一切的一切，究为天命抑或是气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