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苏联解体 究竟是"大国悲剧" 还是历史进步?

文卓

20年前，苏联在没有外敌入侵和特大自然变故的情况下顷刻之间解体覆亡。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最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就此话题，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总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接受了记者专访。

二十世纪90年代初，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苏联，这个有着2240多万平方公里、横跨欧亚两洲庞大疆域的大国和强国，在没有外敌入侵和特大自然变故的情况下，顷刻之间解体覆亡。

1991年，震惊世界的“819”事件是苏共挽狂澜于既倒、“避免自己走向灾难深渊的最后尝试”，可惜，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苏共未能得到人民、包括2000万苏共党员的积极响应，军队也拒绝执行命令，甚至发生倒戈。8月24日，戈尔巴乔夫被迫发表声明，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同时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和地方党组织自行决定自己的前途。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总统府圆屋顶上的苏联国旗悄然落下，苏联自此成为“过去时”。

苏共在拥有35万多名党员的时候，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执掌了全国政权；在拥有554万多名党员的时候，领导人民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为结束二次大战立下了不朽功勋；而在拥有近2000万名党员的时候，却丧失了执政地位，亡党亡国。

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最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

转眼间，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即将走过20年。在此时节，思考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根本原因、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今年3月，经过近10年的调查、撰写，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一书面世，该书从苏共基本理论与指导方针、意识形态工作、党风建设、特权阶层、西方的和平演变等方面，深刻剖析了苏共亡党的原因。该书的出版，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

作为这一课题总负责人以及该书主编的李慎明，协同十多位专家曾先后四次访俄，对曾任苏联高级领导的很多当事人进行过访谈，获得了大量一手资料。围绕苏共亡党这一话题，李慎明近日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俄罗斯

文汇报：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已经过去整整20年。站在今天的立场回顾，苏联解体究竟是一场“大国悲剧”，还是历史的一种进步？

李慎明：当纷纭复杂的事物让你一下子看不清楚的时候，就应当像列宁所说：“别相信空话，最好是看看对谁有利！”

苏联解体对少数新贵来说当然是一个大的进步，可以攫取大量财富、为所欲为，但是对俄罗斯人民来说，它是一场巨大的灾难。2003年10月我访问俄罗斯时，获得从苏联解体到20世纪末大约十年间有关俄罗斯社会的不少具体资料。

在经济领域，国内生产总值急遽下降，现代工业大国变成原材料附庸。在社会领域，分化混乱、人口锐减。1989年10%最贫穷人口收入与10%最富裕人口收入比为1：4.7，而1999年这个比例将近1：80。另外，酗酒、精神疾病、无家可归、流浪儿童、卖淫等社会问题成堆。社会治安领域犯罪猖獗，罪犯逍遥法外。国家职能严重退化。由于照搬西方的多党制，每年用于贿赂的金钱高达数百亿美元，政府和居民之间缺乏信任和有效的互动。而就国际地位而言，俄罗斯从超级大国沦为二流国家。

文汇报：在苏联解体之后，您曾经多次去那里，同各界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交换意见。您所看到的一个真实的俄罗斯究竟是怎样的一幅图景？

李慎明：近些年，我先后四次访俄，发现俄罗斯大多数老百姓生活比较困难，少数生活很好的人也往往会因社会动荡受到影响，包括莫斯科大学原副校长的两个女儿也被黑社会杀死之后而不了了之。在实地考察时，我们真切感受到，无论是俄罗斯官员还是学者或是普通百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谈到苏联解体﹑苏共亡党所造成的巨大灾难时无不痛惜万分甚至泪光闪灼。

2002年6月，我们来到伏尔加格勒（原斯大林格勒）访问，从下降的飞机上即看到在宽阔的伏尔加河上高耸着九座大桥墩。前来迎接的州长告诉我，这是通往哈萨克斯坦的一座铁路桥，修通后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很有好处，但因联邦政府不给钱，1990年被迫停工。我说，据我所知，二战前斯大林格勒在伏尔加河两岸延绵80公里有六大工业区，二战中变成一片废墟。卫国战争胜利后，三年左右，在原地，又一座斯大林格勒新城矗立起来。现在12年却建不了一座新桥，这是为什么？州长沉默少许说：“主要是人的精神不一样。那时，人们有信仰，有干劲，饿着肚皮也干。现在很迷惘：我们的过去错了，将来要往哪里走？我们一无所知！”

文汇报：与苏联解体后的前10年相比，近些年俄罗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否有了进步？

李慎明：坦诚讲，我个人认为，俄罗斯的忧郁可能还需一段较长的时日。我与俄罗斯一些知名政治家、思想家交谈，他们也有同样认识。我认为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大概可能还需要十多年及至二三十年，人民才能彻底认清一些根本理论问题。有了彻底、科学理论的指导，俄罗斯才能得到真正的复兴。

俄罗斯现在的复兴主要是依靠军工，再一个是包含石油在内的各种资源。当然木材也十分丰富，坐飞机从进入它的境内一直到莫斯科，基本上都是森林，非常富庶，人口又少，即便这样，普通百姓现在的生活也很困难，这是因为现在还没有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既然跌到谷底，就需要时间来恢复，需要经济上特别是正确理论上的寻求。

文汇报：如何看待苏联解体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实际上牵涉到历史观问题。不可思议的是，当年的苏联解体似乎非常突然，为什么苏联国内国外几乎都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集体误判呢？

李慎明：集体的误判里面，包含了某些个人的利益。去年4月我们去俄罗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格瓦奥希波夫对我说：“由于对要求入党者审批的放宽，什么人都可以入党，其结果就是怀着各种私利的人混入党内。鱼烂是从头上开始的。从赫鲁晓夫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党的领导层就开始了腐烂。这些混进党内并企图不断高升的人入党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入党后，就意味着可以到非洲去狩猎，把自己的儿孙辈安排好，把自己的家庭安排好。共产党的蜕化变质和最终解体，实际上是在家庭这个最基础的层面就发生了。”这样的人走到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他首先考虑个人、家庭、子孙后代、小集团的利益，这样党和国家就慢慢变质了。

苏共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文汇报：20年过去了，世人为解读“苏联解体”的原因，提出了“经济没有搞好说”﹑“斯大林模式僵化说”﹑“军备竞赛拖垮说”等等。不同的人得出了不同结论。苏联解体的最根本原因究竟何在？

李慎明：关于苏联及苏共解体的原因，各种观点杂陈纷争。我认为，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尔巴乔夫，逐步完成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脱离﹑背叛，最终导致苏联解体﹑苏共垮台。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在本质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并进而否定列宁，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了马列主义的一系列最基本理论。

戈尔巴乔夫走得比赫鲁晓夫更远。他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1990年8月，戈尔巴乔夫攻击公有制占主体是“经济垄断”，妨碍了人们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自由选择。此后，他授意沙塔林等人提出“500天私有化计划”。在私有化过程中，有数千亿美元的资金外逃，一些有战略意义的经济门类被外国控制，而大量掌握核心军工机密和国防工业的专家流落西方。

从苏共组织路线看，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虽然形式上强调了“集体领导”，但只不过是由“一个人说了算”，改为“少数几个人说了算”，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贯彻民主集中制，党内监督更无从谈起。

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戈尔巴乔夫公开批判“民主集中制”原则。1991年8月24日，没有履行任何法定程序，实质上就由他个人决定并宣布苏共中央的自行解散。

我在访俄期间，曾与俄中友协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作了几次深谈。有一次，他曾深切地对我说：“把苏联送入停尸间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苏联人自己。我们俄罗斯人以我们自己的灾难为惨痛代价，成为耶稣，走上祭坛，向世人和历史宣告：苏联的‘民主化’﹑‘私有化’完全是一条绝路﹑死路。某些西方大国绝对没有安好心，其他国家民族千万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我是苏共党员，现在仍保留着党证。但苏共垮台时，我也是抱着欢迎的态度。十多年来给国家﹑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使我对我们国家和民族常怀负疚﹑负债﹑负罪之感。”

文汇报：在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时，“斯大林模式僵化说”的确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权力高度集中、法治不健全、个人迷信，所有这些难道不是在客观上促成了苏联的崩溃？

李慎明：深入分析这个所谓的“斯大林模式”，就会看到，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斯大林模式”，而在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所致。

我们不能把苏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与具体管理体制机制笼统地称为“斯大林模式”；前者是一个国家的国体，后者是一个国家的政体。列宁和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以及具体的管理体制机制基本上是符合苏联国情的。但是，由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还没有经验，再加上斯大林某些理论观点和个人作风等原因，苏维埃政权的具体体制﹑运行机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二战”结束和战后恢复重建任务完成之后，没有及时对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社会主义民主发扬不够，法制不健全，甚至出现个人迷信现象。这与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有一定的历史联系，但不是根本的、必然的、直接的原因。我们不能因为具体管理体制机制存在的一些弊端而对这套管理体制机制全盘否定。

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经过了不同历史时期，各个阶段的体制变化和差异也极大。随着“二战”胜利和战后恢复重建任务的完成，这个体制总体上无法进一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要求，弊端日益显现。但是，没有改革或没有改革好的责任，应算在赫鲁晓夫以后的领导集团身上。

文汇报：您在自己的书中谈到，2010年4月您第四次访俄，与俄罗斯社会大学校长茹科夫交谈，他说：“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的历史教科书如雨后春笋，成万上千。但很多教科书是获得国外索罗斯、卡耐基、福特等等基金会资助的。拿这些外国基金会写教科书的人已经在莫斯科郊外买了大别墅，但他们清楚知道是他们伪造了历史，知道他们对苏联人民有罪而现在躲在别墅里不敢见人。”能不能认为，在当时的苏联，传媒实质上已经扮演着最大的反对党角色、从而加速了苏联的崩溃？

李慎明：是的，这种情况早就存在了，传媒在这里面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我们去下诺夫哥罗得市（原高尔基市）访问时，发现他们的政府没有一张报纸，都是外资和私人在办报。我问他们要是政府发公告怎么办？他们说买版面啊，付多少钱、放在哪个版面都要和报社去谈。

1986年初，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性”口号，随后请大众媒体批评苏联党政机关。1990年上半年，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多达上千种。全盘否定斯大林甚至列宁的思潮汹涌成势。

在下诺夫哥罗得的一天清晨，我在街头散步，与一家私人企业看大门的一个小伙子交谈对列宁、斯大林的看法。他说，上小学时对这两个人物都很崇敬。但上高中时，才知道他们给俄罗斯带来巨大的灾难，对他们十分反感。我说，你原来对他们崇敬，根据是什么？他说，是老师和教科书教的。我又问，后来为什么对他们反感？他说，还是老师和教科书教的。我说，这两种完全对立的教科书到底哪一种是真实的呢？他陷入了沉思。当被国内外资本控制的千百种媒体千百次地重复着所谓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的“罪恶”时，当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把这些谎言和谬论误认为是事实和真理之后，还会有谁站出来捍卫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呢？

包括国内一些学者，有的原来去过俄罗斯，还有一些根本没有去过俄罗斯，就文本研究文本，但是所用的文本往往是西方的报道，西方的报道里恰恰有不少关键性的东西是瓦解苏联的虚假材料，这就容易得出不符合实际的结论。

除了媒体文章，有些档案材料也是如此。我曾在我驻俄罗斯大使馆与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谈了五个多小时。他告诉我，1990年戈尔巴乔夫让分管宣传的雅科夫列夫与苏军政治部主任整理苏联档案，并让他们决定哪些可以解密。有不少有利于列宁、斯大林和苏共的档案被销毁，戈尔巴乔夫等人与美国交往的电报原封不动地交给了美国，连个副本也不留下。麦德维杰夫曾写过《让历史来审判》，尖锐地批判斯大林时期的种种“病态”。但在这次谈话中，他却充分肯定斯大林的“六大功绩”：领导卫国战争的胜利；完成苏联工业化；建立了苏联全民社会福利体系；重视知识分子，发展了科学技术；制定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全面发展了苏联文化。俄罗斯不少有良知的人也都逐渐转变了原来的看法。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殷鉴

文汇报：从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中，我们可以得到诸多殷鉴。在您看来，最大的殷鉴是什么？

李慎明：反面的东西比正面的经验有时往往还可贵，所以研究苏联解体，对我们党保持先进性、保持长期执政非常重要。总结和分析这一最大的悲剧事件，起码我们应该汲取以下经验教训：

首先，必须高度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工作，反对各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其次，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坚持和不断完善党的领导。三是必须坚持把最高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国家和民族的人手里，高度重视培养年龄结构合理的接班人。四是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加强党内监督。五是必须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并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六是必须高度警惕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阴谋。

事件已经过去20年了，有些事情看得越来越清楚，可以为加强我党的建设提供很多启示。只有把党建设好了，才能把重要思想贯彻到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党推进改革开放30多年了，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强党的建设。要搞好“五位一体”，首先要搞好党的建设，要借鉴苏共的教训。

文汇报：从一定意义上讲，苏共中的特权阶层是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的物质力量。中国的改革进程，也面临形成“特权阶层”的重大挑战。究竟怎样才能有效预防社会腐败和“特权阶层”？

李慎明：苏共党内的特权阶层来自党政干部队伍，具有专业知识，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们只考虑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追求享乐，不重视理论修养，逐渐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最终成了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的原动力。

苏共的特权阶层，首先来源于官职。某些地区就连党委书记都明码标价，在1969年，阿塞拜疆一个区委第一书记就“价值”20万卢布，第二书记是lO万卢布。特权阶层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声誉、制造了社会鸿沟、败坏了社会风气。

谈到苏共党内“特权阶层”，必须强调几点：1、“特权阶层”只是对当时苏共干部队伍中以权谋私的极小一部分蜕化变质分子的特指。2、必须把分配领域中的合理差别和“特权”区别开来。3、不能仅仅注意到分配领域中存在的“特权”现象，更要注意在制定政策、任用干部、贪赃枉法为自己和小集团谋取私利、逃避党纪法规的监督等方面的表现。这对破坏党群关系进而对改变党的性质的危害更为严重。

1991年，莫斯科上万名大富翁中，大部分人是原来的党政干部。正是这些所谓的“共产党人”革了苏共的命。美国经济学家大卫科兹认为“苏联体制的瓦解”，“源于其自身的统治精英对个人利益的追逐”，苏共是唯一在自己葬礼上致富的政党。从一定意义上讲，苏共中的特权阶层是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的物质力量，甚至可以说是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的原动力。

文汇报：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改革开放进程成就巨大。在您看来，与苏联的改革相比，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还有什么事情是急切要做的？

李慎明：苏共亡党亡国亲历者、前莫斯科大学党委书记多博林科夫在北京举办的“苏共亡党二十年国际论坛”上发言时曾感慨地说：“‘意识形态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苏联丢了理想信念和目标，失败了。而中国在警惕地不断总结经验，所以中国胜利了，仍然在发展。”

认真总结借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教训，对于我们党居安思危，进一步加强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分重要。只要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就能在某种程度上避免在中国发生大的动荡，从而对人类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