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美国发现猪流感始末 一个士兵突然死亡

小徐614

1976年，美国卫生、教育与福利部部长F·戴维·马修斯说:“今秋将会出现大规模流感。我们将会看到1918年的流感病毒重新出现。预料，这种病毒将在1976年杀死100万美国人。”

但事实上猪流感并没有造成大规模死亡，全国最终只确诊200例病例，1人死亡。由于疫苗的副作用，后来五百多人出现了自身免疫性疾病“吉兰—巴雷综合征”，25人死亡。

列兵刘易斯离奇死去

事情于1976年1月发生在迪克斯堡，美国陆军在新泽西的一个训练中心。一个士气高涨的新兵，年轻的列兵戴维刘易斯感到头晕、恶心、无力、发烧、肌肉疼痛,在新年过后那阴冷、潮湿的一周，几个同来的新兵也害了同样的病症，有的人到基地的医务室去看病。

但是，18岁的刘易斯决心在基础训练中出人头地。尽管医官已经准许他留在宿舍休息48小时，刘易斯还是背起50磅的背包，参加了在新泽西寒冷的冬季的整夜行军。虽然发着烧，这个小伙子仍然强迫自己继续前进，但他已经远远落在别人的后面。几个小时后他倒下了。刘易斯在到达基地医院后几个小时死去。

过了将近20年，科学家们仍然在问:“列兵刘易斯的死，究竟是因为他感染了一种杀伤力极强、毒性极大的流感，还是因为他感染了危险性并不很大的流感病毒，但在病毒血症正厉害的时候，参加了冬天一整夜的全副武装的强行军?”

刘易斯年纪轻轻，身强力壮，成为1976—1977年流感季节死去的唯一一个美国人，这看来有些不同寻常。流感的特点是每年使成千上万的人得病，但是亡故的只有老人和身患其他疾病、免疫功能减退、体力衰弱的人。很少见到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死于流感的。1918大流感的一个特点就是病毒竟有能力杀死年轻的成年人和儿童。

可惜的是，谁也没有保存1918大流感患者的血样和组织标本。那时，这种先进的科学思想根本还不普遍。到1976年，许多美国的卫生官员会诅咒这种疏忽大意，惋惜没有历史标本可以与列兵刘易斯的流感杀手作对比。

作怪的就是猪流感病毒

然而，1918大流感也掀起了一阵积极研究的浪潮。1932年，理查德·肖普作过实验，最后找出了“猪流感”这个名称:他从生病的家猪鼻孔里取出分泌物，并将猪的分泌物抹进其他动物的鼻腔和口腔，成功地使其他动物受到感染。1935年，肖普又证明，在1918—1919年的流行病中活下来的人对于他的猪病毒具有抗体，但1920年以后出生的儿童却无这种抗体。

肖普的结论是:流感大流行是由猪型的流感病毒引起的，病毒原本来自某种其他动物，接着便感染人类，然后又从人传给猪。在猪身上，病毒找到了安全的栖身之处，一待就是若干年。在1976年，无人知晓这种致命的变体在猪身上待了60年后是否还稳定——具有杀伤力，尽管如果说这种致命的病毒在60年间不会引起疾病，连养猪的农民也不会病倒，似乎有些不大可能。


疾病控制中心对迪克斯堡的病毒完成各种“分析”后弄清，原来作怪的是A，H1（血凝素1）N1（酸苷酶1）型流感。肖普的猪病毒也是A，H1N1型流感。相反，1976年初春，世界上流行最广的流感病毒变体却是A/H3N2型。它的正式名称是A/维多利亚/75变体（A/Victoria/75 strain）。

迪克斯堡的病毒被称为A/新泽西/H1N1（A/New Jersey/H1N1），它的出现在美国公共卫生局引起了相当大的不安。

在迪克斯堡进行的调查显示，死亡的只有列兵刘易斯，基地的大多数人的病因却是A/维多利亚/75变体。另外，在刘易斯倒下时，他的上士曾经设法挽救这个年轻的士兵，对他进行嘴对嘴呼气。一个月后，上士依然健壮如初，没有感染A/新泽西/H1N1流感病毒的迹象。不过，迪克斯堡的数十名新兵对A/新泽西/H1N1病毒都呈阳性，事情到底如何，关系重大。

猪包容性强，极易接纳病毒

作为疾病控制中心的主任，戴维·森塞深信在迪克斯堡有明显的猪流感病毒从士兵到士兵传播，应当有所行动。沃尔特·多德尔博士是个文静的流感病毒学家，他在2月的第一个星期二的晚上给森塞打电话，告诉他新泽西州的实验室说，他们已经发现五例猪流感。多德尔很少在疾病控制中心举红旗发警报。但是48小时以后多德尔又告诉森塞说，疾病控制中心的科学家已经证实:发现了猪流感。

森塞立即召集全国的高级政府科学家开会，星期六上午，多德尔在亚特兰大提出了他的迪克斯堡情况报告。

多德尔认真地介绍了已经发生的事情，把列兵刘易斯死于一种与肖普的猪流感变体有交叉反应的病毒，作为最后的证据。当多德尔最后说完“分离出来的是猪流感病毒”时，菲利普·拉塞尔将军惊得张开了嘴，这位体型高大、身体健壮的陆军医生突然往前挪了挪身体。他知道别无他法:美国应立即研制一种猪流感疫苗。

疾病控制中心于2月14日在其周刊上发表了第一个猪流感通知。通知说，在前一个月，迪克斯堡暴发了一次小规模流感，死1人。对11个血样进行过测试，其中7例为毒性较小的A/维多利亚变体；4例为A/H1N1变体，“与猪流感相似”。

通知还说:“从抗体的普遍性研究得出证据，最近几年（1970年以后），在与猪经常接触的人中间，可能偶尔发生过猪流感。”

1974年，明尼苏达一名16岁的男孩身患霍奇金氏症（一种血癌，产生严重的免疫功能缺陷），死因看来颇像猪流感。一年后，威斯康星一名原本很健康的8岁男孩感染此病，由于身体产生了抗体，与肖普发现的20世纪30年代的猪流感病毒呈交叉反应，最后得以康复。两个男孩都住在农庄，与猪有接触。更加重要的是，两例感染都没有传染给别的同学；虽然威斯康星男孩的多数近亲测试的抗体都呈阳性，但无人发生流感。

如此看来，2月间，中心还毫不迟疑地承认，在饲养家猪的人口中间，可能发生过比例很低的猪流感；但对猪流感抗原存在抗体本身并不表明美国正在传播一种杀伤力极高、传染性极强的流感。

疾病控制中心的流感专家南希·考克斯多年后总结出一大堆证据，表明围绕着家畜生活和工作的人在正常情况下都会暴露于这些动物携带的病毒，包括流感的猪变体。例如，19世纪80年代初，欧洲（可能是俄罗斯）马匹间流行“咳嗽病”，后来就发生了1889年的大规模流行病。将近90年以后，1968年的香港流感在实验中也证明可以产生马匹“咳嗽”。

考克斯后来解释道:猪流感特别惹人讨厌，因为猪是个包容性极强的储存宿主，可以从许多种动物、鸟类和人类身上接纳流感病毒。在猪的体内，各种流感变体共同分享基因，重新组合，结果出现抗原的重大变化。

“我们在事后看出，1976年的农庄猪流感病例同迪克斯堡的病例是分别发生的孤立事件。”考克斯后来解释道。


病毒繁殖期为2至3周

疾病控制中心发表1976年一号通告一星期后，又公告说再次发现6名迪克斯堡士兵感染猪流感，使发病总数达到10例（包括死去的刘易斯）。紧接着，迪克斯堡进行了大规模血检，发现共有273人可能具有对猪流感的抗体，其中13人确实感染过流感。

陆军和疾病控制中心的调查人员在基地仔细搜索，寻找明显的猪流感的原发病人和传播情况方面的线索，最终得出结论:肯定感染病毒的新兵不超过155人。另有300名迪克斯堡的士兵感染了A/维多利亚/75变体。

更加重要的是，调查人员还得出结论:所有感染猪流感的士兵在患病前共同待过的地点是在迪克斯堡的接待处。他们的结论还说，这场小型流行病开始于1月份的第一或第二周，那是在圣诞节过后，有数百名新兵注册进入基地，开始基础训练。在接待站，新兵接受了体检，接种了疫苗，受到了基本军事教育。后来显示感染猪流感的新兵中的第一名是1月5日到达接待站的,患病时间是1月28日。列兵刘易斯是次日到达接待站的。迪克斯堡的所有猪流感病都发生在1月12日和2月8日之间，那也正是接待站最忙的一段时间。从1月初接待站开始传播，到两三周后流感出现，这期间可能是病毒的繁殖期。

13名感染猪流感的士兵的另一个共同感染源可能是基地的医疗系统。在发生猪流感以前，所有的人都曾到基地卫生所医治各种不同的疾病。在拉塞尔将军的亲自指挥下，陆军调查人员到接待站和卫生所两个地方寻找了病毒感染的源头，两地均无发现。不过，事情过去几周以后，设备和医疗器材沾染病毒的任何证据是不大可能继续留存下来，供人发现的。如此说来，这种可能依然存在:1976年美国暴发猪流感是医原性的。

不过，到3月中，全世界各种类型的流感都在迅速下降，即使在迪克斯堡也不例外。疾病控制中心病毒处处长沃尔特多德尔说:“流感在美国已明显减少，全国已不再有流行病活动的迹象。”

疫苗对儿童、青年效果很差

3月13日，疾病控制中心主任戴维·森塞为华盛顿的上司完成了一份特别备忘录，详细列出了猪流感暴发的证据，并请求国会拨款1.34亿美元，供研制和分发疫苗使用。不到一周，“猪流感”一词就传遍了国会山。森塞备忘录建议进行群众性接种，由联邦政府资助，地方当局实施，最高层公开支持。3月24日晚，福特总统举行全国电视记者招待会，他说，“本人请求国会在4月休会前，拨出1.35亿美元，供生产足够的疫苗使用，以便使美国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能接种。”

华盛顿对接种的支持越来越大，制药厂家也打出了他们的王牌。他们直接告诉福特:对于如此匆匆忙忙生产的疫苗，保险公司在万一出事时不会支付赔偿。除非政府对疫苗的各种可能效果承担责任，否则，制药公司将不可能在1.35亿美元的计划中给予合作。

国会最终通过了一项法案，正式免除了厂家对猪流感疫苗的责任，将一切法律责任都牢牢放在美国纳税人的肩上。此项法案将于8月12日签署，定名为 《1976 年全国猪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公共法规94-380号），预定于10月1日生效，也就是疾病控制中心计划启动全国流感疫苗接种计划的日子。

在整个5月、6月和7月初，美国政府圈内争论的不是接种与否，而是如何顺利完成两亿份疫苗（仅供美国人用）的生产任务，并在秋季到来以前动员地方卫生当局和公众。6月22日，疾病控制中心和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疫苗顾问委员会通过，继续进行猪流感疫苗接种运动。但是疫苗的试用却并不顺利，疫苗对儿童根本不起作用；对年轻的成年人效果也甚差。有一家公司，帕克—戴维斯公司，竟然针对着一种错误的流感变体，制造了200万份疫苗。


疫苗赔款近9300万美元

1976年9月举行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有93%的成年美国人知道什么是猪流感，也知道这种疾病的某种变体已经传到迪克斯堡，但是只有不足53%的人说愿意接种疫苗。用于猪流感疫苗接种的1.35亿美元，都被流水般地花在生物医学调查和公共卫生上，可是整个国家却陷入令人费解的医疗威胁的包围中。

到12月中旬，据说同猪流感有关的死亡和患病人数达到283例，一大半只限于头痛和低烧。两个月后，中心又说1976年秋是一段疾病异常稀少的时间，因肺炎和流感而死亡的人数降到了1972年以来的最低点。造成这种可喜的纪录不能归因于接种运动，相反，而应归因于北美几乎没有出现流感病毒。

由于那种疫苗的副作用，后来五百多人出现了自身免疫性疾病“吉兰—巴雷综合征”，25人死亡。到1993年，美国政府已经用纳税人的钱向猪流感疫苗索赔者赔款近9300万美元。

关于迪克斯堡流感消失的原因，在以后几年逐渐形成的主导理论是“竞争”。A/维多利亚变体看来有传播速度快的长处，它在几个周期内就可以迅速传遍全球，每个周期约需一年的时间。A/新泽西病毒如果是列兵刘易斯的死因，其毒性可能很强，但其传染能力显然不是很强。人们争论道，这样看来，在1976年1月间，两种病毒都存在于迪克斯堡，寻求人类宿主加以感染。在这种条件下，竞争会有利于传播能力强的A/维多利亚病毒。

最后，疾病控制中心认定，猪流感疫苗对1957年以前出生的成年人效果最佳，那一年暴发过全球性流感。看来，那次流感康复的人在19年后对猪流感疫苗发生了反应，疫苗仿佛是一副强化剂。但是对1957年以后出生的人，疫苗却根本不怎么起作用。

○摘自《逼近的瘟疫》

(美国)劳里·加勒特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