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茅盾的尴尬处境:挂名领导 非要介入实权

步天涵谷

1949年后，茅盾先后被任命为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和文化部部长，可谓风光无限。然而，以回到历史现场的方式去感受历史细节时却发现，茅盾与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等自由派，巴金、老舍、曹禺等中间派一样，也经历了曲折、漫长而痛楚的思想改造历程。

    “挂名”文化部长

    茅盾出任文化部长一职，是有些实至名归的，他有二十多年的革命经历和经验。他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与党内的诸多高官都有过密切接触。他曾与陈云一同参加商务印书馆的罢工，曾给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做过秘书，曾与董必武、毛泽民一起共事于《汉口民国日报》，与周恩来、朱德等交情甚笃。早在1940年延安时，毛泽东就曾当面许诺说：“鲁艺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吧。”（《茅盾全集·回忆录二集》第3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第356页）1945年，在周恩来授意下举行了茅盾五十诞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年纪念的庆祝大会，王若飞在《新华日报》当天的纪念专刊上将其颂赞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中国人民大众解放服务的方向，是一切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应走的方向”。（《中国文化界的光荣，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1945年6月24日）而且他本人也“一直是以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韦韬、陈小曼：《我的父亲茅盾》，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第70页）甚至在弥留之际还请求中央严格审查自己的一生，希望“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茅盾全集》第3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第356页）因此，作为“统一战线里面的忠实朋友”，由茅盾出任文化部部长，既让新政权放心，又能够照顾到民主人士的情绪。

    但是，无论茅盾有着怎样的人事背景，怎样以革命者、进步者自居，在文化界被赋予怎样的地位，他毕竟是一个脱党二十年的“不坚定”分子，是属于毛泽东批判过的“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的“少数人”。左翼阵营中的胡风和党内的夏衍、乔冠华、杨刚等都对其很不感冒。茅盾自己晚年也坦诚说：“未料到解放以后我会当上文化部长。”［《我走过的道路·附录》（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第634页］事实上，最高领导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信任茅盾，这是一个不可问也不好答的问题。按常理说，安排上级领导的“红人”去给一位正职领导担任副手，这样的用意再明显不过。而周扬不仅担任常务副部长，同时还兼任党组书记。按照体制规则，文化部也实行党组负责制，周扬作为党组书记，自然大权在握，茅盾以民主人士身份只能厕身党外，成为一个象征性的部长。此后不久，周扬就另外获得中宣部分管科学和文艺的副部长的身份。从部门的角色和地位来说，政府的文化部与中央的宣传部并不在同一个层次上，中宣部是监督和指导的，文化部是被监督和被指导的。做这样的人事安排，茅盾的尴尬角色就已注定。不过，话说回来，正是因为这样，茅盾才能在部长的位子上一干就是十五年。

尽管茅盾推托不愿做部长，但事实表明，自1949年11月2日文化部召开成立大会后，茅盾便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去。这其中不乏报答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的“知遇之恩”的想法，更重要的是，就茅盾的一生来说，他对政治一直怀有“眷恋”的情节，如今已一朝飞升，他当然要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实现政治抱负。然而，当他真正融入工作角色中，却发现一切并不如意。不仅是文化部，作协也是如此。横在他面前的不仅有来自高层的极“左”思想、方针和路线，更现实的问题是他要面对倔强、自负而更深谙政治的周扬（而后还有钱俊瑞、钱杏村、夏衍等）以及刘白羽、林默涵等“周扬派”，这让在政治上本来就“先天不足”的他更有难见天日的感觉。所以在1957年的“大鸣大放”中，一贯审慎的他对自己只是“挂个名”、“有职无权”等现象和问题发泄了不满。如他在题为《我的看法》的发言中说：“问题真不少，我倒早就晓得，在三年前就知道一些。可是该怎么办呢？请你去问问主管这事的人们，大概只能得个这样的回答：问题十分复杂，牵掣到别的部，牵掣到制度、体制（不是文化部内的体制）等等，因而得从长计较。”（《茅盾全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第541页）试想，如果不是压抑和激愤到极点，以茅盾的个性是不可能说出这番话的。也由此可见，茅盾的两次辞职，并非真正是因为创作问题，而是工作极度压抑下的一种反抗。

    事后来看，茅盾之所以会这样尴尬，除了脱党那个重要因素外，还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他对自己的定位不够准确。这主要表现在他不应该有“实权”要求，因为既然是做“挂名”领导，就应该挂个名头即算交差，而他却非要介入实际工作。其次，茅盾的先天性格因素决定了他的尴尬角色。茅盾待人多从容平和、与人为善，基本属于一个谦谦文人。而他的“谨言慎行”在文艺界圈子中是人所共知的，这一点尤其为胡风所不齿。在血雨腥风的政治中，茅盾这种柔弱大于刚强型的人在不能逆潮流时自然就要选择顺流而下，所以即使遭遇“文革”，他也能够趋利避害、勉强善终。另外还有一点让茅盾一直底气不足，那就是他与秦德君在日本的一段婚外恋。从茅盾一直讳莫如深的审慎态度中可以判断出，他想要掩盖过去这一少为人知的“丑行”。不过事也凑巧，秦德君在参加首届政协会时被人检举，遭到审查。茅盾为此而惴惴不安，生怕火烧到自己，所以此后即使与秦德君“面对面，肩并肩，或是背靠背，他都如同陌路人一般”。1951年，秦德君在教育部申请恢复党籍时写了跟茅盾同路去日本的经历，所以组织部门找到茅盾核实情况，而他却推说自己不是党员不便证明，只写了“秦德君当时的政治思想是进步的”一句。（秦德君、刘淮：《火凤凰：秦德君和她的一个世纪》，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83~84页）尽管，他与秦德君的男女私情早已是往事，但是茅盾还是将这个问题看得很重，直到晚年写回忆录时还在有意掩饰。而事实上他确实做到了，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此事在他生前一直没有外露过。

    无奈面对的现实

    茅盾上任之初，文化部曾组织有关专家确定了一个翻译西方文学名著的书目，但在上报审批时却遭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周恩来指出：“这个目录并没严格按照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办，甚至有些部分是违反毛主席的介绍外国文艺的方针的。这个方案是照样搬弄欧洲资产阶级学者的‘名著’的标准来选目的。”茅盾在二十多年后忆及这段经历时，虽一方面说“感到极舒服，极痛快，感到眼睛明亮些了”，但也坦承当时有“毛骨耸然”之感。（《敬爱的周总理给予我的教诲的片断回忆》，《茅盾全集》第2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203页）

    在茅盾担任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主任之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武训传》便在全国上演了。正当文化界为之雀跃之时，毛泽东亲自上阵，不但严厉批判了《武训传》，而且顺带批判了此前上演的《清宫秘史》，一时间形成全国的批判浪潮。

    在兼任作协机关刊物《人民文学》的主编工作中，虽然工作多以宏观指导为主，但签发时茅盾都要认真审阅，特别是在刊物创办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在有些事情上甚至到了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的程度。然而问题还是不可避免。在第一卷中，就有《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罢》、《改造》等先后遭到《人民日报》、《文艺报》的批判，刊物不得不刊发批评文章和作者的检讨。在《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出台后，也不得不响应号召主动刊发《改进我们的工作———本刊第一卷编辑工作检讨》。而随着《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等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后，新的批判又接踵而至。在文艺界整风运动之初，《人民文学》编辑部不得不发表《文艺整风学习和我们的编辑工作》的检讨。随后，《人民文学》编委会做出重大改组，丁玲接替艾青任副主编，原有编辑成员中的严辰、秦兆阳、古立高、吕剑、王燎荧、韦荌等6人也被调离，1952年3月这一期脱刊。作为主编，茅盾只能无奈地面对这样的现实。

    茅盾负责的《译文》在最初几期因偏离“正确的方向”而接连受到胡乔木的口头和书面批评。茅盾无奈，只好责成陈冰夷等根据胡乔木提出的方针任务和今后改进的办法对《译文》做了调整。

    作为文联主办的刊物，《文艺报》在经历了初期的“一贯正确”后，因“慢待”李希凡、蓝翎等“小人物”而陷入鬼打墙式的怪圈中，冯雪峰不得不以主编的名义撰写了《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一文，为继起的批判运动“祭旗”。作为文化部部长和文联副主席，茅盾虽然主要精力不在《文艺报》，但毕竟要对自己的“管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