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自述：十六岁前富有的公子生活

陈浩海

2012-01-12
       本文摘自：《邓小平自述》，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社

（我）生于一九○四年七月十二日（农历），学生，父业教育。

（我）生于一九○四年七月十二日（农历），学生，父业教育，同时又是军政界中人，同时又是一个小地主。①

我的家庭经济地位是一个将破产的小资产阶级的地位。我的父亲是一个小官僚，是进步党的党员，民国三年我的父亲曾任四川广安县警卫总办，所以家庭当时的生活可谓丰满已极，其后进步党的势力在四川大失败，于是我的父亲亦随之下台，逃难在外约七八年之久，因之，家庭的经济亦随之而逐渐破产，直到现在，仍然继续处在逐渐破产的命运，不过现时中国军

阀的势力还存在，小官僚还有依附军阀剥地皮的可能，所以，我的家庭在现在的生活可算是没有什么问题。

我的家庭除了我的父亲去捧军阀剥地皮得来的臭钞可以补助家庭的需用外，还有每年几十石租及几万株桑的收入。本来，这样的收入，如果过很俭约的生活，是很够了的，不过我的父亲每每总要闹官派，以致家庭的经济往往发生困难。不过我两个兄弟的学费是不发生问题的。至于我对于家庭的关系，以及家庭对于我的情感也可以说一说。我从母胎坠下来直到我十六岁出国时的生活都是过的很自由很丰富的生活——贵公子的生活，我的父母之爱我犹如宝贝一般。因为我自幼时资质就颇聪明，他们的爱我，自然是对我有很大的希望，希望我将来能够做官发财，光耀门庭，改换祖宗。其后，我到了法国，我的环境使我发生了退婚的念头，尤其是我加入了共产主义的团体后，此念愈决。原来我在一岁的时候，我的父母为得要想早日养得孙儿，为要实行“孔子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格言，所以在我不知不觉中就给我定了一位地主唐家的女儿。我到法国后，“自由恋爱”的呼声，充满了我的耳鼓，触发了我的心事，于是我决定写信回家退婚了，不久我便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更觉得一个不识字不相识而毫无关系的女子，于我将来的革命工作实无补益且有障碍，于是又接连写了若干封信向我的父母请求退婚。不两月，父亲的回信到了，大骂我这种行为是不孝，是大逆，并且说“倘故意违拗，家庭与汝从此脱离关系任其所为可也”的忿怒话来。我怎么办呢？当然，只有两条路：一是受家庭的软化；一是与家庭脱离关系。于是又写了一封回去，坚持退婚的主张，结果，他们以后的来信，也不说脱离关系的话了，也不提及退婚的事了。最近几月简直没有通信了。至于我以后呢，也不写信回家去正式脱离关系，不过以后我对于家庭，实际上可说是已经脱离了关系了。①

①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撰写的自传。

附：

邓垦（邓小平胞弟）谈家世

我们家是个小地主，破落地主，只有四十亩地。四十亩土地，在我们那里叫两百挑。父亲长期在重庆不回来，家里很困难，经常欠债。父亲过去在成都念书，也担任过县联防团长、乡联保主任等地方小官。他属旧社会的人，有旧社会的一些坏东西，坏作风。但他对旧社会不满，对我们兄弟俩参加革命，一直采取支持、拥护的态度，从来没有反对过。我们这个家

的组成是比较复杂的，我母亲生了五个孩子：老大是大姐，叫邓先烈，老二就是邓小平，在男孩子中排行老大，我们都称他大哥。接下来就是我二姐，邓小平走后不久她就死了。再下来就是我，一九一一年出生，行称老二。再下来是我三弟，叫邓蜀屏，解放后到重庆上革大，后到贵州地方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被逼死了。

我的母亲生了我们五个孩子，同时要承担全家里里外外的繁重事务，得了痨病，吐血，一九二四年左右就去世了。父亲找了继母，生了老四，叫邓先清，在成都工作。第二个继母夏伯根，原来丈夫姓陈，陈死后再嫁我父亲，她带来一个女孩，就是邓先芙，现在成都工作。夏到我家又生了两个女孩：一个死了，一个是邓先群。

夏伯根，劳动家庭出身，很能干，身体也很好，她跟我大姐的年龄差不多。她任劳任怨，大哥家的几个孩子她都带过，后来又到江西待了三年。她会做四川泡菜，大哥喜欢吃。大哥家十几口人吃饭，四世同堂，每天吃饭要开两桌，大人一桌，小孩一桌。大哥家的几个孩子都很喜欢她，她也离不开孩子们，她对邓家是有功的，作出了很大贡献。

我们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都是单传，到我们这一代才发展起来。常到邓小平家的是邓先芙、邓先群两姐妹，因为她们的母亲夏伯根还在，经常去看母亲。①

①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撰写的个人简历。

①《话说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２004年８月出版，第3—５页。